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一個農民就不能無憂無慮心安理得地生活在自己的國土上,不能自由自在昂首挺胸地走在城市的街道上?僅僅因為他不是“土著”,不是城裏人,而來自遙遠的鄉下,一個叫“農村”的地方。他就必須有三證四證齊全且必須隨身攜帶,否則就要遭收容被遣返,有的就在收容點遭受了輪姦的非人折磨,有的就一命嗚呼,更多的便斷送了出人頭地的憧憬。
其實新中國成立之初,開國的元勳領袖們曾經設計著國人有遷徙的自由,並把它寫進了憲法。可到了1958年1月9日,我國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出臺了,當時的中國似乎只有走這一條與眾不同的路,即實現工業化的同時沒有城市化。而戶籍制度以法律的形式限制農民涌入城市,保證了農村有足夠的勞力向城市提供低價的工業原料,也保證了城市能減輕人口負荷、低成本高效率運轉。
但從此我們就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城市與農村於是形成了對比明顯的兩大陣營,城鄉差別一天天拉大,不僅僅是物質上的豐足與貧瘠,還有精神上的高貴與輕賤,結果都外化為生命的輕重之別。進城打工先前是被禁止的,“盲流”曾是他們的專用名詞,遣返收容是專享之待遇,後來他們還是經不起城市富足文明的誘惑,偷偷地跑到不屬於自己的城市討生活,做城裏人都不願幹的苦累臟活,把那個城市建築裝點得更加亮麗,雖備受歧視、屢遭遣返而不悔。
後來,政府終於有了一線生機,可等到孩子長大要在城市入學,“借讀”及高昂的“借讀費”又成了一個高高的門檻兒,而更多的孩子連借讀的權利都沒有。據了解,目前我國約有720萬家庭遷徙,與之相伴而來的是200萬流動兒童,21世紀將超過400多萬,他們普遍面臨著入學難的問題,僅北京13萬適齡流動兒童中,入學率僅為12.5%。
因為貧困,他們即使累病了同樣得不到良好的醫療,許多人只好忍著挨著,過早地離開了人世間。不久前四川隆昌縣就發生了《無錢孤老?扔,快扔出去!局長他爹?迎,快迎回來!》的悲喜劇。因為藐視農民孤老,兩家醫院都把77歲的伍康福老人扔出去,險些喪命。後來老人身為環保局長的兒子找尋到醫院,院方才又把老人悄悄接回來,住最好的病房,用最好的醫藥,費用也由醫院承擔,貴賤立顯天壤之別。
至於説天災人禍,像重慶的綦江彩虹橋垮塌,死難者中有城鎮戶口者每人發給死亡補償費4.8456萬元,而農村戶口者只發給2.2萬元,同樣是橋上遇難,生命的貴賤就是這樣如此懸殊。近年來接二連三的重大傷亡事故,動輒隱瞞事故真相,對於生命的輕賤幾乎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何也?其中就因為這些生命都是來自邊遠貧困山區的農民,連死後應享有的哀榮都被人無情剝奪了。
安全地生活在自己的國土上,是一個公民的權利,對此,政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只是要做到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我們還得靠根本制度的建立保障,比如眼下不少城市放開門禁,農民進城障阻盡除,讓農民像城市人一樣享受現代文明成果,使他們從此改變“二等公民”的身份,就是對於他們生命的最好的肯定,是他們享受的最公正的生命公平。
《法制日報》 2001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