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愚弄的愛心

    上海科洋科技有限公司的兩位先生度過了一個憤怒的國慶節，他們在四川找到公司通過正規希望工程渠道一對一捐助的17名兒童，在一年內只有3名明確收到他們的捐助款。

    更令人吃驚的是，他們發現曾讓他們感動流淚的學生來信，有8封是假的，信中稱收到捐助也是假的。

    “看，這就是那8封假信！”上海科洋公司鞠菟先生告訴記者。

    2000年9月，這個規模不大的私營企業向四川與湖南的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各匯去1萬元，以一對一結對子的方式，捐助了兩省各25名兒童。一對一的方式是捐助者款項專用於一固定兒童，小學期間共400元，每學期資助50元。9月12日與13日，兩個基金會寄來收據，確認收到匯款。

    科洋公司按發來的受助者名單，給每個孩子寫了封信，表示資助意向。一年之內，四川有15個孩子陸續回了信。令人奇怪的是，其中有13個孩子問，錢什麼時候能收到？2001年6月，科洋致電四川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查詢。

    2001年8月，科洋收到了7封四川宣漢縣豐城區不同鄉的受助兒童來信，都表示收到了錢。這7個信封筆跡完全相同，2001年7月30日8時寄自同一郵局。科洋懷疑信件真實性，請四川青少年基金會查詢，不久基金會轉來豐城區少工委答覆，解釋説：“地處山區，大部分學生郵寄書信不方便，有的要步行幾十公里，因此由受助學生寫了信後由老師在回區學習時統一寄出。”

    科洋老總龔文輝本是湖南嶽陽的農村孩子，曾有乞討經歷，靠鄉親資助，才完成學業，因此他對貧困兒童別有一番特殊的感情。他決定不僅要幫助他們的學業，而且要面對面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原來他打算讓25個四川孩子到上海過國慶，由於聯繫不暢，加之對7封信心存疑慮，於是決定利用“十一”長假與同事去找這25名兒童。

    這一去，扯開了一個黑幕。

    捐資者自費調查

    “這學期語文得了78分，數學89分，班上第四名。非常感謝你們對我學習和家庭的幫助。”

    這是署名“向蘭菊”並標明今年7月26日寫的信。

    12歲的向蘭菊是科洋公司資助的學生。當龔文輝與同事鞠菟找到她家時，向蘭菊殘疾的母親用雙掌扒著拖鞋從田裏爬了回來。她説，蘭菊並沒有收到希望工程一分錢，每學期學費一分錢也沒少交。她和弟弟妹妹已全部失學。

    小蘭菊證實：這是一封徹頭徹尾的假信。

    小蘭菊的老師、原校長現任支書的吳庭友告訴龔文輝，如果收到捐助，她絕不會失學。

    龔文輝感到問題嚴重，於是決定找到所有的小孩，他們雇了兩輛雙輪摩托，從10月2日找到6日淩晨3時，在四川宣漢縣的大山裏奔波了5天，幾乎每天都是早上7時出發，在泥濘中急馳，有時深夜11時、12時才到人家。由於過於勞累，當地司機拒絕再做生意，中途他們又換了兩輛摩托車，總行程600公里。

    他們盡力找到的17名受助兒童，確證有8封信是假的，其中除了豐城區統一寄出的那7封外，還有一封假冒天生區胡先鋒學生的來信。這説明，假信並不是只發生在一個區的孤例。

    署名“胡先鋒”的信説：“嚴老師對我説，已經把我當作救助對象。就這樣嚴老師幫我把書費交了，我終於在開學一週又回到校園。……我非常感謝你們，不然去年我有可能停學一年。”

    但12歲的受助生胡先鋒根本就沒有收到科洋公司的希望工程捐助，他停學一年，直到姑姑在外打工給他付了100元學費，今年秋季才複學。信中還把胡先鋒從事實的“課代表”提升為“中隊長”，至於“期末考數學98分和第一名差一分”，實際上他卻在停學期間，根本不可能有成績。

    他們找到的17名受助兒童中，竟只有3名明確收到了他們的錢，輟學的則有3名。李勤，因父親坐牢母親逝世，與年過70的奶奶爺爺共同生活，已輟學一個月，從未收到或聽説希望工程捐助。

    當龔文輝與鞠菟在雨中找到正在山上務農的小李勤時，第一句話是：“孩子，你想不想讀書？”小女孩只説了一個字“想”，淚水就奪眶而出，靜靜地成了淚人。龔文輝和鞠菟再也忍不住了，三人和著雨水淚水汗水，相互凝視。

    另一個11歲的資助對象楊學菊，父母雙亡，一直是鄉里免去學費，去年免費終止，又因為根本不知有希望工程捐款，從未收到一分錢，已去深圳打工了。

    “11歲的女孩能打什麼工喲！”龔文輝憤怒地説。

    記者一赴宣漢

    這8封假信，表面看起來都是孩子的筆跡，文筆模擬小學生的口吻，甚至不乏文采，有一封説：“你們那今年悶熱嗎？我們這可把人熱壞了，差不多一個月沒下雨了，昨天才稍微下了點雨，總算解暑了。阿姨你要保重呀！可千萬別中暑了。”

    有的富有情節：“在寫這封信之前，我根本就不會寫信，就連格式也不知道，但我苦苦央求老師教我寫，後來老師教我查字典，寫不來的字就給我説，我終於可以把自己想説的話告訴你了……”

    究竟是誰偽造了這些信？

    10月中旬，本報記者到四川採訪，找到負責這裡希望工程款發放的共青團宣漢縣委的一個主任李小東，李稱，希望工程有關放款的設計是完善的，先由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直接劃款給縣團委，由縣團委直接轉賬給區教辦，區教辦希望工程負責人只有憑縣團委開出的領條才可以將款轉賬到各校，在這過程中經辦的人都是看不到現金的，從而防止貪污的可能性。

    李出示的專用賬本與銀行匯票顯示，科洋公司資助的25個孩子，在2000年9月、2001年3月，以每學期每人50元的額度，已足額發到各區教辦的賬戶，上面有各區負責人簽字。

    後來，各區負責人也向記者證實此事。

    作假人：“善意的謊言”

    記者通過知情人提供的線索，找到了發假信的嫌疑人———豐城區教辦德育專幹唐純旭。唐是個外表樸素的青年幹部，一見面，他就承認，那7封假信是他弄的。

    “今年上半年，上海方面來查問錢的問題，錢是肯定沒問題的，因為經辦人都不是現金過手的，我們分三次及時發了，宣漢縣教育負債5000萬，學校辦公費都是從學雜費中出，可能是班主任直接代領了衝抵學雜費，結果學生與家長有一定情緒，所以學生不大願意回信。另外，對大多數貧困學生來説，8角錢的郵費確實是個負擔，因此我讓班主任寫了信，統一交給我，再在區裏找其他孩子抄寫，發出。信封是我買的，是我寫的，郵票是我貼的。有些信，孩子的確不知道是班主任代寫的，但我們是用心良苦，絕不是為了其他什麼目的。你可以説是善意的欺騙。”

    當記者問為什麼孩子已輟學、仍以孩子的名義欺騙好心人呢？唐回答：“每人每學期50元是團省委定的標準。而每個學生每學期學雜費就要200多元，50元的標準只能算減負。的確有希望工程救助的學生失學，這是事實。為了不讓資助者失望，我們就謊稱在學，拔高成績、説成班幹部也是同樣道理。”

    當記者問道：“現在是否後悔寄了這些信？”唐激動地説：“我不後悔，要説後悔就是沒把工作做得更細。反正不回信是絕對不對的，不回信太沒有禮貌了。”

    唐還出具了6封假信的學生所在學校開具的證明，説其中5個學生分三期按時收到希望工程款，而失學的向蘭菊屬自願失學，其名額已被叫胡萍的學生接替。

    由於連天大雨，學校多在山中，記者這趟無法上山，只採訪到近便的學生。

    記者再赴宣漢

    在學校開出的證明上寫著：“茲有原鳳林鄉三年級特困學生向蘭菊……該同學讀小學四年級時已滿14周歲，加之智力偏低，自願不讀書，經多方工作無果，現已外出務工。事後經校行政會議研究決定，將救助款轉給特困生胡萍。”

    本報第二批記者兩個星期後再度赴川查證上次獲得的這份證明，發現唐純旭們已經做了手腳。

    搭著摩托經過50公里山路顛簸後，記者悄悄進入鳳林鄉中心校，找到向蘭菊的班主任、校黨支書吳庭友老師。他一看見證明，氣不打一處來：“全都失實！”並建議我們立刻去向蘭菊家求證。

    記者趕到向蘭菊家，向蘭菊生於1989年3月，讀四年級時為12周歲，由於無力讀書停學一年，功課較差，但在一年級時功課全部在80分以上；智力完全正常；從未外出務工。失學後，只有吳老師到家裏來過一次。

    向蘭菊一家，母親雙腳癱瘓，全家五口只有父親一個勞力，三個孩子都在學齡期，但全部失學。記者在她們家中看到，被子和泥地是一種顏色，通了電卻用不起電。全家每年要上交5口人的農業稅1400元，本來向蘭菊母親是可以減免的，可是，向蘭菊母親連辦殘疾證的50元都拿不出，鄉幹部對用雙手爬來的向蘭菊母親説：“你不是殘疾人，因為你沒有殘疾證！”

    吳庭友告訴記者，希望工程資助向蘭菊的300元錢，是今年10月10日才下來的，還是現金。如果不是科洋公司國慶查賬，還要耽擱多久，沒人能説得準。

    而頂替向蘭菊被資助的學生胡萍，同樣是吳庭友的學生，家境在班上屬中上等，家中兩個孩子。“這些是副校長趙本學決定的，沒有經過集體討論，證明也是趙本學開的。”

    當記者離開時，向蘭菊的母親用手爬了出來，哭著向我們告別。

    假上作假

    天色昏黃時，記者翻過四座山頭，終於趕到南坪鄉學生張強家。張強母親證實，直到今年10月31日才領到希望工程現金150元。在燈光下，張強穿著一雙爛了幫的鞋，兩隻大腳拇趾伸在外面。

    而南坪鄉的校長袁書宏見到記者時，説錢是及時發放的，當初對科洋公司説的“從沒有收到希望工程的50元錢”是搞錯了。

    當記者問他“那10月份150元現金又是怎麼回事？”袁校長一會説“150元是上面給的”，一會兒又説“是學校拿的”。記者要求查賬。過了約40分鐘，校長、會計才從對面的學校拿回了幾本賬本，裏面有2001年元月學校從區教辦希望工程領款收據，上面用小字註明“張強100元”字樣；張強母親熊升碧簽名的收條：6月10日領到希望工程50元。

    難道張強母親熊升碧向科洋公司和記者説了謊？可22時30分，熊趕來了，堅持説“只在10月31日收到過錢”，雙方爭執不下。

    記者翻看賬本，突然發現，這張6月10日的收條並沒有訂在麻線內而是粘上去的，漿糊還沒有幹。

    “這條是剛粘上去的，你們為什麼這麼做？”乘袁校長外出之際，記者問會計，會計慌了，説：“是袁校長讓我幹的！”

    袁校長不得不説出實情。“説老實話，上海科洋公司來查賬時，我們一片茫然，因為科洋公司的錢早在去年9月到了區教辦，我們根本不知道。張強的3次減免，全部是學校出的錢，今年10月在科洋公司調查後，唐純旭急忙拿出150元讓我馬上給家長，並要我利用家長不識字，假造3次希望工程收條，讓家長在10月31日取錢時簽了，再分別粘到已封冊的各個賬本上。”

    那張2001年元月的希望工程領條也是偽造的，這是2000年的結賬條，根本沒有張強的名額，一行小字是應付查賬寫上去的。

    袁説：“唐純旭還讓學校把希望工程救助與學校自己的救助減免混在一塊，若上面檢查就説學校減免中含有希望工程款。”

    記者了解到，以前希望工程款同學校一年結3次賬，唐改為一年一結，將劃賬到校改為兩種方式：欠區教辦錢的學校拿不到希望工程現金，衝抵欠款，而不欠區教辦的學校在一年後能拿到現金，但不給受助學生名單，結果下面的學校不清楚給誰。

    “失蹤”的陳立芳

    山上的路堆滿碎石，時有塌方，記者租的摩托車輪胎一度被山石擊破，另一輛摩托離合器斷了。

    在3個小時車程後，滿身灰泥的兩位記者趕到桃花鄉二中心小學，查詢受助學生陳立芳的資金下落。校長不在家，副校長與會計李明玉、班主任趙麗陶接待了記者，當他們聽説陳立芳是科洋公司資助的希望工程學生時，都吃了一驚。

    會計李明玉明確地説：“陳立芳不是我們學校的希望工程學生，她的學費近兩年來是全免的，資金來源是達州市財政局的一位好心人，作為扶貧結對子單位，他已表示會幫助陳立芳到初中畢業，每學期他拿出180元。另外國際紅十字會一次性拿出400元。”

    班主任趙麗陶證實，假信是她寫的，“校長叫我寫信，我就寫了”。

    可是，記者有科洋公司提供的陳立芳“希望工程結對救助卡”，卡號是512000100069。

    説謊的雷小琴

    當記者找到桃花鄉十三村小的雷小琴時，四年級時喪母的她眨著美麗的眼睛説：“希望工程錢是10月份到的。”

    當記者拿出那封可疑的來信時，雷小琴看了一眼，馬上説：“是我寫的。”記者請女孩再想想，雷小琴緊咬著嘴唇，仍然説：“是我寫的。”記者當即讀了一段，請她默寫，發現筆跡全部不對。

    “雷小琴，這信到底是不是你寫的？”

    筆直地站在陽光下，雷小琴痛苦地看看老師，眼珠在眼眶中打轉，咬著嘴説：“不是我寫的。”

    “為什麼要説自己寫的？”————沉默。“是誰讓你這麼説的？”————沉默。“這封信以前看到過嗎？”“沒有。”

    當問起隨後被請來的爺爺雷文友時，年邁的老人家非常流利地説：“去年7月、12月、(今年)6月拿到的現錢。”邊上一位不知內情的新來老師急了：“您是不是10月份拿到的？”老人家不管他催問，堅持回答：“7月，12月，6月。”最後終於別不過那位不識相的老師，承認10月份拿了150元。

    記者又在半個小時之後趕到桃花鄉中心校，老師王能戒承認，是他從唐純旭手中親手拿了150元交給老人家，並交出了領條。但他又説是9月份，不是10月份，把資助時間提前到了2000年初。

    經過400公里的調查，記者終於查清：在唐純旭發出7封假信時，這7個孩子全部沒有收到希望工程救助。

    記者在一一走訪中發現，唐在四川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電話查詢時，他甚至要求輔導員連夜寫假信，第二天就交上來；而科洋公司10月2日到宣漢來調查後，10月4日唐就拿出現金，開始發錢；他第一次出示給本報記者的5張證明，也是在科洋調查之後急急忙忙補造。

    唐純旭所謂的“善意的謊言”，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南方週末》 2001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