3月有11日中午，十屆人大一次會議代表剛剛聽完“兩院”報告回來，黑龍江代表、省檢察長徐發就被我們從飯桌上截住，就秘書現象問題我們採訪了這位檢察長。

    望著他這聰慧的眼睛，尋找他的答案，“xxx市新近做出‘凡是領導幹部調動工作，一律不準帶原來秘書’的規定，難道有什麼不妥嗎？”我們向徐發詢問，“你作為黑龍江省的檢察長，對反腐敗問題應該更有發言權。”

    “那不定。”徐發的快速回答表明他超人的機敏反應。

    “我們必須看到問題的實質。”，徐發略有所思地低下頭沉思，“當前的腐敗問題很複雜，主要表現為對權力的制約不夠，導致一部分官員出租權力的現象比較多。”他笑著想了想：“一些人的投入不是靠投向生産而是官員，而一些官員又需要出租自己掌握的權力和地位獲取財富，這就産生尋租和出租權力的問題，一部分人通過行政審批獲取資源或政策，而一些官員是用權力或地位換取財富，這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由人治向法制過渡時期，常常發生的腐敗現象。”

    “你講的很精闢，可以具體地描述這個權力尋租現象嗎？”我們問。

    徐發笑了笑，進而變得嚴肅起來：“我們人大每年都要審議計劃報告，納入預算的其實只是國家財力的一部分，還有相當一部分是掌握在官員手上，由官員審批，加之透明度不高，這就産生了腐敗的土壤。”

    “怎樣剷除這個土壤？”我們有些急切地問。

    “我認為將來隨著制度和機制的改革，增加這個透明度，比如説可以給各個省省長以特別經費，給各個市長以特別經費，但除此外，都要按照國家建設和人民需要進行透明分配，跑步進京也分配不到什麼他也就不跑了，他也就不會腐敗，我説這是計劃經濟造成的，計劃經濟就是靠分配，市場經濟就是靠競爭。”

    “這是一種權力的異化。”徐發接著又説，“如果我們不從制度上制止這種異化，我們反腐敗的效果就會受到限制。所以我只能説，幹部調動不帶秘書，只是一種積極作法。”

    “我們黨給幹部配秘書，是工作需要的關係，而不是依附的關係，你工作來回調動還老是帶著原來的秘書，確實容易形成依附關係，也確實發生了一些秘書現象，李真就是一個典型。”徐發搖搖頭，笑了笑，“但是從另一方面看，xxx市的作法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比如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有的幹部交流到了另一個地方，他很快就重組了秘書，照樣可以搞腐敗，所以那不是治本的辦法，關鍵看我們的幹部能不能自律，能不能從道德到法律上嚴格要求自己。”徐發一氣説了好幾個能不能。

    “但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要靠制度靠機制，總理在政府報告中強調要減少審批，就是要減少腐敗。試問出問題的秘書都是自己帶來的嗎？”

    我們都笑了。(光明日報記者朱偉光、中央臺記者畢國昌)

    中新網 2003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