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中國社科院 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學勤曾斷言:判斷一項考古發現是否價值重大,要看其能否使人們獲得對於當時歷史的全新認識。盤龍城商代遺址堪稱這樣一種類型的考古重大發現。
改寫“商代文明不出黃河流域”這一史學界公認的觀點,也許是盤龍城最大的宏觀意義所在。史學泰斗郭沫若在他主編的巨著《中國史稿》中,將盤龍城的宮殿木骨架結構作為商代文明的典型配圖祥述。盤龍城的城邑結構和宮殿建築技藝,具有很大的史學價值。但專家們認為,從遺址發掘出大量文物,期間所傳達出的豐富資訊,包括其深層次的文化內涵,還遠遠不為了解,況且盤龍城遺址的總面積約為1.1平方公里,已發掘面積還不到其1%。這塊看起來荒涼的土地下面,究竟還埋藏著多少珍貴文物呢?
迄今為止,盤龍城共出土了3000多件文物。有種類繁多的青銅器,刀、斧、錛、鋸、鑿等工具,鉞、戈、矛、刀、鏃等兵器,以及鼎、鬲、爵、盤、觚等禮器,都採用了渾鑄法和分鑄法,展示出高超的青銅冶煉技術和精湛的鑄造技藝。此外,還有大量的陶器、玉器、石器和漆木器,反映出極高的工藝水準。這些生活用品或工藝品上的花紋有饕餮紋、夔紋、聯珠紋、渦紋、弦紋等,還有一些簡單的幾何形紋樣,線條有粗有細。不少是在中國美術史、漆器工業發展史、音樂考古史等方面佔有很重要地位的考古新發現。但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李桃元不無遺憾地説,目前相關學術界對這些方面的研究還不夠深入。
尤為重要的是,盤龍城累計發掘的近40座商代墓葬體現出了豐富的組合資訊。出土的隨葬品中,到處可見商代最典型的標準組合即酒器斝、爵、觚,並以套數的多寡區分墓主身份的高低。商代重酒器,而周代重食器,周代隨葬品的標準組合是“鼎簋組合”,可是在盤龍城較高規格的墓葬中已經出現了“鼎簋組合”。從商到周,兩種差別極大的文化是怎樣發展的呢?我國古代的禮器是怎樣演變的?這些都是有待研究的重大課題,而對盤龍城及其出土文物不斷深入的研究,將有助於我們更深的了解那一段歷史和文化。
新華社 2002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