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載中國人口的隆隆列車，迤邐地賓士過20世紀的原野。每經過一個年度的驛站，都有數以兩千萬的新乘客擁擠上來。然而，這列車並沒有因為超員的重負而減速，因為整個20世紀的歷史昭示世人：雖然中國——這承載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列車長度在增加，可其拉力和速度也在增加，甚至於在20世紀的最後二十年，這列迅捷行駛的列車，還將地球村其他村民的目光都聚焦在其前所未有的發展增速上。
但我們卻並不能以此而沾沾自喜，因為人口總量的壓力正日益變得沉重。
21世紀前40年在中國人口增長到峰值的過程中，有兩大問題：前20年就業壓力大；後20年養老負擔重。
養活中國還靠中國人自己
1994年，任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的美國人萊斯特 R 布朗就在《世界觀察》上刊出了他驚世駭俗的文章——《誰來養活中國——當2030年中國糧食問題成為世界問題的時候》。1995年，這位布朗先生又發表了同樣驚世駭俗的文章——《未來的限制》。他的主要看法是：在2030年，中國的糧食消費和糧食生産之間，將出現2.16～3.78億噸的缺口。布朗旋風得以颳起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他將2030年中國的總人口預測在16億左右。
這種充滿擔憂的叫聲引起了不小的恐慌。但中國的學者經過謹慎研究後指出：我們要以中國的地養中國的人。中國不但在近期能夠自己養活自己，而且在未來，還必須立足於自己養活自己。改革以來我們中國的最大成就，就是迅速解決了人們的溫飽問題，並進而遞進到小康水準。20世紀90年代中國糧食産量的增長與糧價的穩中有降，暫時緩解了布朗旋風所造成的那種普遍的憂慮，但像布朗這樣具有馬爾薩斯意義的哀聲，在未來中國人口總量的增長中，我們肯定還會聽到不少。
有人撰文分析，認為我國確保經濟發展速度不低於8%的預算中，就有兩個百分點是用來保證滿足新增人口達到全國平均生活水準所需的；有4個百分點是用來保證現有人口提高生活水準所需的；最後剩下的兩個百分點才用來滿足提高經濟生活發展水準之所需。
面對這樣的呼聲，我們的口號只能是：讓青少年受到更好的教育；為成年人提供充分就業的機會；為老年人創造必要的福利待遇；在發展中走豐衣足食的道路。
另據報道（2001年3月28日），在今天上午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國家統計局局長、國務院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副組長朱之鑫發佈了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主要數據。我國總人口為12.9533億人。
我國于2000年11月1日進行了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登記工作。普查主要數據的快速匯總結果表明，我國人口有如下變化：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得到有效控制。人口素質進一步提高。老齡化進程加快。少數民族人口有較快增長。家庭戶規模繼續縮小。城鎮化水準發展較快。
焦點一
中國的“嬰兒爆炸”
“嬰兒爆炸”是人口學界慣常描述二戰之後人口增長的一個基本術語。戰爭過後的補償性結婚和補償性生育在短期內導致了大量嬰兒的産生，出現了所謂的“嬰兒爆炸”（Baby boom）。
可西方各國的“嬰兒爆炸”與中國的“嬰兒爆炸”相比，卻是小巫見大巫。因為中國的人口總數，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未經嚴格普查，讓人蒙昧難知。就連當時的領袖人物，也不知道中國到底有多少人。甚至於某些學術精英或政治領袖，還深深為中國人口之少而擔憂。比如梁啟超和孫中山，就是如此。
他們雖然在政見上水火不容，但在對外強入侵情境下中國人口之多寡的認識上，則出人意料的一致：他們都是人口不足論者，他們都鼓勵人口生産以防止滅種亡國。在孫中山那裏，四萬萬中國人的人口總數一直持續了兩百年。這種認識甚至於也影響了當時的某些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在1949年9月，毛主席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的開幕詞中説，中國的人口總量已經達到了4.75億。
可時隔不久，我國于1953年7月1日進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表明，該年我國的人口總數已經超過了5.94億。5.94與4.75這兩個數據之差為1.19億。即使將1950、1951、1952這三年的凈增人口估計為4000萬（年均凈增加1300萬左右），那麼，1949年我國大陸的人口總量當為5.5億左右。可見，學者們在1949年為毛主席提供了一個錯誤的人口數據，誤差額竟然在8000萬左右。
和平時期人口的迅速增長則更讓大家先是歡呼雀躍，繼之又張口結舌。馬寅初先生在其《新人口論》中就這樣説，“現在一般估計中國人口大概每年增加1200～1300萬，增值率為20‰，”但“我認為近四年來人口增值率很可能在20‰以上”。時任政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數據公佈之後，多次呼籲要控制人口數量。只可惜後來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受到錯誤批判，國家在當時沒有及時採取計劃生育政策。
在“嬰兒爆炸”的影響下，我國人口出現了急速增長的強勁態勢。1950～1958這9年間，由於社會安定、經濟增長、就業增加，我國每年平均新生兒人數達到2000萬左右。三年困難時期雖然有所減少，但新生兒人數仍然在1959、1960、1961年分別為1647、1389和1188萬人。而在1962到1972年的10年間，中國每年出生的新生兒人數幾乎都在2500萬人以上，在1968年甚至於達到了2954萬。這個數字，相當於2000年台灣與香港人口數量的總和。
於是，黨和政府很快就認識到了人口增長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巨大壓力，20世紀70年代開始大力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我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出現了下降的態勢，由20世紀60年代的25‰以上，降低到了70年代的12‰左右。80年代初期，由於各方面原因的影響，我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有所回升，徘徊在13‰和16‰之間。但在整個90年代，黨和國家領導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堅定這一認識。每年的3月，江澤民總書記都要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品質的重要性。這使得我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平穩下降，到1998年終於下降到了9.35‰，1999年繼續走低，降至8.77‰。
計劃生育政策的貫徹執行，有效地控制了中國的人口增長速度。如果將2001年自然增長的人數估計在1000萬左右，那麼，在2000年的12.65億基礎上，內地在2001年年底的人口總量當為12.76億左右。
焦點二
中國人口政策是一個創舉
人口出生率與死亡率之間的對比關係，直接決定著自然增長率。倘若出生率大於死亡率，則人口凈增長；倘若死亡率大於出生率，則人口凈減少。從現有數據可以看出，我國人口的死亡率在新中國成立後很快就降低到了10‰以下。如果説在解放前中國人口曾經處於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階段的話，那麼，新中國成立之後的社會安定和生産發展，則很快使我國人口轉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階段。市鎮人口在解放初的增長率長期居高不下，在1957年表現為36.01‰。但到了60年代，由於鄉村合作醫療衛生體系的建立，農村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這致使農村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也迅速升高，在1965年表現為29.47‰。
經過黨和國家最近30多年對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我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穩步下降。終於到90年代末迎來了低生育水準的局面，也使我國人口過渡到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階段，有人將之稱為“後人口轉變”。現在，我國人口的增長狀況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簡潔地表達：低生育水準、高增長量。
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從1963年的33‰降低到2000年的8‰左右，是人類歷史上的創舉。這正如《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準的決定》所闡述的那樣，在新中國成立50年以來，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經濟還不發達的情況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過快增長，使生育水準下降到了更替水準以下，實現了人口再生産類型從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歷史性轉變，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綜合治理人口問題的道路，對穩定世界人口的增長做出了積極貢獻。例如，若按照1973年的生育水準推算，最近20多年來，我國累計少增加的人數，就在3億左右。
死亡率的下降，直接導致了我國人口預期壽命的提高。舊中國，人口死亡率很高，約為25-33‰，嬰兒死亡率甚至於在200-250‰以上，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僅有35歲。目前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達到 70歲以上，男性大約在70歲左右，女性大約在74歲左右，比發展中國家高出10歲。特別是女性平均預期壽命達到了74歲，比聯合國提出的到2000年世界婦女平均預期壽命達到65歲的目標高出了9歲。過去説人生70古來稀，可現在的中國人，只要不出什麼意外，大多都能活到70歲以上。
焦點三
農民階級向工人階級迅速轉化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半個多世紀中，對我國社會影響最重大的事件當是城市化。
從“一普（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簡稱，下同）”到“四普”，我國鄉村人口的數量在凈增加。但自“四普”之後，鄉村人口的絕對數量卻開始減少，這既表明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速度的加快，也表明我國城市吸納農村人口能力的增加。如果把人口城市化視為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指標的話，那麼，我國的現代化水準明顯提高。自2000年開始，我國部分大城市和絕大多數的中小城鎮，開始進行戶籍制度改革。到2001年年底為止，我國各大城市，基本都對原有的戶籍制度進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放寬了農村居民轉變為城鎮戶口的政策限制。即使是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戶籍制度的改革也拉開了序幕。戶籍制度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預示著我國未來人口城鎮化的速度將呈加速度趨勢。
人口城鄉構成的變化，也極大地導致了我國階級、階層結構關係的變化。在傳統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的階級、階層結構主要表現為兩階級加一階層（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但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制度創新，給社會各階層——尤其是給農民階級以巨大的解放。伴隨農村體制改革的成功和農民收入的增加，農民階級以家庭為單位的産業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農村鄉鎮企業的興起和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領域的轉移，極大地增加了農民階級自我轉化為工人階級的動力。勞動力的産業間、區域間和城鄉間流動，又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農民階級職業類別和社會地位的轉變。
這從中國人口的城鄉構成上可以明顯地看出。因為農村人口占中國總人口的比重已經從改革初期——1982年的79.4%減少到1990年的73.77%，並進而減少到2000年的63.91%。現在，在中國的農村從業人員構成中，鄉鎮企業工人就佔了1億多。如果將脫離農業生産領域而長期在城鎮和大城市打工的8千萬到1億農民工也算作工人階級的話，那麼，中國農民階級的人數將大為減少。據估計，我國當前種植農人數佔整個社會從業人員總數的比重已經降低到了44%左右。可以有預見地説，當前所進行的戶籍制度改革還將為農民階級轉化為工人階級而增加更大的促動力。中國農民階級向工人階級的轉化，中國工人階級人口數量前所未有的增長，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階級階層分化的最大特徵。
焦點四
少數民族人口現已超過1億人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漢族人口所在的地區——尤其是廣大農村地區率先實行了土地改革政策，漢族人口的生活水準和醫療狀況相對改善較快，從而拉動自然增長率提高。可少數民族地區的情況在當時卻較為複雜。不管是政權建設還是文化習俗的變化都比較緩慢，再加之各少數民族文化水準相對較低，接受現代教育的人口較少，而且醫療條件的改善速度也較為緩慢。所以，這一時期各少數民族的人口雖然也有迅速的增長，但增長速度明顯低於漢族人口。
在1953年“一普”時，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08%，但到了1964年的“二普”時期，其所佔比重卻下降到了5.78%。自20世紀70年代初期始，中國政府開始實行比較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的增長——尤其是漢族人口的增長速度才逐漸放緩，“三普”時少數民族佔內地總人口的比重較“二普”有了增長。
自1982年“三普”開始到1990年“四普”止，國家一方面對漢族人口實行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盡力控制內地人口總量的增長；另外一方面，相對放寬了少數民族的人口控制政策，尤其是對某些人口較少的少數民族，更是實行著一對夫婦可以生育“二孩”或“三孩”的政策。再加上政府對少數民族政策的優惠，某些在父系或母系有過少數民族家長的漢族子女，也紛紛在此一時期“轉變”為少數民族。
所以，在“三普”到“四普”之間的8年間，少數民族佔內地總人口的比重增長最快。1990年少數民族人口占內地總人口的比重為8.04%。從1990年“四普”開始到2000年“五普”的這10年間，少數民族地區也開始控制過快的人口增長，其人口在總人口當中所佔比重的增長速度放慢了。2000年，少數民族人口占內地總人口的比重為8.41%，只比1990年“四普”的8.04%增長了0.37個百分點。但少數民族人口的總量已經達到了1.643億。
自1982年“三普”開始到1990年“四普”止，國家一方面對漢族人口實行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盡力控制內地人口總量的增長；另外一方面，相對放寬了少數民族的人口控制政策，尤其是對某些人口較少的少數民族，更是實行著一對夫婦可以生育“二孩”或“三孩”的政策。再加上政府對少數民族政策的優惠，某些在父系或母系有過少數民族家長的漢族子女，也紛紛在此一時期“轉變”為少數民族。
所以，在“三普”到“四普”之間的8年間，少數民族佔內地總人口的比重增長最快。1990年少數民族人口占內地總人口的比重為8.04%。從1990年“四普”開始到2000年“五普”的這10年間，少數民族地區也開始控制過快的人口增長，其人口在總人口當中所佔比重的增長速度放慢了。2000年，少數民族人口占內地總人口的比重為8.41%，只比1990年“四普”的8.04%增長了0.37個百分點。但少數民族人口的總量已經達到了1.643億。
焦點五
總體文化素質仍然欠佳
一般來説，在一個國家的人口構成中（尤其是在勞動力人口構成中），高學歷人口所佔比重越大，人力資本含量越高，則這個國家人口的勞動生産率就可能越高，這個國家人口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推動力也就越大。
自“二普”開始到“三普”的18年間，我國每10萬人中“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的比重僅僅從416人增長到615人。而每10萬人口中具有“高中和中專”文化程度的人口則增長迅猛，從1319人增長到6779人。但從1982年的“三普”到1990年的“四普”這8年間，伴隨我國高等教育制度的快速發展，每10萬人口中“大專及以上”人口數迅速增加，從615人增長到了1422人。從1990年“四普”到2000年“五普”這10年間，“大專及以上”人口的增長率更加迅猛。以2000年每10萬人口3611人計，凈增加了2189人。應該説，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中，教育貢獻了一個不可估量的份額。
文盲和較少受教育的人口，則不僅影響著勞動生産率的提高，而且還嚴重阻滯著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水準。故在一般意義上，文盲率與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呈反相關。
在1964年“二普”時，我國人口的文盲率高達34%，在“三普”時降低到23%，到“四普”降低到16%。到2000年的“五普”時已經降低到了7%左右。把文盲率降低到7%左右是共和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因為現行九年制義務教育制度的推行，我國新生人口中的入學率基本已經達到了99%以上，在15歲及以上人口中，我國的文盲率將越來越少。
雖然2000年我國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為3611人/10萬，但這些高學歷人口在各地區間的分佈極不平衡。例如，從城鄉區別上來説，我國城鎮每10萬人口中“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為8899人，鄉村僅僅為492人。城鎮每10萬人中“高中和中專”文化程度人口有21265人，但鄉村僅僅為5316人。從地區差異上來説，北京市2000年“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6歲以上人口的比重為17.55%，可近在咫尺的河北，這一人口占6歲以上人口的比重卻僅僅為2.85%，廣西為2.59%，貴州為2.14%。
雖然2000年我國總人口文盲率已經下降到了7%左右，但各個不同地區的文盲率卻存在顯著的差異。華北和東北地區的文盲率較低，絕大多數省份都在5%以下，但西南和西北地區的文盲率卻較高。其他如青海、甘肅、寧夏、貴州、雲南、安徽的文盲率都在10%以上，其分別為18.03%、14.34%、13.40%、13.89%、11.39%、10.06%。
所以，從這一點來説，西部大開發的主要任務，應當主要是提高該地區人口的文化水準，提高這些地區勞動力人口的素質。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只有具備一定人力資本的勞動力人口，才能適應于市場經濟的競爭。
焦點六
未來養老壓力有多大
一般而言，一個國家0-14歲人口在總人口當中所佔比重越大，這個國家的人口就越年輕；0-14歲人口逐漸減少，15-64歲人口逐漸增多，65歲及以上年齡人口在7%以下，則這個國家的人口越呈“成年型”；一個國家65歲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當中所佔比重超過了7%，則這個國家的人口就進入了“老齡化”時期。2000年普查表明，我國65歲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當中所佔比重已經達到6.96%，這等於已經跨入了老齡化社會。
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中國人口出生率的高速增長時期，0-14歲人口在總人口當中所佔的比重在上升，從“一普”時期的36.28%上升到了“二普”時期的40.69%。自20世紀70年代我國嚴格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伴隨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的降低，0-14歲人口的比重開始直線下降，到“三普”時下降到了33.59%，“四普”時下降到了27.69%，“五普”時進一步下降到了22.89%。老齡化是一個人口結構的概念。一方面是我國人口的平均壽命的延長導致的老齡化，另外一方面則是少兒人口的相對減少而導致的老齡化。
在一般人的思想中，仿佛城市較農村老齡化嚴重。但這錯了！不管是政府部門還是人口學界，在人口老齡化狀況預測中所犯的一個通病，就是忽略了人口流動所導致的城鄉結構的變化。考查以往的預測，都是城市人口的老齡化程度嚴重於農村。對某一個老城市來説當然如此，比如説上海就是這樣。但對於新型城市如深圳來説，到2000年為止，其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才1%多一些。就全國來説，實際情況卻是城鎮人口的老齡化水準低於農村。可以説，正是人口流動，或者更準確地説，是青年人口自農村向城市的流動，有效地緩解了城市的老齡化。再加上中國人口基數的龐大，老齡化的速度儘管在“加速”，但在未來的20年之內，我們還可以“負重”。
因為2005年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重為7.83%，2010年為8.47%，2015年為9.7%，在2020年為11.8%，故老齡化對中國是一個壓力，但在近期，卻並不是一個很大的壓力。可在2020～2040年這20年中，65歲及以上老年人佔總人口的比重會加速增長到19%左右。那時，我們會碰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焦點七
就業、就業，還是就業
15-64歲勞動力人口在總人口當中所佔的比重迅速上升。2000年普查顯示，我國該年齡段人口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重達到了70.15%。2001年年底，我國城鄉共有就業人員7.3億，比整個西方發達國家總就業人數的4.3億還多出了3億。多種預測表明，未來中國勞動力人口所佔比重會長期處於70%左右的高水準上。所以，我國現在和未來20年都會處於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紅利”時期。某些人往往會因此而興奮起來，有“紅利”總比“欠虧”或“缺少”要好！
其實，我們還不能因此而盲目樂觀。因為勞動力人口的增多意味著對就業崗位的需求在增長。倘若社會提供的就業崗位不能滿足勞動力人口增長之所需，那麼，失業將長期困擾21世紀初葉的中國。因而，在人口學界看來，失業問題不是一個短期可以解決的問題，更不能期望近期緩解就業壓力。國家應該將解決失業問題作為長期國策來對待，幾乎在21世紀的前20年，我們都對此不能掉以輕心。15-59歲人口會一直增長到2020年之後，才會剎車。該年齡段人口，到2010年時將達到9.2億人——與現在相比會凈增加1億勞動力人口；到2020年時，會更進一步增加到9.4億。這就是説，在未來的20多年間，我國將在克服現有失業人口和下崗人口就業問題的基礎上，還要為新增加的這1.2億人口進一步創造就業機會。
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業問題就凸現為我們這個社會最主要的問題之一。
1992年，城鎮登記失業人口為393.9萬人，登記失業率為2.3%；1993年，城鎮登記失業人口為420.1萬人，登記失業率為2.5%；
1994年，城鎮登記失業人口為476.4萬人，登記失業率為2.8%；1995年，城鎮登記失業人口為519.6萬人，登記失業率為2.9%；1996年，城鎮登記失業人口為552.8萬人，登記失業率為3%；1997年，城鎮登記失業人口為557.58萬人，登記失業率為3.1%；2000年，城鎮登記失業人口為595萬人，登記失業率為3.1%。
在2001年年底，城鎮登記失業率增長到了3.6%；2002年3月又增長到3.7%。如果説登記失業人口中包括下崗職工的話，那麼，2000年的失業率會增加到7%左右，2001年會更高。從最近的統計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出，下崗職工的再就業率也開始下滑，另外，城鎮失業率的計算還未包括農村的1.5億剩餘勞動力。
過去，我國長期遭受過失業之苦：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國有企業職工的下崗，都給國家以重大壓力。現在我們正在經歷經濟結構的調整，失業與就業問題成為壓倒一切的大事。如果説有什麼問題需要我們常常記挂的話，那就是：過去是“就業”，現在是“就業”，未來還是“就業”。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大成就，就是成功解決了將近13億人口的吃飯和溫飽問題。而現在，中國正在以穩健的發展，解決著佔世界勞動力總量26%的勞動力人口的就業問題。全世界都在對這一問題矚目相望。
就業問題的解決，可以從以下兩點去思考：第一是發展經濟，特別是注意發展那些有市場潛力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第二是充分就業。在某些情況下，效率與充分就業之間確乎矛盾，但能否在效率與充分就業之間找到一個社會發展的平衡點呢？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焦點八
關於WTO的老話題
有位著名學者在談到中國加入WTO的影響時説，這既不是紫氣東來，也不是洪水猛獸，而是機遇與挑戰的結合。考慮到WTO對就業與失業的影響，這句話就顯得更加精當。因為近期學術討論的重大話題，就是加入WTO究竟會增加就業還是增加失業。當然，這最初的話題仍然屬於“進口的洋貨”——來源於老外的兩項預測：
第一是比較樂觀的、在眼前就能夠創造效應的預測。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和亞洲銀行的測算，中國加入WTO後可使GDP增加2.94個百分點。而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就可以新增加400萬個就業機會，即3個百分點會增加大約1200萬個就業崗位。
第二是比較悲觀的，但卻也充滿發展前景的預測。根據華盛頓國際經濟研究所的評估，中國加入WTO後，隨著關稅的降低和農工業産品進口的全面放開，將導致約1100萬人失業。但數年之後，勞動和資本市場將再度充滿活力，從而增加就業崗位。
國內學術界對這兩種預測採取了相容並納的態度。因為這兩種相互對立的判斷能夠同時成立的依據在於：開放後的要素流動和中國勞動者的市場競爭力相比哪個更居於優勢地位。這就是説，如果經濟擴張，吸納勞動力的能力進一步增加，目前就能夠創造比較多的就業機會；但如果經濟未擴張，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未變，或者在競爭中處於不利的地位，則進口的增加可能同樣也會導致失業的增加。
對於汽車、機械、糧油加工、電子通訊設備、電氣機械、儀器儀錶、冶金、石油天然氣、煤炭採掘等來説，可能會面臨嚴峻的競爭形勢，從而選擇退縮的發展態勢，導致這些産業原有職工“走人”，減少數百萬的就業崗位。但對於紡織、商業、建築、化工、食品加工、皮革製造，以及服務業等來説，則很可能在短期擴張，吸納更多的就業人員，增加數百萬以至上千萬的就業崗位。大致來説，近期我們會遭受很多挑戰，但遠期會增加一些就業崗位，但此前提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的順利發展。
WTO對農村、農業與農業勞動力的影響會更大一些。尤其是我國的糧棉種植業，過去價高質次，缺少國際競爭力。但現在的農業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大農業（農林牧漁）中，農作物的産值只佔大約一半多，而在農作物當中，水果、蔬菜、油料、花草、煙茶等産品的比重又越來越大，這些，會因為擴大出口而創造就業機會。故只要我國加快農業産業結構的調整步伐，就可以降低農業所受的負面影響。
WTO將加速我國的全球化進程。在全球化競爭中，為保持近期所取得的有利地位，比較有效地解決就業問題，以下兩點是必須考量的：
第一，普遍提高勞動者的受教育年限，增加我國人力資本的存量，使其適應于科學技術的進步並緩解當前的就業壓力，減輕資本排斥勞動力的幅度。
第二，繼續保持勞動者的工資競爭力，維持世界製造業中心向我國轉移的趨勢。
焦點九
血緣家庭正在轉變為婚緣家庭
在近三千年的農業社會中，中國的家庭結構和家庭規模都未曾發生過什麼較大變化。自1949年始，社會主義的制度配置，開始改造家庭內部的諸多功能結構，使婦女真正走出家門，得到空前解放，這是對家長制和夫權制的重大動搖和威脅。
但家庭結構的變遷仍然是緩慢的。政治上層建築對家庭制度的強制性改造，遠不如經濟基礎對其既定結構的侵蝕來得快、來得猛。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同時也開啟了家庭革命的新紀元，並由此加速了中國家庭由血緣關係為主向婚緣關係為主的轉變。這一轉變帶來的最顯著特色是家庭戶規模的變小。
人們的補償性生育行為，曾經使20世紀50年代的家庭戶均規模迅速提高。但由於“大躍進”所引起的三年困難時期人口死亡率的提高，我國的家庭戶均規模曾經有所縮小。在1962或1963年之後的補償性生育，又使家庭戶規模開始增加。一直增長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才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下迅速下降。1990年“四普”時家庭戶均人口規模為3.96人，2000年“五普”時的戶均人口規模為3.44人。
在婚緣化過程中，我國的家庭生活將日益呈現以下十大趨勢：
第一，家庭的生育功能大為減弱，夫妻生養子女數直線減少。這表現為城鎮一對夫婦一個孩子，農村一對夫婦大約在兩個孩子左右。
第二，青年、成年家庭正在核心化，老年家庭正在空巢化：不管是在農村還是在城市，成年子女結婚都盡可能選擇單獨居住。即使是子女，也由於求學或工作而使其在家庭中生活的時間越來越短。很多夫婦在40多歲時就不得不眼睜睜看著子女離家他往，謀求發展。
第三，傳統血緣家庭轉變為現代婚緣家庭。親子關係所佔比重越來越輕，夫妻關係成為家庭關係中惟一持久的關係。
第四，初婚年齡一再推遲，非婚家庭開始出現，農村青年女性向城市的流動速度加快。
第五，養老職責正在從子女養老向配偶養老轉化。老年夫婦中年紀較輕、身體較健康者承擔著主要的伺候和精神慰藉服務，他們自“空巢”開始到七十多歲都要相依為命。伴隨子女數的減少，家庭老年照料産業將迅速發展，“雇傭保姆養老”的模式已經出現。
第六，婚姻觀念在改變，湊合的夫妻不再“湊合”，離婚率會長期居高不下。
第七，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進一步上升，夫婦越來越平等。
第八，教育投資在家庭開支中所佔比重越來越大。
第九，家庭經濟或家族經濟還有生命力，家庭的經濟再生産功能仍將維持。
第十，單身家庭、單親家庭、再婚家庭和只有夫婦兩人的家庭比重會增加。
焦點十
未來中國人口少於15.5億
中國未來總人口的峰值是多少？這是當今世界最關心的問題之一。
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不管是在學術界還是在媒體宣傳中，大家形成了一個基本認識，即中國未來的總人口峰值在16億左右，應當於2050年前後達到這一頂點。有關糧食安全問題的討論，幾乎都離不開這一似是而非的結論。甚至於在對中國可持續發展問題的討論中，學者與政府官員都視16億為一個“定論”。可預測畢竟是“預測”，誰能夠對未來50年的人口變化情況給出一個確切的回答呢？就連近期的人口預測，人口學界也未曾給出一個比較“可信”的模擬。
例如，絕大多數預測都可能高估了2000年中國的人口總量。不管是聯合國還是國內的研究機構，很多預測都將20世紀末中國大陸的總人口估計在12.7~12.8億之間。可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結果卻發現這一數字是12.65億，其間竟然相差了1千多萬。現在看來，學者們還是對計劃生育所造成的總和生育率的下降程度估計不足，也對城市化所帶來的人口增長抑制因素估計不足，對我國的城市化率估計不足。
儘管各項預測對2000年總人口基數做了較大的估計，但在預測中都發現中國未來人口的峰值不會達到16億。如果考慮到2000年中國大陸的實際人口為12.65億，也考慮到現行計劃生育政策在近期不會發生重大的調整，那麼，中國未來的人口總量將達不到16億，而可能在15.5億左右，峰值當在2040年前後。從近期來説，中國2010年的人口總量，也不會到達14億的計劃控制目標，而可能在13.7~13.8億左右。
倘若中國未來的城市化速度發展更快，青年的初婚年齡進一步推遲，則人口的出生率還會有所下降。那麼，中國的老齡化速度將比預計的要快一些。在這種情況下，人口控制的任務就應該更多傾注在結構調整和素質教育上。
中國人口壓力持續到何時
■人口普查
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某一特定時間按照一定標準對其全部人口進行調查，以取得該國或該地區的有關人口的社會、經濟、自然特徵的全部資料。人口普查與人口日常登記全然不同。
我國至今為止共進行過五次人口普查。最近一次是2000年11月1日。
■核心家庭
指一對夫婦與其未成年子女所組成的家庭。
家庭與家戶是兩個相關性很強的概念。但也存在某種程度的區別，比如説，家庭更偏重於血緣或姻親關係，家戶則更偏重居住、消費和養育關係。家庭規模的小型化，一方面指的是家庭人口數的逐漸減少，另一方面也指家庭關係的日益簡單化。應明確理解核心家庭與家庭小型化之間含義的區別。
■空巢家庭
子女離開家庭獨立居住謀生之後，由留下的中年夫婦或老年夫婦所組成的家庭被稱為“空巢家庭”，正像飛禽的子女羽翼豐滿飛走後形成“空巢”一樣。
在夫婦生育子女數較多，生育期限較長的社會，空巢化幾率較小。比如説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已婚婦女一般要生育5到6個孩子，其生育完最後一個孩子的年齡往往接近50歲左右，等她們將最小的子女撫養到成年，往往會接近70歲。在預期壽命較短的情況下，父母親有時會在最小的子女成年之前去世，而要由“長兄”將其最小的弟弟或妹妹撫養到成年，故有“長兄如父”的説法。所以，當夫婦生育子女數較多時，其來不及“空巢”就可能辭世。
■丁克家庭
“丁克”是英語“DOUBLE WORKING NOKIDS”的翻譯，即新結婚的一對夫婦都在外工作而沒有孩子。在婦女的就業率上升得較高時，更多強調的是夫婦自願不要孩子。
現在在大城市，就存在相當比例的丁克家庭。
■單親家庭
由父親一方與其未成年子女所組成的家庭，或由母親一方與其未成年子女所組成的家庭為單親家庭。如果説原來的單親家庭是由父母親當中一方的亡故所致的話，那麼，現代單親家庭則主要由父母婚姻的破裂所致。當然，在西方國家，還有某些“未婚媽媽”生育子女所致。
■老齡化
60歲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不斷增加，14歲及以下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逐漸縮小的過程，叫做老齡化過程。在國際上，一般把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10%的社會、或者將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7%的社會叫做老齡化社會。
我國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65歲及以上人口已經佔總人口的6.95%，這説明我們已經跨入了老齡化社會的門檻。
■戶籍制度
我國的戶籍制度最早建立於1951年，開端于該年7月公安部頒布實施的《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在1955年6月，國務院又發佈了《關於建立經常戶口登記制度的指示》，將戶口管理的範圍擴大到全國。但我們今天所討論的戶籍制度，實際上主要指1958年1月由全國人大通過並以國家主席令形式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因為該條例以法律形式對各項戶籍管理內容進行了明確規定。而1964年8月國務院批轉的《公安部關於處理戶口遷移的規定（草案）》所落實的兩個“嚴加限制”，則更將計劃經濟時期的“控制”行為發揮到極致，因為它徹底地堵住了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的大門。這兩個“嚴加限制”是：從農村遷往城市、集鎮的要嚴加限制；對從集鎮遷往城市的要嚴加限制。
新時期以來戶籍制度改革的主要內容，就是打破由此鑄造的堅固城鄉壁壘，消除其二元特徵，淡化城市戶籍的高附加值，並廢除附加於其上的許多不合理功能，如教育、就業、醫療和社會保障等，並以擁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的職業或生活來源”為落戶的基本條件。
■人口總量對我們的壓力一直要持續到2040年或2045年
記者：第五次人口普查的一個數據引人注目，就是中國人口的出生性別比（以100名女嬰對應的男嬰的數值）升高，而且地區間不平衡，廣東、海南都比較高。這種性別的失調對未來的危害是什麼？
張翼：的確如此。現在我國人口的出生性別比大約是116左右。在國際上來説，人口出生性別比一般在103到107之間是正常的。我們在第四次人口普查時，就發現出生性別比有了較大的上升。原來是農村的出生性別比在上升，現在，市和鎮的出生性別比也上升了，這就是結構性失衡。
性別比的失調所造成的危害非常嚴重，對未來主要的負面影響是婚配問題，即因為在同一個出生隊列或同期群中存在男性多女性少的性別失調而形成婚姻擠壓。未來農村可能女性的流動比男性要大一點，這時婚齡人口性別比的失衡情況，在農村就可能比城市嚴重。現在就存在由於人口流動所造成的某些農村的婚姻擠壓狀況。比如西北、四川某些地方的女性到深圳、珠海或者一些鄰近的城市去打工，不願意回去，造成這些地區、尤其是這些地區貧困山區的男性找到配偶的難度加大。所以，人口性別比失調將來主要表現為對婚齡弱勢群體的擠壓。
記者：國家干預“性別選擇”能不能根本解決性別比的問題？
張翼：發現人口出生性別比升高，國家一直在干預，比如説對B超機的使用，以及對一些江湖醫生的處罰等等就一直是在干預，但我認為干預的難度比較大。老百姓自己的生育偏好還有一個長期轉換過程，在別的地方也存在這種現象。比如南韓和我國的台灣地區在推行家庭計劃過程中出生性別比一度上升得比較快，但城市化水準達到70-80%後，女性在社會生活中與男性的差別就會縮小，她們承擔的家庭職責及就業能力也會提高，性別歧視現象會減輕，人們的生育觀念也逐漸會改變。所以城市化、社會進步以及生産力的提高對出生性別比都有影響。其主要通過社會生産力的進步而解決問題。
記者：從近幾次人口普查來看，中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一直在下降，為什麼人口的峰值還要滯後那麼多年才到來？人口總量的壓力還不輕鬆。
張翼：我們在50年代的時候，每年出生的嬰兒數都在一千八九百萬，60年代人口每年增加大約2500萬，1968年那一年將近增加了兩千八九百萬的樣子，導致現在人口基數很大。
最近召開的全國人口工作會議上，大家一致得出結論，我們現在雖然是人口結構轉變成三低的局面：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長率、低死亡率，但三低存在的同時還存在這樣一種情況，就是低出生率，高增長量。出生率的進一步降低，會對未來人口的年齡結構以嚴重影響。原來我們國家的人口結構是一個金字塔型的，現在中間很突出，底層在慢慢縮小，高層也在增加。現在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不同的研究者得出的結論不同，有些人説在1.9左右，有些人説在1.8左右。但總是在降低。總和生育率2.1是更替水準。
人口總量對我們的壓力一直要持續到2040年或2045年，那時城市化可能要達到50%—70%，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會逐漸開始自覺控制自己的生育行為，現代化中的農村也會轉變生育觀念，因為城市化進行到一定程度，城市生活的人們的住房壓力會加大，孩子的養育成本會增加、人們用於人力資本的投資額也會佔更高的比重。這會降低人們對子女的需求動機。另外婦女社會地位提高之後，擇偶的觀念會改變。她們不會隨便找一個男人將自己嫁出去，並依靠這個男人生活，她要首先找到一個工作崗位，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撐起自己事業的支點，然後再選擇配偶，這就把婚齡推後了。這會極大地降低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上海現在就是人口負增長，北京也已經接近0增長。將來伴隨城市化過程的加快，我想中國的人口計劃生育政策也會調整。
■《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從今年9月1日實施，對政府和老百姓而言都有益
記者：提到計劃生育政策，無論中外都很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計劃生育將會推行到哪一天為止？
張翼：2001年底，國家通過了《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從今年9月1日實施，通過這個法就是要很長時間內穩定低生育水準。
對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的問題，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説要等到人口零增長的時候再調整，還有一些人主張説，我們還應該更進一步地控制人口，及早實現負增長；有人説將來把我們的人口控制在7億或者6億左右的狀況比較好。
我感覺計劃生育的政策收益是少生3億人，對中國的經濟增長有大貢獻，使得老百姓的生活水準有了提高。但另一方面，客觀上導致我們國家老齡化的速度比較快。日本從90年代老齡化的速度就非常快，10年之間從13%增長到17%，正好這十年是日本經濟的停滯時期。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萊因教授在考察日本的情況時就説：由於日本的人口，尤其是勞動力人口、青年人口的降低和老年人口的增加，直接導致日本在10年之內經濟蕭條。所以，如何將人口數量的控制與年齡結構的調整結合在一起制定政策，就成為我們在未來必須重視的課題。
記者：在《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之前實行了多年的“計劃生育”都是作為國家政策，對百姓而言，這個變化有什麼不同？
張翼：法律的出現，對政府和老百姓而言都有益。因為只要是政策，當地政府就可以解釋這個政策。而法就只能夠由最高權力部門來解釋。另外，《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頒布，還使人們更多地注意人口問題，而不僅僅將人口控制理解為計劃生育問題。最後，生殖健康與知情選擇，我們必須依法落實。原來某些地方政府執行計生政策中很可能存在粗暴、莽撞的行為，比如強制性結紮問題等，現在就可能是違法的，因為我們必須在“知情選擇”的前提下進行。
■21世紀前40年有兩大問題：前20年就業壓力大；後20年養老負擔重
記者：未來的中國人口問題中，那些將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
張翼：我認為21世紀前40年在中國人口增長到峰值的過程中，有兩大問題：前20年就業壓力大；後20年養老負擔重。
關於前20年的就業問題：關鍵是在發展經濟增加就業崗位的同時，調節就業人口的工資預期和崗位短缺矛盾，建立協調機制。現在我們普及了9年義務制教育，而中專水準、高中水準的人還比較少。最近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增加了，大學擴招了，研究生增加了，甚至博士生的年畢業生人數也在增加。但我們應該花更多的精力普遍提高全民的人力資本，在總體上增加學齡青年的受教育年限。讓更多的人接受現代教育是我們的立國之本。現在世界製造業中心往中國轉移，就是因為中國有廉價的人力資源。中國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解決就業問題的能力就比較大。但隨製造業技術密集程度的增加，初中以下學歷人口的就業能力就比較差了，而受高等教育的人工資預期額比較高，從最近幾年的失業人口上可以看出，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存在著摩擦性失業。如果能夠擴張農村高中的招生人數，讓絕大多數初中畢業生進入高中或中專學習，這一方面可以緩解當前農民工的流動壓力，另外一方面還可以增加中國人的受教育年限，為未來準備豐富而較為廉價的人力資源，並促使那些人力資本較高的人向城市轉移。
後20年的養老問題，由於農村青年人口流動到城市,農村老齡化程度就會增加，另外一方面我國的農村還缺少社會養老機制，解決這個問題難度要比城市大。
如果從微觀層面討論家庭的養老問題,那麼， 由於家庭的逐漸核心化,空巢時期會來得較早,可能45、46歲的中年夫婦就開始進入空巢時期，一直持續到老年。養老由三個方面構成,一個是經濟供養,第二是精神寄託,第三是家庭勞務。原來我們更多關注的是經濟來源,但養老金仍然不能夠解決家庭的勞務負擔問題,也不能解決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問題。你如果到過溫州，你就知道保姆對空巢老年人的重要性，老人們還要抱怨缺少親情關係的生活。即使在發達國家，絕大多數老年人都不是在養老院或老年公寓度過自己的晚年,他們基本都壽終正寢在自己家床上。中國未來老年人的絕對數量是如此之大，單純依靠社會養老很難解決某些現實問題。日本現在每年就有40萬人離開工作崗位回家去伺候老人。家庭小型化過程中，我國未來的養老産業將是一個很大的産業。現在有些人就在盤算老年産業問題，可以説對市場瞅得很準。
■現在民工的概念不是農民工，而是在城市裏工作的那些被強制賦予了農民身份人的統稱
記者：近２０年人口的流動性越來越強，未來將呈現哪些特點？
張翼：20世紀八、九十年代初期的流動，主要講的是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的季節性的流動，是農民工的遊擊戰。到90年代後期，非國有經濟發展了，城市為農村人口在城市謀生提供的空間也擴展了，很多流動者不再流動，而轉變為陣地戰，在城市紮下了營盤，從而也增加了城市的容量。另外一個情況就是：自90年代後期開始，城市與城市之間的流動人口也增加了，任何人都有可能流動。北京就存在著一個數量龐大的“漂族”。可以説，城市之間的流動人口會越來越多，這是一個趨勢。
因為是流動，無法生根，增加的生活成本也很大，而且城市設施對流動人口並不完全開放。比如説他們得為子女的就學交納很高的教育贊助費。戶籍制度還得改，與戶籍制度相關的那些並不公平的配套制度也應該改。2000年、2001年很多大城市把自己的戶籍制度改得更為寬鬆。但現在看來，對人口的城市化作用還不是非常強。對於流動人口來説，城市的門檻還很高。
現在預計，城市化每年會增加一個百分點，現在是36%，到20年後會增加到56%，就有超過7億的人口在城市生活。那剩餘勞動力就必須從農業裏面脫離出來，進入到城市，而且農業本身所吸納的勞動力是很有限的，將來農業現代化程度越高，需要勞動力就越少。
記者：現在很多時候，民工的工作崗位比以前來説似乎更適合女性。
張翼：以前我們一提起民工就是男性，是掃大街的，是建築隊的，是賣菜的，是幹臟累差的活兒的這些人。現在我們要轉變對農民工形象的認識。城市服務業的擴大，女性在城市裏找工作的機率就比男性多，在珠海、深圳、東莞等地都是這樣，女性民工的人數就比男性多，找到工作的容易程度也比男性大。在西方發達國家也是一樣，不管是在美國還是歐洲市場上，女性在城市裏面找工作的概率遠遠大於男性。
在新興城市裏，大量工人來自於農村。他們的受教育程度也增加了。所以現在民工的概念不是農民工，而是在城市裏工作的那些被強制賦予了農民身份人的統稱。現在，很多民工就從來沒種過地，他們上初中，上技校，或接受其他職業培訓，然後通過招工來到了城市。他們根本就不熟悉農活，一旦城市裏面找不到工作，回到家後也不會種地。
現在，北京有將近300萬農民工，上海有350-370萬，廣東有700萬到1000萬。男女兩性都流動，學歷層次在升高，操作技能在強化，這是當前農民工不同於他們的父輩的最大特徵。 （張翼、譚璐、李靜）
《北京青年報》2002年7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