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中國外交部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並指出這是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嚴重違反和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與中美兩國人民的利益是背道而馳的。陳水扁為什麼把這樣繁重的任務交給康寧祥去完成？康寧祥到底是何許人也？讓我們看看他的一些老底。

    一、“黨外”和民進黨的重要領袖

    康寧祥，1938年生於台北市萬華區。祖籍桃園縣，祖上以農為業。父親年輕時來台北市開餅鋪。康1957年入中興大學法商學院行政係，1961年畢業。當過家庭教師、推銷員和加油站工人。1969年11月5日，以無黨籍身份當選為台北市議員，開始步入政壇，1972年當選“增額立法委員”，從此隨著台灣新興“黨外”勢力的崛起，他和黃信介成為並駕齊驅的“黨外”領袖。

    台灣在兩蔣時期，反對派人士從政有兩條渠道，一是參加“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和縣市長的角逐，爭奪權利；二是辦雜誌，掌握輿論工具。康寧祥充分利用這兩個渠道，大力拓展自己的政治空間。1975年連任“增額立法委員”之後，1980年再度連任，1983年又尋求連任時失利。1986年當選為“增額立委”，1991年為第二屆民進黨不分區“國民大會”代表。

    1975年8月創刊《台灣政論》，黃信介為發行人，康寧祥當社長，它的大部分成員都是土生土長的臺籍知識分子。他們代表中産階級宣稱：《台灣政論》要繼《自由中國》、《大學雜誌》之後，撐起台灣民主運動的大纛。該雜誌猛力抨擊國民黨“權力分配的不平衡”、“政治機會發展的不平等”，強烈要求國民黨當局走“現實主義的路”，改造“國會”，通過公平選舉，重新分配權利。雖然它很快被勒令停刊，但是為“黨外”勢力的發展“偷偷埋下了種子”。

    1979年6月康寧祥和司馬文武（張春男）合作創辦《80年代》雜誌，後來二人又合辦了《亞洲人》和《暖流》，三個月刊一度並出，為康寧祥和“黨外”勢力製造出很大的聲勢，取得了巨大的宣傳效果。1989年6月，康寧祥在台北市創辦《首都早報》，但因事過境遷，銷售不好，很快收場。

    1986年5月，康寧祥和林正傑聯合組織黨外公政會“首都分會”，康為理事長，同年9月參與創立民進黨，是該黨康係龍頭老大，連任兩屆中常委。在1988第三屆全黨代表大會之後，被黨主席的黃信介聘為黨的顧問，1990年10月，民進黨中常會以其“參加國統會違反黨的決議”為由，中止他的顧問聘任。

    二、一直受到美國的賞識

    康寧祥從政後，一直受到美國激賞，1974年就被美國《時代雜誌》，列為台灣人中唯一的“全世界未來150位社會領袖人物”之一，美國國務院的一份報告也稱其為“台灣近一個世紀以來，持反對立場的政治人物中唯一具有政治人格者”。故被美國看中，作為它在台灣推行“雙軌政策”的工具。從1970年起多次應美國國務院等單位邀請訪問美國；1983年選舉失敗後，接納他在喬治城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進修，讓其親身切實感受美國的“民主政治”。他和美國的關係中，最惹人注目的是1982年的“黨外美、日四人行”。

    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中美建交、隨著台灣“民主化”發展和“黨外”勢力台獨傾向初露端倪，美國加緊推行“以華治蘇、以臺治華、以獨治臺”的策略，故在1982年6月，美國國務院通過“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邀請“黨外”勢力的代表人物“增額立委”康寧祥、黃煌雄、張德銘和“監察委員”尤清訪問美國，這就是所謂的“黨外美、日四人行”。四個人在美國與國務院、國防部、國家安全會議的官員及國會議員、中國問題專家等方面的人士，進行了廣泛地接觸、晤談，同時，他們還和那裏的“台獨”組織、“台灣同鄉”，就台灣政局發展、台灣前途達成多項共識。康寧祥等的“四人行”，是台灣“黨外”勢力首次以團體形式離臺進行國際活動，是其活動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幾方面獲得突破性進展。

    首先，“住民自決”成為“黨外”的第一訴求。“黨外四人行”從頭至尾都把“台灣前途應尊重台灣1800萬人的意願與決定”放在首位，島內“黨外”雜誌也紛紛發表文章，遙相呼應，至同年9月28日，“黨外”人士在康寧祥主持下，通過題為“民主自決救台灣”的“國是聲明”。聲明第一條就是“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人民共同決定”。從此，“黨外”勢力一改過突出“解除戒嚴”、“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等“政治結構性”訴求的做法，把有關“台灣前途”的“民主、自決”放在了首位，成為和國民黨鬥爭的焦點問題，而且把“民主、自決”視為圭皋，直到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和“台灣前途決議文”，都是一脈相承的。

    其次，島內外“台獨”勢力開始公開勾聯。康寧祥等人在美國不但首次公開與台獨組織接觸，還和24個“台灣同鄉會”發表“共同聲明”。聲稱：“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1800萬人共同決定”、“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等。這不僅打開了兩股分裂勢力公開勾聯的禁區、為逐步實現兩者“合流”打下基礎，還制定出了共同行動綱領。

    再次，“黨外”勢力開始將主要矛頭對著祖國大陸。從“黨外四人行”開始，它公開表示要和國民黨“同舟共濟”，一起反大陸、反統一。這集中體現在他們一改“黨外”勢力一向強烈反對美國賣武器給台灣當局主張，不但支援美國向臺出售武器，還説服在美“台灣同鄉”也贊成“為了台灣的安全，美國要繼續賣防禦性武器給台灣”。

    第四，“黨外四人行”一路鼓吹：未來5至10年內是發展台灣民主化的“黃金時期”，“黨外則是促進民主化的一支不可取代的建設性力量”，呼籲“美國朋友幫忙”，來實現“台灣的民主化”。美國的“高人”也為他們支著：台灣的“民主化”不可避免，但“應該採取和平的、逐漸演進的方式”，不能有“暴力活動”，否則會影響美國“對台灣的看法和信心”。當時著名報人陸鏗説，“美國在擁抱台灣黨外”，“這反映出美國對於台灣獨立仍存幻想，至少對於一中一台是不能忘情的”。

    總而言之，“黨外四人行”增強了“黨外”的“台獨”傾向，時為政論家的唐建國指出：“黨外四人行自美返國後，從他們演講、報告的詞語中，除了充滿喜悅與成就的情緒外，隱隱約約的可以看出，他們自美國帶回了‘自決’與‘獨立’的信念”。

    三、反對勢力中的務實派

    以台灣中産階級為基礎的“黨外”勢力，在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一成氣候，就有激進和務實之分。前者以“補選立委”黃信介為首，主張用群眾街頭運動的方式與國民黨抗爭；後者以“增額立委”康寧祥為首，主張通過“議會道路”實現和平改革。後來激進派在“高雄事件”中遭到鎮壓，其路線也隨之破産，“黨外”勢力的活動進入低潮。

    事件之後，康寧祥收集“黨外”殘部和新崛起的力量，利用島內外依然存在的有利於發展民主運動的條件，通過1980年“增額立、監委”選舉和1981年的五項地方公職人員的選舉，使“黨外”勢力又恢復壯大起來。它在恢復、重新崛起的過程中，都接受康寧祥的務實穩健路線，但羽毛豐滿後，許榮淑及其帶領下的林正傑、邱義仁、陳水扁等黨外新生代，又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與他發生了新的更加嚴重的分歧。

    康寧祥主張，面對“中共威脅”，鋻於國民黨政權仍是“台灣政治發展的主導力量”，且其權力已主要掌握在技術官僚和國民黨新生代手中，他們將在台灣推行民主政治，因此，“黨外”應該採取“先求生存，後求發展”的策略：承認國民黨的領導地位，與其“同舟一命”，“革新保臺”，“合力摧毀共産黨的威脅”，以達到“互利共生”的目的。為此，“黨外”應該採用和平漸進的“體制內改革”，“利用時間這一有利的工具”，通過民主選舉，逐漸“蠶食”國民黨政權，最後達到“台灣政權台灣化”的目的。在“過度時期”，“黨外”“不能偏激冒進，不能使用暴力”，否則會“吃緊弄破碗”，使“黨外”再次招致像“高雄事件”那樣的鎮壓。對於“黨外”自身，康寧祥認為“黨外山頭”、“公職挂帥”是無法避免的，“黨外”要減少意識形態色彩，不分真假，不要求隊伍純而又純，使它變成一條人人可走敢走的路。

    “黨外”主流派成立民進黨之初，這兩條路線的矛盾、爭鬥依然存在，康寧祥仍然屬於務實派，直到康係在民進黨內衰退、式微、消失止。

    四、為“台獨”勢力劃出了活動軌跡

    在“黨外”時期，康寧祥或直接出面發表言論，或通過他的雜誌刊載文章，端出了較為系統的“台獨”主張，在基本面上，民進黨的活動沒有脫出他劃的那條軌跡。除了前面提到的“民主自決”、“台灣政權台灣化”之外，又如：

    關於“憲政體制改革”。康寧祥不斷鼓吹：“30年前所訂立的憲法，到今天已不適合了”，“今天台灣所面臨的最大危機就是憲政危機”；“本人問政12年來均堅持一個原則：即在現有體制下從事憲政改革。”並提出：“應該學習西德制定一個更切實際的新法律，暫時取代憲法的地位，重整新的政治秩序”。

    關於“中華民國——台灣”。《亞洲人》提出，台灣為了應付中共“統一中國主權”的挑戰，“國民黨政府必須暫時擱置對大陸擁有主權的宣告，正視自己目前只是有效控制臺、澎、金、馬的事實，設法使‘中華民國----台灣’這個政治實體取得國際法上的名分，如此才能穩住陣腳，立於不敗之地”。否則，仍堅持對大陸的主權，“必將退無死所”。

    關於“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八十年代》載文主張：“中華民國在事實上是一個獨立存在，主權完整的國家。例如日本承認了中共政權，但是臺日航線問題仍是與我們談判……此示中華民國在台灣是獨立行使主權的，也表示台灣和大陸之間的實質關係，並非一個國家、兩個政府，而是兩個國家。”

    依靠美日，對抗統一。康寧祥一面宣稱：“希望美國朋友幫忙“，實現台灣民主化；一面提出：“台灣人民對中共之敵視，逐漸地是著重于保鄉、保土、保産、保國之自衛心理……台灣之所以結納美日等強權，是為了自保防止中共進攻台灣。”他還提出：“要記住，以我們未來的生存和發展，日本的關係是我們的重要命脈之一。”

    五、得到李登輝陳水扁的青睞

    由於康寧祥根深蒂固的“台獨”理念以及與美國政界、學界的良好關係；由於他在“台獨”勢力中元老級重量級地位；也由於他有一套出名的“老康的功夫招式”---熟悉對手、判斷準確、老成持重、善抓時機、究竟策略、手段圓熟，因而得到李登輝和陳水扁的青睞。

    “台灣之父”李登輝在位時，先聘康寧祥為“國是會議”籌備委員、“國家統一委員會”委員，後來又在他推薦下當了“監察委員”。康寧祥在“監察院”內一直擔任“國防委員會”總召集人，負責尹清楓命案及拉法葉艦軍購弊案的調查。媒體説，康寧祥沒有辜負李登輝的“一番苦心”，在調查拉法葉艦舞弊案時，他力主彈劾郝柏村，但對李登輝的所作所為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現在又成了“台灣之子”陳水扁手下的紅人。今年5月17日，台灣當局正式宣佈，任命康寧祥為“國防部”軍政“副部長”。

    台灣媒體報道，從今年初，陳水扁就開始考慮“國防部副部長”的人選，並最終鎖定了康寧祥。陳水扁一是想借重其“監察委員”任內積累下來的豐富的國防知識；二是希望能在適當的時候讓他代替湯曜明出任“部長”，以逐步在“國防部”內建立了自己的“扁家軍”；三是要借重康和美國的深厚關係。但康寧祥曾婉拒出任，他最大顧慮在於：在尹清楓命案及拉法葉艦軍購弊案的調查中，身為項目小組召集人，得罪不少軍中高級將領，這可能會辜負陳水扁所托，難以落實陳水扁“文人領軍”、“軍隊國家化”的理想。不過，高層仍不改初衷，“國安會”要員多次奉命勸進，最後在尹清楓案等調查告一段落後，陳水扁才完成這項人事調動。

    （本文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網2002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