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生命的重量
每當看著可愛的女兒在眼前嬌笑嬉鬧，我常常想，生命的來臨是一件多麼美妙的事情啊。與這一收穫相比，懷孕時的辛苦似乎都已渺小如蟻了。畢竟十月懷胎是一段難忘的人生經歷。正是有了那一段日子，我才真正長大，為人母，為人妻，為人女。
在我尚未真正做好所有準備的時候，女兒走進了我的生活。孕育生命的驚喜過後，我就體會到了“母親”兩字必須付出的代價。有４個月的時間，每個早上，我都以嘔吐為新的一天揭幕。一日三餐對我來説，都是一種痛苦的經歷。我聞不得飯菜中油煙的味道，任何食物在我眼中都如同山一般的沉重。醫生一遍遍地對我説，要加強營養，要多吃東西，否則會影響孩子的健康。我那時常常懷著一種悲壯的心情想，為了孩子，眼前哪怕是砒霜也要吃下去。
我天天在計算著時間。每一天過去我都想，那萌芽中的孩子又長大了一天。在這一過程中，肚子裏的孩子經常舒展著拳腳與我交流，提醒我注意她的存在。那時候，天然的母性就會涌上我的心頭，我總是會輕輕地撫摸著尚躲在我體內的骨肉，用我的心和她自由地對話。遼闊的蒼穹，因為一個新的生命的存在，常常讓我心懷感激。
也是從這時開始，我才真正覺得自己告別了少女時代，體味到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真切的關愛和無私的情懷。因為另一個生命，我放棄了時裝，放棄了化粧品，放棄了高跟鞋，甚至放棄了必要的護膚品。我把任何對肚子裏的孩子帶來一絲絲傷害的可能都拒之門外，衣食住行都以肚子裏孩子的安全為第一原則。
而除了這種外在的變化，我的心理也經歷了一次成長的蛻變。當我成為準媽媽的時候，我的事業剛剛起步，我和孩子的父親甚至還沒來得及築好一個穩定的小家。那時候，我常常問自己，我有能力對另一個生命負責嗎？我能保證我把她帶到這個世界上讓她快樂嗎？我會是一個合格的媽媽嗎？我無法肯定地回答。當一個生命交在我的手上時，我不再是一個無憂無慮只需對自己負責的女孩了。自身生存狀態的不穩定，使我深深地意識到一種叫做“壓力”的東西。因此，當肚子裏的孩子以輕輕的敲打與我溝通時，我有時會涌出一種歉意。那時，我就想，孩子，讓我們一起來承擔生活吧。十月懷胎，人生的酸甜苦辣似乎都在這段日子裏濃縮，我掂出了生命的重量。
我是自然分娩的。在剖腹産盛行的今天，我慶倖自己用這種方式完成了我和女兒之間的生命交接，這使我完整地走過了一個母親的過程。在那種撕心裂肺的疼痛之中，我感受了生命的神聖和需要一生來擔負的承諾。當那聲我期待已久的啼哭響起時，我熱淚盈眶。我對自己説，這是天籟，是天使的聲音。從此，世界上有了一份深深的、一生難了的牽掛。（文／九峰）
那一刻，我成了母親
當先生拿著試孕紙上的那兩道紅線興奮得四處打電話報告“戰果”的時候，我一頭衝進洗手間，抱著臉盆開始嘔吐起來。
這是小寶寶與我最初的親密接觸——讓我不停地嘔吐。開始只是在清晨起床時乾嘔幾下，後來竟發展到隨時隨地沒日沒夜地吐，吃什麼吐什麼，搜腸刮肚地吐，吐鹹水吐酸水吐苦水，迅猛之勢讓我措手不及。原本生龍活虎的一個人，一下子就發燒頭痛躺倒不幹了，體重也跌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
這樣人不人鬼不鬼地折騰了一個月，先生也開始心慌了，帶著我四處看醫生。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那一幕：一個滿臉蒼白四肢無力神經衰弱的女人緊緊地抓住醫生的手，懇請醫生想法子救救她。醫生一臉不屑：“能有什麼辦法？除非你不要這個孩子。”
從病房出來，我累得坐在醫院的小路上喘氣，胃裏像有一團火在燒，來往的行人讓我格外煩躁，我對先生説：“你趕快去買張去長沙的機票，我要回媽媽那裏去。”
媽媽用家裏的最高規格接待了我————開了泡了多時的酸菜罈子。我吃著媽媽做的辣椒炒酸冬瓜，十分委屈：“做媽媽怎麼就那麼難？”媽媽在一旁笑了。
在媽媽的悉心調理下，我狂躁的心漸漸恢復了平靜。小寶寶似乎也開始體諒我，雖然嘔吐仍是我每天的必修課，但每到心力交瘁的時候，肚子裏的小傢夥就會給我一點鼓勵：輕輕地踢我一腳，或是在裏面打個大跟鬥。我摸著慢慢隆起的肚子，感受著與小寶寶血脈相通心靈相通的那一刻。那份驚喜，能在一瞬間將所有的辛苦熨平。
預産期到了，媽媽老早就從湖南老家趕來廣州坐鎮指揮。我是浮腫得像個超級肥婆了，可小寶寶卻一點動靜都沒有，而且預産期一過就是２０天。趕快跑去照Ｂ超，才知原來胎位不正，小寶寶調皮地橫臥在肚子裏。醫生當即下令翌日做手術。
４月５日，我和小寶寶終生難忘的一天。躺在冰涼的手術臺上，四週靜得只聽到各種手術器械的聲音。麻醉師在我的腰椎上注射麻藥。當長長的針扎進脊椎的時候，我聽到自己在手術室裏的一聲慘叫。麻醉師在一旁説：“忍一忍，就快做媽媽了。”慢慢地，人聲離我遠去，我像一條浮在海面的水草，身不由已。我疲倦地瞇上眼睛，眼前白茫茫一片，醫生已用一塊白布擋住了我的視線。我迷迷糊糊地昏睡著，腦子卻異常清醒。突然，身子一陣劇烈的搖晃，接著，我就聽到了一聲嬰兒嬌脆的啼哭，那“哇”的一聲，一下就把我的心揉碎了，滾燙的淚珠倏地從我的眼中流出，不能停止。站在一旁的麻醉師嚇住了，急問：“你是痛嗎？”我用勁搖了搖頭。她似乎一下醒悟，説：“你是感覺幸福吧？”我點了點頭。
在那一刻，我在手術臺上哭成了一個淚人；也就在那一刻，這世界上又多了一位和我媽媽一樣普通的母親。（文／黃時雨）
生男還是生女？
生男孩還是生女孩，這本來是一個順其自然的命題。但在我，卻顯得特別的不同。因為我有一個做老中醫的公公。據説，想生兒子的人找他看過，用過他配的獨家秘方，最後都得償所願。而在我老公的家鄉，“生兒是寶，生女是草”的觀念至今猶存。於是，我和我婆婆之間就有過這樣一次對話——
婆婆説：“如果你生了兒子，我馬上坐飛機來廣州看你。”
我問：“如果生女兒呢？”
婆婆沒吭一聲。答案當然比吭一聲更明確。
我婆婆自己婚後連生兩個女兒，為此受了她婆婆和丈夫十幾年的惡聲惡氣，甚至是拳打腳踢。直至生下了我的老公，她的地位才得以改變。到了我這兒，他們當然非要我生個兒子不可了。之所以説是“非要”，而不僅僅是“希望”，是因為我公公有“生子秘方”。
這可氣壞我了。我一直想要個女兒。我相信我女兒會是我一輩子的貼心人，越大越懂得疼媽。再説，我歷來主張凡事順其自然，生什麼就是什麼，絕不願意為生兒子而吃什麼秘方。為此，我老公一家人的態度極大地激起了我的逆反心理：我偏要為自己生個女兒。
那個冬天公公婆婆都在廣州，準備實施他們的“抱孫子計劃”。一天早上，我正要去上班，婆婆卻拄個掃把攔在門前，像似在掃地，其實是一副不把話説清楚就不讓我出門的架勢。她説：“這個月你該要個孩子了吧？”我説：“可能已經有了。”婆婆臉上綻開了花，馬上讓開放我出門。
當天晚上，公公拿出一堆黑色藥丸，讓我每天吃兩粒。我表示不願意。公公馬上黑著臉説：“不難吃，又不苦。”老公在一邊幫腔：“吃吧吃吧。”
我知道我鬥不過更勸不轉他們根深蒂固的生子觀念。在他們的監督下，我滿腹委屈，細嚼慢咽地把口感很粗的藥丸吞下肚，心裏就像被逼吃毒藥一般難受。但我個性中逆來順受的一面還是佔了上風，整一個舊社會的小媳婦似的。
過了幾天，春節來了。大年初二，小兩口陪老兩口逛商場。逛完了，發覺我老公不見了。看著老兩口焦灼的表情，我説我去找找吧。從一樓找到六樓，又從六樓找回一樓，這樣折騰了一番，回到家我就感覺不對勁，並出現了先兆流産的症狀。拖了幾天，我的第一個孩子，在我蹲廁所的時候，流到下水道裏去了。
我的第一次懷孕，就這樣未滿兩個月，以我的滿懷愁情、我公公婆婆的滿腔遺憾告終了。
隔了兩年，我又懷上了。正慶倖公公婆婆不在廣州，不料老公又拿出一袋用黃紙包著的中藥，説是他父母走時留下備用的，讓我吃。我又一次被氣得要命。好在這次只面對老公一人，我堅決不吃。老公畢竟是念過大學的人，知道逼我吃藥理虧，所以也拿我沒辦法。但是有了第一次的流産經歷，我這次懷孕也很不順利，懷孕不久又出現了先兆流産症狀，好不容易住了幾個月醫院，才保住了這第二胎。
我略為遺憾地告訴你，我生了個兒子。他是順其自然但又歷經曲折地來到這個世界的————生他時我難産了，醫生剖開我的肚子把他取了出來。
我非常愛他。僅僅因為他是我的孩子，而不是因為他是男孩。我希望他，也希望所有的公公婆婆知道：這已是一個憑智力而不是靠體力吃飯的年代，不論生男孩還是女孩都無所謂。我想，等我將來也做了婆婆，我一定不干預我的媳婦懷孕生孩子的事，因為那是我兒子和我兒媳的私事。（文／明子）
産房紀事
懷胎十月，終於到了預産期這天，預想中的陣痛卻遲遲不來。我實在沉不住氣，每天追問媽媽：“怎麼還不見動靜？我盼著跟小寶寶見面呢，看看他（她）是什麼樣子的。”是啊，我提前休假，在家裏修身養性，每天散步聽音樂讀輕鬆讀物———為了培養寶寶的優雅性情，不提早準備怎麼行？
寶寶倒是沉得住氣，不僅不急著出來見世面，連常見的胎動也沒有了。我急得隔三岔五去醫院做“胎監”。醫生説，你不如住進醫院觀察吧，反正也遲不了幾天了。
於是我住進了産科病房。
長這麼大我還是頭一回住院，最受不了的是，每天清晨６點日光燈突然大亮，幾個護士推門而入，把體溫計、血壓測量儀迅速武裝到我身上，其後就開始了不間斷的驗血、驗尿、“皮試”、“吊瓶”，等等，尤其像我這樣急診入院者，半夜還要遭受日光燈的突然照射，感覺自己像深夜被提審的犯人。床又硬又窄，是那種可以三折、可以挂“吊瓶”的專用病床，睡得我全身酸痛。
住了３天，我已忍無可忍。真難為隔壁那位女孩郭艷，一住就是１個月。因為她子宮肌瘤術後留下了疤痕，子宮在懷孕狀態下隨時有可能破裂出血，所以必須住院觀察，隔天做Ｂ超監視。她孕期才３４周，離足月尚有６周。為使胎兒可以提早降生，醫生每天給她注射營養針。這樣胎兒既不會長得過大，又能在母腹中發育健全。
我笑説：“你的子宮就像個炸彈。”
她説：“不對，像有裂縫的氣球。對我來説，要做母親真不容易啊。”
一天下午，胎監室裏傳來了一位婦人痛苦的呻吟聲。她因為不孕而選擇了試管嬰兒，並且選了雙胞胎，沒想到放回肚子才５個月，就出現流血腹痛。主治醫生説：“只要沒‘破水’就還有希望。”但輸了２個小時的安胎藥，血還是止不住。當班護士不願有這樣的重症患者在身邊———也難怪，她還要同時照顧另外３個待産婦，責任太大。於是，她召來平板床，將婦人運去重症監護室。那孕婦臉上痛苦哀求的表情，真令人看了心痛。生育之陣痛當然是十分可怕的，但産婦即將面對新生兒的心情則是充滿渴望和興奮的。這個眼看著保不住胎兒的準媽媽的痛，卻不僅是肉體上的，更多的是在心裏。為了做母親，世間竟還有這麼多額外的痛苦！
孕育生命説來簡單，但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死於難産”卻始終是一柄懸在女人頭頂的利劍。記得舊電影裏，將為人父的男人總要面臨這樣的選擇：保大人還是保孩子？１０年前，我的鄰家大姐就是死於難産。２年前，一位同鄉的女兒也死於難産，遺下一個沒娘的兒子。如今醫學昌明，城市裏很少有女人死於難産了，新生兒的成活率也超過了九成。但生死一線間，意外總是存在的，所以産房內外並不都是皆大歡喜，痛苦、挫折往往伴隨而來。難怪産科的護士小姐都打醒十二分精神。按她們的説法，産科病人都是急診，一律不能馬虎。
住院３天，我的確是大開眼界。“女人要過生育關。”自從肚子裏有了一個新生命，很多事就圍繞它而展開，比如注意冷熱，不能亂吃藥，定期檢查遺傳病，要聽音樂要胎教……不過，比起你真正要面對一個動不動就哇哇大哭、完全依賴母親乳汁的生命來説，孕期反應只是小菜一碟，到了孩子出來後，那麻煩才叫麻煩呢。用一位年輕媽媽的話來説，“恨不得把他（她）塞回肚子裏去。”
“做了母親，就踏上了一條漫長的征途。”説這話的女人，她的孩子已經上了中學。她雖然抱怨，臉上卻洋溢著幸福的笑容。我想，那就是一個母親的幸福吧！（文／呂蓓卡）
孕期憾事
女兒已經３歲了，但那些記錄下她人生最初混沌與嬌美的照片，我卻怎麼也看不夠。我想，將來有一日，長大了的女兒在逐張翻看自己小時候我見猶憐的憨態時，一定笑得如一彎新月。
可惜的是，在我孕育生命的９個月時間裏，只拍過一張照片，而且是在臨産的倒計時階段。本來，我曾經立下一個小小誓言：為女兒完完整整地實錄下生命的序曲。如果能這樣，該是多麼的意味深長呵！儘管看不出什麼，只是隆起來的肚子，但能引出多少關於生命的遐想！更重要的是，它將時時提醒著母女間曾經共同經歷過的那段我中有你的血肉關係。
這個小小願望，本來輕而易舉就可實現，如果我不是蜷縮于孕期所特有的磨難與痛苦，不是沉湎于對孩子健康的過分焦慮和無端恐懼。
或者是上天對我特別地眷愛，要讓我深刻地感受到孩子的存在，故而從生命最初的幾個音符開始，劇烈的孕期反應就一輪輪地襲來。聞到什麼都覺得噁心，幾乎所有食物都令我反胃，看見人家津津有味地吃飯，只覺得不可思議。既然無胃口，就喝點水吧，可不知為什麼，水竟然是苦的，只喝一口，就覺化作一線苦汁，直衝腦髓。走路也不行，５步以上就要頭暈目眩，作噁心嘔吐狀。既如此，躺在床上會好些吧，但又怎麼也睡不沉，似睡非睡，似夢非夢……
這段日子，可真難熬呵！一天２４個小時，一小時６０分鐘，一分鐘６０秒，本來很容易溜過去的時間，卻似陡然豎起的數不清的高高路障，而每一秒鐘就是一個路障。在路障間，我跌跌撞撞，看不到出路……
懷孕到了４個月的時候，強烈的孕期反應漸漸結束。
好日子終於來了。見什麼吃什麼，吃什麼都沒個夠。睡得亦香甜。某晚睡覺滾到了地上，膝蓋都摔青了，竟然沒醒。先生將我從地上拉起來的時候，還奇怪地問：怎麼睡到了地上？好像有人搞破壞似的。
體重一日日見長，腰圍越來越壯觀，心情越來越舒暢。直到有一天，去醫院檢查，聽醫生説“胎兒太小”，好似頭上打了個焦雷，差點懵了。因為我清楚地記得，有關孕期保健的書上説：胎兒過小可能導致弱智、殘疾以及其他疾病。醫生説再觀察兩周。這兩周，我胡思亂想，越想越怕，越怕越想，越想越睡不著覺，越睡不著越怕，怕對胎兒不利。一位同事告訴我，她懷孕時，醫生也説胎小，她根本不理會，生出來後孩子８斤多。但這安慰不了我。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呀。
再去檢查，醫生説肉都長到我身上了，要打氨基酸和葡萄糖，將胎催大。醫生開了３瓶氨基酸，我覺得不夠，又託人買了兩瓶。然後連續５天輸液。其實，我是最怕打針的，一打針就緊張得要命，但到了此時也豁出去了，大義凜然地走向打針的護士。
……
那天是“三八”節，離預産期還有１８天，我陪母親逛天河城。可能是路走多了，中午開始陣痛。我卻以為是脹肚，沒聲張，直到晚上１１點多，肚子疼得受不了，才把家人叫起來。臨出門前，突然想起自已曾許下的小小心願，一定要拍張照。母親在一旁急得不得了：“快去醫院，別生在家裏了！”
１９９８年３月９日上午８點差５分，孩子降生。我將孩子抱在胸前。她頭髮濕漉漉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很疲乏的樣子，好像從很遠的地方趕來。與此同時，醫生在為我的傷口縫針，麻藥的作用早已過去，但針錢依然無情地從活生生的肉體上穿過來，穿過去。我痛得大叫：“不縫了，不縫了！”
躺在病房裏，我忽又懊惱起來：昨晚照完相，怎不帶上相機？如果能攝下我們母女從産房裏被推出來的歷史時刻，該有多好玩！這，成了我孕期的一樁憾事。（文／萍者）
《南方日報》 2001年5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