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的一個錯誤做法被新聞單位曝光後，該地領導竟對新聞單位的報道做出規定：批評副科長以上幹部，必須徵求領導的意見。

    此“規定”一齣，這個地方的幹部要麼拒絕採訪，要麼接受採訪也不説話。當地的許多幹部和群眾説，這種規定，無異於在輿論監督中設置了一個障礙：要想批評副科長以上的幹部，首先就要徵得他們的同意，如果不同意，批評報道就會流産。這種做法，新聞記者不滿意，群眾也不滿意。

    這種做法，實際是限制採訪。

    黨和政府對新聞報道有具體的規定，新聞記者的權利和義務也是明確的。新聞輿論要唱響主旋律，要充分發揮黨和人民喉舌的作用。同時，要加強輿論監督，揭露和批評那些違反黨的方針政策，違背法理，違背民意，違背科學的現象。當然，真實是新聞的生命，批評報道一定要講事實，不能作假，記者(或作者)要對自己的作品負責。如有必要，批評的內容要讓被批評者了解，耐心聽取他們的意見。這也是為了保證批評的客觀和真實。但是，這與那種抵制批評的所謂“必須徵求意見”是兩回事。各地黨委和政府，在對待新聞報道這個問題上，就應該不折不扣地按照中央的規定辦事，嚴格遵守有關法律。有些地方自己另設“規定”，限制新聞採訪，而且規定什麼“批評副科長以上幹部要徵求領導的意見”(其實是要取得被批評者同意)，顯然屬於“另搞一套”，與法治精神和加強輿論監督的精神相悖。

    制訂規定限制批評，從一個方面表明，有些地方的幹部，對批評的認識、對批評的態度還較偏頗。在最近各地發生的幾起大事故中，就有人千方百計地封鎖消息、掩蓋真相、阻礙曝光的事情發生。有的甚至雇人對前去採訪的記者大打出手。某些幹部之所以那麼懼怕批評和曝光，説白了，就是怕真相大白後，責任被追究，頭上的烏紗帽保不住。

    其實，批評本身，是對工作的一種監督和幫助。被批評者，應該正確對待善意的聲音。錯了就改，對群眾、對自己都有好處。即便犯了錯誤，或負有領導責任，也要有點“負荊請罪”的精神，敢於認錯，承擔責任。再説，“紙包不住火”，在現代社會，想要掩蓋事實真相很難。諱疾忌醫，聽不得不同意見，甚至對批評者橫設障礙，看起來好像堵住了暫時的漏洞，實際上，那個漏洞會越堵越大，最終吞噬設障礙的人。

    設置障礙，限制批評，反映了那些地方的幹部骨子裏還有一種“小國之君”的心態，即“只允許我行，不準你説”。有些官員對於輿論監督的作用、幹部依法使用權力、權力必須受到制約和監督等等民主和法制的基本常識，還極其缺乏。限制採訪者還需要認真補上一課。

    《人民日報》2002年0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