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檔案
童增,副研究員,1956年出生。1982年畢業于四川大學經濟係,後攻讀北京大學法律系國際法碩士研究生。上世紀90年代,提出國際法上的戰爭賠償和受害賠償理論,引發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運動。現為北京一家投資公司董事長,同時兼任兩家上市公司獨立董事。1991年3月25日曾撰寫關於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萬言書而引起關注,今年出版《最後一道防線———中國人基因流失憂患錄》,針對SARS問題提出了基因武器論。
■ 核心觀點
●很長一段時間,保釣活動都是個人行為,現在有了聯合會後,就形成了一個合力,發揮出團隊的力量。
●有了團隊之後,保釣運動會愈發成熟,經費的募集、管理、使用也會更加規範、透明。
●我們中國人根據中國法律依法對釣魚島開發經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我們正在申請開闢一條航線,讓中國人可以赴釣魚島觀光。
●我們根據“國際法”對自己領土開發是一種實質性的捍衛領土完整的行為,對於宣示主權更具實際意義。
●要把網上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區分開來,網上那種極端的民族主義者,也就是“憤青”,我們是不贊同的。
●中國的民族主義並不極端,一旦從網上轉入網下,到具體的操作和活動組織上,它就會變得非常理性,我們在保釣活動中,一直最強調的就是自始至終的理性。
■ 對話動機
12月26日至28日,全球華人保釣論壇在廈門召開,來自海峽兩岸和香港地區以及北美、南美的30多位代表參加了此次論壇。海內外保釣人士回顧了以往的保釣行動,商討建立聯絡機制,併為今後的保釣行動做籌劃。保釣論壇上一致通過了《保釣宣言》,同時,宣佈成立“中國保釣聯合會”,童增被推為會長。
昨日,童增在北京接受《新京報》採訪,介紹了保釣組織的一些具體情況,並且提出了一個驚人的想法———租用釣魚島。
保釣行動各有分工
《新京報》:你能談談這次“中國保釣聯合會”成立的背景和過程嗎?
童增(以下簡稱童):這次在廈門召開的全球華人保釣論壇是由“中國愛國者同盟”、“918愛國網”、廈門一家網吧共同發起和組織。其實,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早在1996年的時候就成立了,只不過一直都是名義上的存在,並沒實質性的活動,這一次是正式掛牌,並且有了常設機構和專人負責,辦公室設在廈門。此次《保釣宣言》由一位加拿大華人撰寫,我們在論壇上作了修改後對外發表。
《新京報》:聯合會的組織框架是什麼樣的?
童:大家推我為會長,但副會長的人選現在還沒定下來。會長之外還有七個常務會員,分別是馮錦華、張立昆、李南、李義強、虞海澤、盧雲飛、周文博;然後還有一些顧問,這些顧問中有人是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
《新京報》:聯合會的常務會員今後有沒有工作上的分工?
童:目前還沒有完全定下來,但基本的分工已經敲定。“愛國者同盟網”的創建人和站長盧雲飛分管宣傳工作;具有多次保釣出海經驗,多次擔任保釣行動總指揮的張立昆分管出海工作;保釣志願者李南分管聯絡工作;李義強就是發起這次論壇的廈門一家網吧的老闆,廈門辦公室的那邊的工作就由他來負責。
《新京報》:根據中國的法律和政策,成立社團協會要有挂靠單位,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現在挂靠在哪一家單位?
童:我們沒有挂靠單位,真的。
《新京報》:那麼聯合會在民政部門註冊登記了沒有?
童:也沒有,但我們一直在按照程式向有關部門進行申請和諮詢。
《新京報》:此次論壇召開和聯合會成立好象很低調,很多媒體都不知道。
童:是的,我們只通知了兩家媒體,一個是新華社,另一個是當地一家媒體。我們怕關注的媒體太多了,大家説法太亂的話不好。而且我們在人數上作了控制和篩選,因為想參會的實在太多。有一位農民帶了一筆錢跑到北京找我想參會,被我婉言拒絕了,還有30個想參會的人不知道論壇舉辦的確切地點,居然跑到福州去找我們。
《新京報》:你們組織保釣活動以及開這次論壇,經費方面如何解決?
童:這次赴廈門召開論壇,住宿、吃飯費用都是自理,會務費由我來出,資助了幾千元。很多民間保釣人士生活雖然不至於窮困潦倒,但也談不上富裕,經費基本上都是自理,負擔還是比較重。後來我們組織了出海保釣活動,逐漸有了些捐款。上次出海保釣,我個人捐贈了2萬元,但馮錦華和張立昆都將這筆錢平均分給了每個出海的志願者。
《新京報》:很多人曾表示很關心你們保釣活動中所募集經費的管理、使用,你有何看法?
童:現在想向我們捐款的人很多,也有人提出過這種問題,曾有人對我們表示過:“我可以向你們捐款,但你們得公開化,合法化”。我想,在有了團隊之後,保釣運動會愈發成熟,經費的募集、管理、使用也會更加規範、透明;但我們以前仍然把經費的使用狀況在“918愛國網”裏進行了公示。
《新京報》:聯合會的成立對保釣運動有什麼意義?
童:很長一段時間,保釣活動都是個人行為,現在有了聯合會後,就形成了一個合力,發揮出團隊的力量。
我們要租用釣魚島
《新京報》:“中國保釣聯合會”成立後,你們會有些什麼舉措?
童:我們明年同樣會舉行出海保釣活動,為此,保釣志願者們正在作準備,天天在練習,但近期正在實施一個大的舉措,爭取租用釣魚島……
《新京報》:是嗎,這個舉措比較令人吃驚,能否具體解釋一下。
童:我們正向有關部門進行諮詢,因為國家不是剛出臺新政策嘛,允許個人租用無人島嶼,所以我們想租下釣魚島進行開發和經營。
《新京報》:這個舉措很有想像力,也挺大膽的,你覺得國家會批准嗎?
童:我們正在努力,肯定會有一定難度,但我個人對結果感到十分樂觀。
《新京報》:即使你們租用釣魚島的申請被政府批准了,但有沒有考慮過很現實的棘手問題,就是你們如何登上釣魚島進行經營和開發呢,據我所知,釣魚島是有日本軍艦守護的。
童:這不要緊的!首先,釣魚島是中國領土,日本染指釣魚島是竊取我國領土的行為,我們中國人根據中國法律依法對釣魚島開發經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現實問題我們也考慮到了,但只要申請得到國家批准,剩下的問題民間來解決,至於跟日本打官司、交涉什麼的那是我們的事了。所以,不要擔心,先拿到租賃權再説!而且我們正在申請開闢一條航線,讓中國人可以赴釣魚島觀光。
《新京報》:日方有沒有在釣魚島上進行開發和經營?
童:就我們所知,日本還沒有開發釣魚島,據説釣魚島目前歸日本一個家族“擁有”,但聽説日本想把釣魚島租給美國人作靶場。
《新京報》:你認為獲得釣魚島租用權對於保釣運動有何幫助?
童: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不管從歷史淵源還是地理構架上説,釣魚島都是中國的領土;我們根據“國際法”對自己領土開發是一種實質性的捍衛領土完整的行為,對於宣示主權更具實際意義。
民族主義要拒絕非理性
《新京報》:針對民族主義的討論現在比較多,尤其是極端民族主義,持各種觀點的都有,批評者有之,褒揚者有之,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童:我認為民族主義在中國只是處於起步階段,作為一種精神,民族主義在每個國家都存在;即使在歐洲和美國,尤其在“9·11”之後,民族主義色彩也很濃厚。不過,要把網上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區分開來,網上那種極端的民族主義者,也就是“憤青”,我們是不贊同的。對待網上極端民族主義的表現,我們也要換個角度看,平時生活中壓力比較大,到了網上就無所顧忌的發泄;其實不過是一種情緒的宣泄罷了,它不能代表主流的民族主義。而我們所宣揚的民族主義是指和平、理性的民族主義。
《新京報》:你認為民族主義怎樣可以避免走向極端?
童:其實,中國的民族主義並不極端,一旦從網上轉入網下,到具體的操作和活動組織上,它就會變得非常理性,説明中國人非常成熟了。我們在保釣活動中,一直最強調的就是自始至終的理性。《新京報》:你與那些看法不一致的人士是否曾就有關問題進行討論和交鋒,例如,前段時間你寫了本書《最後一道防線———中國人基因流失憂患錄》,其中提出了基因武器論,似乎引來了不少批評和爭論。
童:這方面的交鋒和討論還真的很少,一般我是不作回應的;一方面我要管理公司的事務,一方面還要從事對日索賠和保釣活動,時間並不多。
民間保釣記事
●第一階段
1970年9、10月間,香港學生興起保衛釣魚島運動,11月下旬,行動得到美國威斯康辛和普林斯頓兩大學學生呼應。
●第二階段
1996年7月“日本青年社”在釣魚島北小島設置太陽能燈塔。
同月,日本政府宣佈實施二百海裏專屬經濟區,把釣魚島列島包括在內,並派出海上自衛隊艦艇巡邏。
9月2日香港成立“保釣行動委員會”,並計劃借船在下月五日到釣魚島拆毀燈塔。
9月22日由“全球華人保釣大聯盟”主辦的“首航釣魚島”突擊隊18名成員和42名中外記者,乘坐“保釣號”出發前赴釣魚島。
9月23日保釣行動委員會10名代表及台灣保釣人士一行60多人分五船進入釣魚島水域,受到16艘日本軍艦圍堵,對峙兩小時後放棄搶灘計劃回航。
9月26日“全球華人保釣大聯盟”召集人陳毓祥從保釣號跳下釣魚島附近水域,表示中國人有權在國土領海中游泳,不幸遇溺身亡,
10月7日港臺保釣人士陳裕南、曾健成及金介壽成功登陸釣魚島。
●第三階段
2003年6月22日,馮錦華、張立昆、羅就(港)、曾海豐(港)等15名人士組成中國民間“保釣團”,從浙江省玉環縣出發,前往中國固有領土釣魚島宣示主權。
6月23日上午8時50分左右,“保釣”船在距離釣魚島不到50海裏的地方遭日本海上保安廳多艘軍艦和飛機的攔截、驅逐。
當日下午3時許,“保釣”船被迫返航。
10月9日,一批內地、港臺民間人士再次組織出海保釣,在前往釣魚島途中遭到日本多艘軍艦的攔截,保釣人士幾經努力之後不得不于20時15分返航。返航點距離釣魚島僅百米。(記者 段宇宏 北京報道)
《新京報》2003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