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關於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徐希平博士在中國安徽地區的基因研究項目，最近一段時間中，已經引起了國內媒介和公眾的廣泛關注。然而，迄今為止，人們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屬於倫理範疇的“知情同意權”和屬於商業範疇壟斷獲利權上，卻忽略了一個也非常重要的視點，這就是國家安全的視點。遺傳工程領域的迅猛發展，已經使得開發只針對特定人群的基因武器有了現實可行性。而掌握特定人群的基因缺陷，是開發這種基因武器的關鍵。因此，一方面，我們必須堅持與國外進行遺傳工程領域的合作研究，儘快地把我國的水準搞上去，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對於這類合作研究中的國家安全、民族安全隱患保持足夠的警惕性。

    美中合作的人體試驗分析

    從90年代初開始，陸續有很多美中合作的人體試驗項目在中國國內展開，常見的手段是美國的研究機構出錢，通過留學生回國做題目，或者直接同中國的醫學院校和其他衛生機構合作，在中國人中間進行人體試驗，把試驗獲得的血清或者DNA樣本送回美國本土進行研究。

    關於抽血與基因試驗，血液是人體供氧和排毒的途徑，血液中可以了解人體對各種疾病的抵抗力缺陷，體液免疫和細胞免疫的情況，可以針對中國人種的特點來製造相應的基因武器。只要找到基因密碼的突破口，既可以用來防病，同時也可以用來害人。

    關於人體試驗的人數，動輒上萬人，這樣做分組量大，可以偷偷做協議之外的試驗。特別是某些研究專門採用5000份孿生子血樣，由於孿生子基因缺陷特點更明顯，易感性更強，因而更容易找出規律。

    關於抽血的量，正常人做體檢和疾病化驗只要2毫升就足夠了，某些研究中從每個受試者身上抽取超過正常標準3-6倍的量，這是為了在已授權的研究項目之外，另外研究其他未申報的項目。

    關於人體試驗的項目，申報的項目明顯少於實際研究的項目，就公佈的研究項目來看，其中有些是慢性病研究，如高血壓、糖尿病等，但是其中有些項目如“精神分裂症、癡呆以及染上毒癮”的研究有極強的針對性，最適合做基因武器研究，一但這方面取得突破，可以長期隱蔽使用，最終的結果是造成人種退化。

    關於人體試驗的地域，雖然中國歷史上各民族不斷融合，但是中華民族是在黃河、長江流域發源的，每個中國人身上都帶有中華民族共同的基因。所以選擇安徽安慶地區的農村，因為類似地區人口流動性小，血緣關係相對穩定，服用藥物較少。從村民的家譜推斷，當地人在本地有千餘年的定居歷史，所以美方研究機構認為他們的基因沒有被“污染”，可以更方便地查出中國人的基因特徵，是非常理想的破解東方人群基因密碼的試驗場。

    目前類似的中美合作人體試驗項目還有很多，不僅局限於安慶地區，有些至今仍在進行中。90年代初期美國還在北京、河北等地獲取了中國百歲以上老人的血樣，帶回美國研究。還有專門研究漢族與藏族的基因差異性項目，不僅獲取了漢族，藏族的基因，而且發現了東亞人種同西方人種的不同之處。

    中國生物戰防禦工作

    中國在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中，經歷了兩次大規模生物戰，曾經給中國造成重大的危害，對於生物戰，中國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慘痛的教訓。

    中國針對生物戰的防疫工作是50年代對抗美國細菌戰時發展起來的，幾十年來，國家投入鉅資建立了完整的醫療體系和防疫體系。同時發展起來的，還有為改善全民衛生條件而開展的“愛國衛生運動”。防疫體系、醫療體系加上我國的核威懾能力，構成了保護中國50年沒有受到大規模生物戰的侵害的盾牌。

    我國的防疫體系由衛生部疾病控制司——中科院下設醫學科學院——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省衛生廳防疫司——城市防疫站——區縣防疫站等機構組成。擔負著對疫情逐級上報，以及傳染病的預防、研究工作。以前主要針對傳染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近20年來，雖然有些消失多年的傳染病死灰複燃，但總體上傳染病已經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防疫部門又開展了慢性疾病研究。

    這些機構是國家的財富，其價值是不能用産值、效益等標準來衡量的。可是一旦被外國所利用，其影響也是巨大的。舉例來説：從90年代初至今，十幾年的時間裏，僅目前曝光的少數中美合作人體試驗項目就在我國境內進行了幾十萬例，其中對“哮喘病的分子遺傳流行病學”的研究一項，批准招募的受試者為2000人，但實際招募的達16686人。其“工作效率”之高，“運作成本”之低，遠遠超出常人的想像。一些外國研究機構以“科學研究”為名，只花了少數幾個美圓就輕易拿走了寶貴的中國人的遺傳密碼。有時候，在“不要國家一分錢……如何如何”的研究中，表面上我們得到了國外的一筆科研經費，但實際上，我們所付出的何止所得到的那筆科研經費的百倍。在與國外的合作項目中，存在著一個是人家利用了我們，還是我們借助了人家，或者是雙贏的問題。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的力量有限，要想利用人家，難上加難，但至少應該在一定程度上做到雙贏，至少應警惕人家對我們造成大的損害。

    新的挑戰

    基因武器的出現，使原有的生物戰防禦體系難以應付。由於基因武器隱蔽性極強的特點，和平時期正常的安全保衛手段不能有效阻止敵方在我國境內散佈基因武器；由於基因武器的使用和發現可能存在時間差，並且難以追查來源，我國有限的核威懾能力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不能有效抑制以高技術的基因武器為手段的新型生物戰。事實上沒有一種看家法寶可以永遠有效，原子彈也不例外。從破壞戰略平衡的角度看，基因武器和彈道導彈防禦系統具有相同的效果，結果有可能導致我國戰略環境惡化。

    面對基因武器的威脅，根本的對策是積極開展基因工程的研究，力爭早日取得突破性進展，建立可靠的防禦能力和威懾能力；同時高度警惕外國針對我國的基因武器研究，特別是應該高度警惕那些以“科學研究”、“國際合作”為名，暗中進行破解中華民族基因密碼的研究。這樣才能從源頭上遏制基因武器可能造成的危害。某些國家為什麼對我中華民族基因密碼如此感興趣呢？它們會允許中國的研究機構到美國去抽取血樣做類似的研究嗎？

    因為我們國家在許多科學領域確實落後，與國外的合作研究，對於我們迎頭趕上世界先進水準是必不可少的。自我封閉是不行的，那只能造成落後挨打的局面。但在對外科研合作中，如果完全喪失國家安全的警惕性，則不僅無助於我國的科技進步，反而會更加受制於人。我們今後還要積極、努力的開展對外科研合作，但必須注意研究如何為我所用，如何確保我國的國家安全。國家應該在這方面制定一套全面、有效的法律、法規。

    小資料：基因武器發展背景

    基因武器是生物武器的一種，隨著分子生物學的進步，基因拼接技術為標誌的遺傳工程技術進入實用階段。通過在細胞中接入新的基因，可以創造出新物種。這種技術一方面可以用來製造各種有用的生物産品，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於製造基因武器。

    基因武器簡介

    基因武器也稱遺傳工程武器、DNA武器。其原理主要有兩種：(1)利用遺傳工程技術或者類似技術，在現有致病細菌或者病毒中植入抗普通疫苗的基因。(2)在本來不致病的微生物體中接入致病基因。

    基因武器的特點是：(1)殺傷力大、製造方便、成本低廉。産生相同殺傷力的製造成本遠低於核武器和化學武器。例如：在一個城市上空散佈50千克炭疽桿菌氣溶膠會導致20平方公里面積內數十萬人死亡，如果用VX神經毒劑則需要4噸。(2)使用方便，隱蔽性強。基因武器可以利用特務組織、飛機、導彈等等手段在敵國主要水系的上游、大城市上空布灑，只有大規模發病後才會被發現。前蘇聯就設計過這樣的方案：平時派特務以旅遊者的身份在敵國某些地區埋藏基因武器容器，戰時通過衛星遙控引爆散佈。(3)難以防範。新研製的基因武器會使已接種或預先儲備的疫苗失效，基因武器的製造者享有單方面優勢，只有掌握遺傳密碼的製造者才可以破解，即使最終能夠破解，也會由於缺乏時效性而導致重大損失。

    從普通生物武器到基因武器的三個層次

    “911”事件後炭疽熱在美國掀起極大的恐慌，下面以炭疽熱為例，分析一下從傳統生物武器發展為基因武器的三個層次：(1)改進的生物武器。炭疽熱本來是一種存在於自然界的疾病，日本侵華戰爭期間，臭名昭著的731部隊通過大量試驗，改進了炭疽的存儲、攜帶技術，使炭疽成為一種廣泛使用的細菌武器。二戰後，美國為了利用日本細菌戰的研究成果，特別是731部隊在中國進行活體解剖的大量組織切片資料，庇護了原日本731部隊的戰犯。從1948年到1968年之間，這些日本戰犯在美國馬利蘭陸軍傳染病研究所專門研究生物武器的實驗室工作了整整20年，在當年炭疽菌的基礎研製出了危害性更大的名為“Ames”的病菌(所以“911”事件之後，美國雖然受到炭疽危害，而美國政府卻一反常態，對炭疽菌的來源三緘其口)。在這個階段，天然的細菌和病毒被改造成易存儲、便攜、毒性更大的生物武器。(2)難以抗拒的基因武器。這方面前蘇聯取得了突破性進展，蘇聯解體後外界發現，1988年，設在奧勃棱斯克的試驗基地在炭疽桿菌中接入可以使現有的十幾種西方主要疫苗和解毒劑實效的基因。這種基因武器威力極大，缺點是敵對雙方都無法抵禦。(3)只針對特定人群的基因武器。在掌握特定人群基因缺陷的基礎上，研製出只殺傷某一特定人群的基因武器。在敵對雙方種族差異較大的情況下，這種基因武器的效果尤其明顯，這樣的基因武器不但具有戰略價值，還有戰術價值，可以直接用於消滅特定的對手而不影響己方的軍事行動，這一點上，基因武器比核武器、化學武器優越得多。這種針對特定人群的基因武器可以使使用者更加肆無忌憚，使用範圍更廣，更靈活。這實質上是一種種族滅絕的殘酷手段。

    基因武器研究的關鍵

    基因武器研究的關鍵是破解遺傳密碼。研究傳統武器的過程中，製造長矛和製造盾牌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然而基因武器與其他武器不同，在基因工程領域，醫學研究和武器研究都必須從破解遺傳密碼入手。只要破解了遺傳密碼，研究者就可以自由地決定其成果的用途。破解遺傳密碼的工作需要普及的，長期的，大量反覆的試驗。特別是那些針對特定人群的研究，精心選擇試驗對象可以縮短研究週期，加快進度。(北斗工作室)

    檔案：美國哈佛大學在安徽的基因研究項目(熊蕾)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等一些機構在中國開展了若干基因研究項目，涉及大量的血樣採集，引起了國內媒介和公眾的關注。這裡公佈的材料，或許有助於關心這件事的人們了解一些情況。

    材料的來源主要是負責這些項目的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徐希平博士向美國國家衛生所(NIH)申請資助的文書，他與他人聯名發表的論文，以及美國媒介的相關報道。這些材料全部是公開的，可以從網際網路上獲得，也可以向NIH資訊自由辦公室(Freedom of Information Agency)直接索取。

    NIH資助徐希平的項目有多少？

    截止到2001年1月，中國國家遺傳資源辦公室批准的由徐希平領導的哈佛大學等美國機構在中國進行的國際合作項目共三項，即：“血壓對食鹽攝入易感性及其機制研究”，“吸煙、尼古丁成癮及其遺傳易感性研究”和“與冠心病及骨質疏鬆症有關的中間表型的生態遺傳學研究”。

    但是，NIH網站上列出的2000年財政年度徐希平作為首席科學家獲得該機構資助的項目共有9個，即：

    高血壓及其中間表型的遺傳因素(GENETICS OF HYPERTENSION AND ITS INTERMEDIATE PHENOTYPES，706,748美元)；骨殖疏鬆症的遺傳流行病學(GENETIC EPIDIMOLOGY OF OSTEOPOROSIS，761,611美元)尼古丁成癮易感性的遺傳因素(GENETICS OF NICOTINE ADDICTION VULNERABILITY，595,516美元)；內分泌失調對生殖的影響(ENDOCRINE DISRUPTION AND REPRODUCTIVE OUTCOMES，140,378美元)；哮喘病基因發現中的定位候選基因(POSITIONAL CANDIDATE GENE APPROACHES IN ASTHMA GENE DISCOVERY，435,810美元)；輪班制對生殖的影響(ROTATING SHIFTWORK AND REPRODUCTIVE OUTCOMES，307,018美元)；有機磷農藥對人類生殖健康的影響(ORGANOPHOSPHATE PESTICIDES AND HUMAN REPRODUCTIVE HEALTH，516,473美元)；尼古丁成癮易感性的遺傳因素(GENETICS OF NICOTINE ADDICTION VULNERABILITY，35,865美元)；氣管感應與肺功能的遺傳因素(GENETICS OF AIRWAY RESPONSIVENESS AND LUNG FUNCTION，660,282美元)。

    2000年度NIH共資助了4萬多個項目。據美國《科學》雜誌報道，在基因組方面獲資助最多的科學家得到6530萬美元。生物醫學基礎研究方面獲得資助最多的是1250萬美元。臨床、社會科學方面最多獲得1190萬美元。這些科學家獲資助的項目數量都少於徐希平。徐以415.97萬美元的總金額在“獲得6個以上的資助項目的研究者”中排在第4位。徐希平主持的這9個項目，全部是在中國採集樣本，大部分現場在安徽省的安慶地區。除此之外，他所領導的哈佛大學群體遺傳學研究計劃從1997年即開始與英國的雙子星座公司合作，在安徽省的安慶地區為其採集並提供5000對孿生子的血樣。

    為什麼選擇中國安徽？

    徐希平1996年在向NIH申請資助他所領導的“氣管感應與肺功能的遺傳因素”的預算論證中，這樣寫道：“美國有1200多萬哮喘病人，他們半數以上在18歲以下。最近，美國每年花在治療哮喘病方面的費用估計在60億美元。”在哮喘病和慢性阻礙性肺病這類氣管疾病中，要害的問題是具有很強的基因基礎的氣管感應和肺功能水準。而要剖析這些基本的基因“需要獨一無二的人口資源，準確而全面的表型，以及有效的研究設計”。

    他之所以建議在中國安徽進行“基因篩選”，是因為那裏人口“眾多，是同種，大多數沒有看過病”。

    在給NIH的項目申請報告中，徐希平提出，要做與哮喘病和慢性阻礙性肺病相關的兩類中間表型，即以對組胺、甲膽鹼或其他非特定主縮肌增加感應為特點，靠劑量相關的斜率來測量的氣管感應和一秒鐘內的強迫呼氣量，“理想的研究設計只考慮表型極不一致的同代同胞對”。“由於要表型成千上萬個家庭才能識別一個這樣的同代同胞樣本，所以在很多研究中，這種策略是不可行的”。但是，“有中國的規模在那裏”，給每類中間表型“收集150對極不一致的同代同胞對”的樣本是沒有問題的。為氣管感應收集的樣本“相當於大約600對表型一致的同代同胞對”，這樣的量“超過現有的任何研究”。

    這個研究項目的假設是，在比較閉塞的安徽省，哮喘病人家庭的基因對這些表型的影響是普遍的。徐希平在申請報告中提到，在美國，慢性阻礙性肺病患者很多都用過藥物，使研究受到影響，而在中國這“很罕見”。他説，選擇安慶做基因研究有以下幾點理由：(1)“個體在民族、環境、職業和飲食方面相對來説都是同質的”；(2)“村莊已存在了幾千年，常住人口相當穩定”；(3)“580萬人口的規模足以確保有4000戶指標個案家庭”。在徐希平為第一作者的一篇關於中國農村血壓問題的研究論文(《中國農村的血壓確定因素》，1997年2月發表)説，這項在安徽樅陽進行的研究的一個“強項”，就是“大多數受試者沒有服用過任何降壓藥物”。

    徐希平與他人聯名在1997年5月一期的《癌症原因控制》發表的論文《基因與環境的聯繫：為什麼中國提供了特殊的機會》，這樣説過：“人類基因組計劃通過提供人類基因圖譜，將對我們研究和理解人類疾病的能力産生巨大的影響。然而，人類許多最普遍的疾病卻是無數基因複雜的相互作用的結果。即使有人類基因目錄可用，分析通常的人類疾病所涉及的複雜的基因與環境的相互作用的任務，仍令人望而生畏。由於中國的人口特性和巨大規模，中國人口為人類基因的研究和利用生物技術最近的革命的能力提供了一種獨一無二的資源。中國為複雜疾病的基因研究提供了一種非常的群體，理由如下：

    (1)13億人口的資源使得獲得大量有著稀有(和常見)疾病的實驗對象成為可能；　(2)許多地區保留了相對的基因同質性；(3)分層清楚；(4)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環境因素和疾病發病率反差都很大；(5)家庭成員都在一起；(6)流行病學研究成本合算。”

    此外，在1996年10月向NIH提交的申請報告中，徐希平還強調他在安徽有“很好的網路”，而且“成本低”：“我們得天獨厚地適合開發表型極不一致的同代同胞對，他們作為替代類型的同代同胞常常傳遞幾倍的聯繫資訊，因為我們在中國的網路完全能夠勝任識別總共300對(表型)極不一致的同代同胞對的篩選要求，這種篩選可以達到上萬個體。”他提到了在安徽做項目的另一個好處，就是：“事實上，我們已經收集了大約25%的這類(表型)極不一致的同代同胞對(的樣本)”，早在1993年，“哈佛—中國對基因、環境、營養和人體健康的合作研究”就在安徽省的“基線跨專業研究”中“調查了總共6萬成人和兒童”。在申請這個項目時，徐希平早已經開始在安慶工作。1999年12月第160卷第6期《美國呼吸保健醫學雜誌》發表的以徐希平為第一作者的論文《一個中國農村社區的肺功能家庭聚集》(Familial Aggregation)，就明確説，現場調查是在1994年7月1日到1998年1月26日進行的。“哮喘病指標個案家庭是通過一個多階段的過程在8個縣(樅陽、懷寧、潛山、桐城、太湖、望江、宿松和岳西)收集的”。這8個縣都屬於安慶市。

    徐希平在1997年3月就“氣管感應”項目給NIH的補充報告中，概括了中國大陸特別是安慶作為“基因研究的理想現場”的幾點理由：第一，“哮喘病表型在臨床顯示上與西方世界的哮喘病一樣，因此保證了普遍性”。第二，“哮喘病和慢性阻礙性肺病患者與西方國家相比，很少甚至不用藥，因此，與所有現行西方的研究形成鮮明對比，沒有因為用藥造成的混亂”。第三，“中國很少有離婚，不變的、穩定的家庭單位在閉塞的農村地區是規範，這就得以收集綜合數據”。第四，“中國農村的家庭規模比西方國家大。雖然政府有個一孩政策，但是農村地區並沒有實行，那裏核心家庭的平均規模是6口人”。第五，“安慶地區的人口兩千年來一直很穩定，對線上性不平衡的基礎上做過細的圖譜是很理想的”。第六，“現場操作的費用低，使我們可以非常便宜而且迅速地篩選幾百萬受試者，而無須本項目承擔費用”。第七，“有非常高水準的合作，在我們所有在安慶地區的基因研究中，參與率超過95%”。第八，“目前還沒有以亞洲人，特別是中國人為基礎的研究可以與之相比，而中國人佔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12億)”。

    最後，“我們有在中國工作的廣泛經驗，建立了一支能幹的現場隊伍和實驗室隊伍，有能力收集高品質的表型數據，提取DNA，用新的研究設計進行高品質的表型”。

    NIH終於批准了這個項目，期限是1997年7月10日到2002年6月30日。在它批准徐希平申請報告的備忘錄中，提到了這項研究的主要強項，包括：“(1)研究者們對哮喘病流行病學的廣泛了解；(2)採用比較閉塞的同種人口，將有助於識別哮喘病和慢性阻礙性肺病的可疑基因位置；(3)能根據非常龐大的統計因子獲得廣泛的表型數據，而其收集費用不需由本研究項目負擔；(4)因為有數量可觀的家庭，使得研究設計(如表型極不一致的兄弟姐妹配對)的選擇可以非常有效”。

    最早的資助者是誰？

    為什麼NIH不必負擔“廣泛的表型數據”的收集費用呢？因為在NIH進入以前，哈佛大學這些項目已經有人資助。對此，徐希平在申請NIH資助“氣管感應”項目時，做了較為詳細的説明：“1994年12月，(徐希平任首席科學家的)長寧(Channing)實驗室與(美國)千年制藥公司達成協定，在中國安徽表型500個家庭(400個哮喘家庭，100個非哮喘家庭)，並把500個家庭的DNA提交給千年公司進行匿名基因搜尋，尋找哮喘基因。……1996年5月31日，這項協議延長到1999年底，家庭數量增加到1034個哮喘家庭和146個對照家庭。協議同意支付長寧篩選哮喘家庭的費用，並嚴格規定要一個患病的家長和兩個患病的兄弟姐妹。”協議同意支付費用的項目包括“問卷、嗜伊紅細胞計數、支氣管擴張劑測試、氣管感應測試、心率變異檢測、為將來的血清分析採血，以及DNA提取”。“協議規定千年公司對他們在基因搜尋中發現的任何基因享有唯一的專利權。”

    千年制藥的資助有多少？據《華盛頓郵報》報道，該公司對哮喘病這一項的初期投入是300萬美元，後來又追加50萬美元，要哈佛的中國基因項目提供400個糖尿病家庭的DNA樣本。如果美國媒體的報道不可信，那麼，徐希平1996年在向NIH申請資助“氣管感應”項目時，列了一個他本人受其他方面資助的單子，其中有幾項因為是“私人來源”，被提供材料的資訊自由辦公室抹去。這幾個項目是：(1)從94年9月1日到99年10月31日的“哮喘病基因項目”，共999996美元，主要是“收集和分析中國的問卷及肺功能數據和血樣(做基因分析)，探索哮喘病的基因基礎”。(2)從95年10月1日到96年12月1日的“安徽省遺傳學研究”，共134906美元，主要是“II型糖尿病試點研究，調查從II型糖尿病家庭獲得(數據)的兩種不同策略的可行性”。(3)從96年3月1日到98年2月28日的“中國肥胖症分子遺傳學流行病學研究”，共300613美元，主要是“研究肥胖症的遺傳基礎，聯繫到疾病的原因，設計並最終開發出治療這種病的新療法”。

    在1997年3月提交的補充報告中，徐希平所列的“私人來源”的資助如下：(1)94年9月1日到99年10月31日的“氣管感應的遺傳流行病學”，共100萬美元，“收集和分析中國的問卷和肺功能數據及血樣(做基因分析)，通過(表型)一致的同代同胞對分析來探索哮喘病的基因基礎”。(2)98年1月1日到2001年12月31日的“基礎研究調查”，共553212美元，“在中國確立一個孿生子錶型資源”，“研究環境和基因因素對複雜疾病影響的流行病學”。在這份報告中，徐希平列出他轉包給合作者之一的John Rogus的“其他資助”項目中，有一項明寫著“與千年制藥公司”分包，就是94年9月1日到99年10月31日的“氣管感應的遺傳流行病學”，共100萬美元。

    千年公司成立於1993年。據《華盛頓郵報》報道，1995年12月，在它同意資助哈佛在安徽的哮喘病項目5個月之後，瑞典一家很大的制藥公司Astra就同意投給新千年公司5300萬美元，對呼吸道疾病的遺傳基因進行研究。千年公司和哈佛官員都認為，是安徽項目確保了這筆投資。現在，它的僱員已從最初的100來人發展到超過千人。據2001年12月16日《科學時報》報道，該公司“近日透露，他們將出資20億美元收購Cor治療公司。這是迄今為止生物技術行業最大的一次收購”。

    現場調查是怎樣進行的？

    徐希平在向NIH申請資助“氣管感應”的報告中，敘述了在安徽進行現場調查的情況。報告説，“我們研究(項目)的每個縣，都有一個三級醫療網路(縣、鄉、村)。這個醫療體系在25年前建立，為所有居民提供醫療服務，它下屬的28000名內科醫生為進行一項哮喘病的遺傳基因研究提供了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為開始這樣一項研究，通過一個多階段的過程識別出了哮喘病指標個案家庭。首先，安徽醫科大學和安慶市醫院/研究所的核心研究員在每個鄉辦了一個為期3天的培訓班，培訓鄉級和村級醫生，收集指標個案家庭的資訊。第一天用來解釋研究的目的、規模和程式。介紹了指標個案家庭的定義，舉出幾個例子。要求每個村醫回到自己的診所準備一個名單，列出所有的有哮喘病患者或支氣管病患者家庭。在後兩天，從所有的村醫那裏收集起所有指標個案家庭的資訊。安徽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的肺病專家同鄉醫村醫一起檢查了所有指標個案家庭的名單，去掉那些不合乎要求的家庭。培訓班結束後，現場隊員和村醫訪問了每個指標個案家庭，用一個短的問卷證實村醫提供的資訊。他們還收集了一些額外的資訊，包括家庭人口多少，家譜，健康狀況，症狀和用藥情況。”

    “根據這些資訊，按以下標準選出指標個案家庭：(1)哮喘病患者至少8歲；(2)有一個至少8歲的同代同胞也有哮喘病；(3)父母都健在；(4)父母有一人有哮喘病史；(5)患病的同代同胞的病是慢性的，時斷時續地咳嗽或氣喘已連續3年。我們進一步識別出……有嚴重哮喘病的，有另外患病的同代同胞的，有初患哮喘病的家庭，以及屬於一個較大家係的核心家庭。最終的指標個案必須符合下列標準之一：(1)一年之內至少看過3次內科醫生(治過敏的或治肺病的)；(2)有3年以上哮喘病史的在一年之內至少去過醫院一次。”

    對於符合標準的家庭，“要求所有的家庭成員都知情同意”。然後，“按照NIH關於哮喘病遺傳學的合作協議進行下列程式：“1、將評估呼吸道史和症狀、職業和吸煙史、家庭環境以及家庭哮喘病和其他慢性或遺傳病史的問標籤準化；“2、肺功能檢測(肺活量測定法)；“3、對所有受試者用大於60%的FEV1做甲膽鹼測試；“4、支氣管擴張劑測試；　“5、用陽性陰性對照測試皮膚對10種特定抗原的反應；　“6、抽血看血清IgE水準，phadeatop，嗜伊紅細胞和白細胞數量，提取DNA。”

    在報告中，徐希平説，“在今後4年裏，我們每年將為每個表型積累40對極不一致的同代同胞對。現場數據收集將在1999年6月完成，屆時將獲得總共4000以上個家庭的大約2萬個個體進行分析。”

    一些美國和中國專家提出，這裡涉及到兩個很敏感的問題：第一，做這類實驗是否嚴格使用了一次性針頭？第二，對參與者使用的藥物對他們有無敏感？當然，這裡還涉及到所有參與者——僅“氣管感應”一個項目就有“4000以上個家庭的大約2萬個個體”——是否真正對所有上述情況真正“知情同意”？

    中國産經新聞報 2002-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