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生命的重量
每當看著可愛的女兒在眼前嬌笑嬉鬧,我常常想,生命的來臨是一件多麼美妙的事情啊。與這一收穫相比,懷孕時的辛苦似乎都已渺小如蟻了。畢竟十月懷胎是一段難忘的人生經歷。正是有了那一段日子,我才真正長大,為人母,為人妻,為人女。
在我尚未真正做好所有準備的時候,女兒走進了我的生活。孕育生命的驚喜過後,我就體會到了“母親”兩字必須付出的代價。有4個月的時間,每個早上,我都以嘔吐為新的一天揭幕。一日三餐對我來説,都是一種痛苦的經歷。我聞不得飯菜中油煙的味道,任何食物在我眼中都如同山一般的沉重。醫生一遍遍地對我説,要加強營養,要多吃東西,否則會影響孩子的健康。我那時常常懷著一種悲壯的心情想,為了孩子,眼前哪怕是砒霜也要吃下去。
我天天在計算著時間。每一天過去我都想,那萌芽中的孩子又長大了一天。在這一過程中,肚子裏的孩子經常舒展著拳腳與我交流,提醒我注意她的存在。那時候,天然的母性就會涌上我的心頭,我總是會輕輕地撫摸著尚躲在我體內的骨肉,用我的心和她自由地對話。遼闊的蒼穹,因為一個新的生命的存在,常常讓我心懷感激。
也是從這時開始,我才真正覺得自己告別了少女時代,體味到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真切的關愛和無私的情懷。因為另一個生命,我放棄了時裝,放棄了化粧品,放棄了高跟鞋,甚至放棄了必要的護膚品。我把任何對肚子裏的孩子帶來一絲絲傷害的可能都拒之門外,衣食住行都以肚子裏孩子的安全為第一原則。
而除了這種外在的變化,我的心理也經歷了一次成長的蛻變。當我成為準媽媽的時候,我的事業剛剛起步,我和孩子的父親甚至還沒來得及築好一個穩定的小家。那時候,我常常問自己,我有能力對另一個生命負責嗎?我能保證我把她帶到這個世界上讓她快樂嗎?我會是一個合格的媽媽嗎?我無法肯定地回答。當一個生命交在我的手上時,我不再是一個無憂無慮只需對自己負責的女孩了。自身生存狀態的不穩定,使我深深地意識到一種叫做“壓力”的東西。因此,當肚子裏的孩子以輕輕的敲打與我溝通時,我有時會涌出一種歉意。那時,我就想,孩子,讓我們一起來承擔生活吧。十月懷胎,人生的酸甜苦辣似乎都在這段日子裏濃縮,我掂出了生命的重量。
我是自然分娩的。在剖腹産盛行的今天,我慶倖自己用這種方式完成了我和女兒之間的生命交接,這使我完整地走過了一個母親的過程。在那種撕心裂肺的疼痛之中,我感受了生命的神聖和需要一生來擔負的承諾。當那聲我期待已久的啼哭響起時,我熱淚盈眶。我對自己説,這是天籟,是天使的聲音。從此,世界上有了一份深深的、一生難了的牽掛。(文/九峰)
那一刻,我成了母親
當先生拿著試孕紙上的那兩道紅線興奮得四處打電話報告“戰果”的時候,我一頭衝進洗手間,抱著臉盆開始嘔吐起來。
這是小寶寶與我最初的親密接觸——讓我不停地嘔吐。開始只是在清晨起床時乾嘔幾下,後來竟發展到隨時隨地沒日沒夜地吐,吃什麼吐什麼,搜腸刮肚地吐,吐鹹水吐酸水吐苦水,迅猛之勢讓我措手不及。原本生龍活虎的一個人,一下子就發燒頭痛躺倒不幹了,體重也跌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
這樣人不人鬼不鬼地折騰了一個月,先生也開始心慌了,帶著我四處看醫生。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那一幕:一個滿臉蒼白四肢無力神經衰弱的女人緊緊地抓住醫生的手,懇請醫生想法子救救她。醫生一臉不屑:“能有什麼辦法?除非你不要這個孩子。”
從病房出來,我累得坐在醫院的小路上喘氣,胃裏像有一團火在燒,來往的行人讓我格外煩躁,我對先生説:“你趕快去買張去長沙的機票,我要回媽媽那裏去。”
媽媽用家裏的最高規格接待了我————開了泡了多時的酸菜罈子。我吃著媽媽做的辣椒炒酸冬瓜,十分委屈:“做媽媽怎麼就那麼難?”媽媽在一旁笑了。
在媽媽的悉心調理下,我狂躁的心漸漸恢復了平靜。小寶寶似乎也開始體諒我,雖然嘔吐仍是我每天的必修課,但每到心力交瘁的時候,肚子裏的小傢夥就會給我一點鼓勵:輕輕地踢我一腳,或是在裏面打個大跟鬥。我摸著慢慢隆起的肚子,感受著與小寶寶血脈相通心靈相通的那一刻。那份驚喜,能在一瞬間將所有的辛苦熨平。
預産期到了,媽媽老早就從湖南老家趕來廣州坐鎮指揮。我是浮腫得像個超級肥婆了,可小寶寶卻一點動靜都沒有,而且預産期一過就是20天。趕快跑去照B超,才知原來胎位不正,小寶寶調皮地橫臥在肚子裏。醫生當即下令翌日做手術。
4月5日,我和小寶寶終生難忘的一天。躺在冰涼的手術臺上,四週靜得只聽到各種手術器械的聲音。麻醉師在我的腰椎上注射麻藥。當長長的針扎進脊椎的時候,我聽到自己在手術室裏的一聲慘叫。麻醉師在一旁説:“忍一忍,就快做媽媽了。”慢慢地,人聲離我遠去,我像一條浮在海面的水草,身不由已。我疲倦地瞇上眼睛,眼前白茫茫一片,醫生已用一塊白布擋住了我的視線。我迷迷糊糊地昏睡著,腦子卻異常清醒。突然,身子一陣劇烈的搖晃,接著,我就聽到了一聲嬰兒嬌脆的啼哭,那“哇”的一聲,一下就把我的心揉碎了,滾燙的淚珠倏地從我的眼中流出,不能停止。站在一旁的麻醉師嚇住了,急問:“你是痛嗎?”我用勁搖了搖頭。她似乎一下醒悟,説:“你是感覺幸福吧?”我點了點頭。
在那一刻,我在手術臺上哭成了一個淚人;也就在那一刻,這世界上又多了一位和我媽媽一樣普通的母親。(文/黃時雨)
生男還是生女?
生男孩還是生女孩,這本來是一個順其自然的命題。但在我,卻顯得特別的不同。因為我有一個做老中醫的公公。據説,想生兒子的人找他看過,用過他配的獨家秘方,最後都得償所願。而在我老公的家鄉,“生兒是寶,生女是草”的觀念至今猶存。於是,我和我婆婆之間就有過這樣一次對話——
婆婆説:“如果你生了兒子,我馬上坐飛機來廣州看你。”
我問:“如果生女兒呢?”
婆婆沒吭一聲。答案當然比吭一聲更明確。
我婆婆自己婚後連生兩個女兒,為此受了她婆婆和丈夫十幾年的惡聲惡氣,甚至是拳打腳踢。直至生下了我的老公,她的地位才得以改變。到了我這兒,他們當然非要我生個兒子不可了。之所以説是“非要”,而不僅僅是“希望”,是因為我公公有“生子秘方”。
這可氣壞我了。我一直想要個女兒。我相信我女兒會是我一輩子的貼心人,越大越懂得疼媽。再説,我歷來主張凡事順其自然,生什麼就是什麼,絕不願意為生兒子而吃什麼秘方。為此,我老公一家人的態度極大地激起了我的逆反心理:我偏要為自己生個女兒。
那個冬天公公婆婆都在廣州,準備實施他們的“抱孫子計劃”。一天早上,我正要去上班,婆婆卻拄個掃把攔在門前,像似在掃地,其實是一副不把話説清楚就不讓我出門的架勢。她説:“這個月你該要個孩子了吧?”我説:“可能已經有了。”婆婆臉上綻開了花,馬上讓開放我出門。
當天晚上,公公拿出一堆黑色藥丸,讓我每天吃兩粒。我表示不願意。公公馬上黑著臉説:“不難吃,又不苦。”老公在一邊幫腔:“吃吧吃吧。”
我知道我鬥不過更勸不轉他們根深蒂固的生子觀念。在他們的監督下,我滿腹委屈,細嚼慢咽地把口感很粗的藥丸吞下肚,心裏就像被逼吃毒藥一般難受。但我個性中逆來順受的一面還是佔了上風,整一個舊社會的小媳婦似的。
過了幾天,春節來了。大年初二,小兩口陪老兩口逛商場。逛完了,發覺我老公不見了。看著老兩口焦灼的表情,我説我去找找吧。從一樓找到六樓,又從六樓找回一樓,這樣折騰了一番,回到家我就感覺不對勁,並出現了先兆流産的症狀。拖了幾天,我的第一個孩子,在我蹲廁所的時候,流到下水道裏去了。
我的第一次懷孕,就這樣未滿兩個月,以我的滿懷愁情、我公公婆婆的滿腔遺憾告終了。
隔了兩年,我又懷上了。正慶倖公公婆婆不在廣州,不料老公又拿出一袋用黃紙包著的中藥,説是他父母走時留下備用的,讓我吃。我又一次被氣得要命。好在這次只面對老公一人,我堅決不吃。老公畢竟是念過大學的人,知道逼我吃藥理虧,所以也拿我沒辦法。但是有了第一次的流産經歷,我這次懷孕也很不順利,懷孕不久又出現了先兆流産症狀,好不容易住了幾個月醫院,才保住了這第二胎。
我略為遺憾地告訴你,我生了個兒子。他是順其自然但又歷經曲折地來到這個世界的————生他時我難産了,醫生剖開我的肚子把他取了出來。
我非常愛他。僅僅因為他是我的孩子,而不是因為他是男孩。我希望他,也希望所有的公公婆婆知道:這已是一個憑智力而不是靠體力吃飯的年代,不論生男孩還是女孩都無所謂。我想,等我將來也做了婆婆,我一定不干預我的媳婦懷孕生孩子的事,因為那是我兒子和我兒媳的私事。(文/明子)
産房紀事
懷胎十月,終於到了預産期這天,預想中的陣痛卻遲遲不來。我實在沉不住氣,每天追問媽媽:“怎麼還不見動靜?我盼著跟小寶寶見面呢,看看他(她)是什麼樣子的。”是啊,我提前休假,在家裏修身養性,每天散步聽音樂讀輕鬆讀物———為了培養寶寶的優雅性情,不提早準備怎麼行?
寶寶倒是沉得住氣,不僅不急著出來見世面,連常見的胎動也沒有了。我急得隔三岔五去醫院做“胎監”。醫生説,你不如住進醫院觀察吧,反正也遲不了幾天了。
於是我住進了産科病房。
長這麼大我還是頭一回住院,最受不了的是,每天清晨6點日光燈突然大亮,幾個護士推門而入,把體溫計、血壓測量儀迅速武裝到我身上,其後就開始了不間斷的驗血、驗尿、“皮試”、“吊瓶”,等等,尤其像我這樣急診入院者,半夜還要遭受日光燈的突然照射,感覺自己像深夜被提審的犯人。床又硬又窄,是那種可以三折、可以挂“吊瓶”的專用病床,睡得我全身酸痛。
住了3天,我已忍無可忍。真難為隔壁那位女孩郭艷,一住就是1個月。因為她子宮肌瘤術後留下了疤痕,子宮在懷孕狀態下隨時有可能破裂出血,所以必須住院觀察,隔天做B超監視。她孕期才34周,離足月尚有6周。為使胎兒可以提早降生,醫生每天給她注射營養針。這樣胎兒既不會長得過大,又能在母腹中發育健全。
我笑説:“你的子宮就像個炸彈。”
她説:“不對,像有裂縫的氣球。對我來説,要做母親真不容易啊。”
一天下午,胎監室裏傳來了一位婦人痛苦的呻吟聲。她因為不孕而選擇了試管嬰兒,並且選了雙胞胎,沒想到放回肚子才5個月,就出現流血腹痛。主治醫生説:“只要沒‘破水’就還有希望。”但輸了2個小時的安胎藥,血還是止不住。當班護士不願有這樣的重症患者在身邊———也難怪,她還要同時照顧另外3個待産婦,責任太大。於是,她召來平板床,將婦人運去重症監護室。那孕婦臉上痛苦哀求的表情,真令人看了心痛。生育之陣痛當然是十分可怕的,但産婦即將面對新生兒的心情則是充滿渴望和興奮的。這個眼看著保不住胎兒的準媽媽的痛,卻不僅是肉體上的,更多的是在心裏。為了做母親,世間竟還有這麼多額外的痛苦!
孕育生命説來簡單,但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死於難産”卻始終是一柄懸在女人頭頂的利劍。記得舊電影裏,將為人父的男人總要面臨這樣的選擇:保大人還是保孩子?10年前,我的鄰家大姐就是死於難産。2年前,一位同鄉的女兒也死於難産,遺下一個沒娘的兒子。如今醫學昌明,城市裏很少有女人死於難産了,新生兒的成活率也超過了九成。但生死一線間,意外總是存在的,所以産房內外並不都是皆大歡喜,痛苦、挫折往往伴隨而來。難怪産科的護士小姐都打醒十二分精神。按她們的説法,産科病人都是急診,一律不能馬虎。
住院3天,我的確是大開眼界。“女人要過生育關。”自從肚子裏有了一個新生命,很多事就圍繞它而展開,比如注意冷熱,不能亂吃藥,定期檢查遺傳病,要聽音樂要胎教……不過,比起你真正要面對一個動不動就哇哇大哭、完全依賴母親乳汁的生命來説,孕期反應只是小菜一碟,到了孩子出來後,那麻煩才叫麻煩呢。用一位年輕媽媽的話來説,“恨不得把他(她)塞回肚子裏去。”
“做了母親,就踏上了一條漫長的征途。”説這話的女人,她的孩子已經上了中學。她雖然抱怨,臉上卻洋溢著幸福的笑容。我想,那就是一個母親的幸福吧!(文/呂蓓卡)
孕期憾事
女兒已經3歲了,但那些記錄下她人生最初混沌與嬌美的照片,我卻怎麼也看不夠。我想,將來有一日,長大了的女兒在逐張翻看自己小時候我見猶憐的憨態時,一定笑得如一彎新月。
可惜的是,在我孕育生命的9個月時間裏,只拍過一張照片,而且是在臨産的倒計時階段。本來,我曾經立下一個小小誓言:為女兒完完整整地實錄下生命的序曲。如果能這樣,該是多麼的意味深長呵!儘管看不出什麼,只是隆起來的肚子,但能引出多少關於生命的遐想!更重要的是,它將時時提醒著母女間曾經共同經歷過的那段我中有你的血肉關係。
這個小小願望,本來輕而易舉就可實現,如果我不是蜷縮于孕期所特有的磨難與痛苦,不是沉湎于對孩子健康的過分焦慮和無端恐懼。
或者是上天對我特別地眷愛,要讓我深刻地感受到孩子的存在,故而從生命最初的幾個音符開始,劇烈的孕期反應就一輪輪地襲來。聞到什麼都覺得噁心,幾乎所有食物都令我反胃,看見人家津津有味地吃飯,只覺得不可思議。既然無胃口,就喝點水吧,可不知為什麼,水竟然是苦的,只喝一口,就覺化作一線苦汁,直衝腦髓。走路也不行,5步以上就要頭暈目眩,作噁心嘔吐狀。既如此,躺在床上會好些吧,但又怎麼也睡不沉,似睡非睡,似夢非夢……
這段日子,可真難熬呵!一天24個小時,一小時60分鐘,一分鐘60秒,本來很容易溜過去的時間,卻似陡然豎起的數不清的高高路障,而每一秒鐘就是一個路障。在路障間,我跌跌撞撞,看不到出路……
懷孕到了4個月的時候,強烈的孕期反應漸漸結束。
好日子終於來了。見什麼吃什麼,吃什麼都沒個夠。睡得亦香甜。某晚睡覺滾到了地上,膝蓋都摔青了,竟然沒醒。先生將我從地上拉起來的時候,還奇怪地問:怎麼睡到了地上?好像有人搞破壞似的。
體重一日日見長,腰圍越來越壯觀,心情越來越舒暢。直到有一天,去醫院檢查,聽醫生説“胎兒太小”,好似頭上打了個焦雷,差點懵了。因為我清楚地記得,有關孕期保健的書上説:胎兒過小可能導致弱智、殘疾以及其他疾病。醫生説再觀察兩周。這兩周,我胡思亂想,越想越怕,越怕越想,越想越睡不著覺,越睡不著越怕,怕對胎兒不利。一位同事告訴我,她懷孕時,醫生也説胎小,她根本不理會,生出來後孩子8斤多。但這安慰不了我。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呀。
再去檢查,醫生説肉都長到我身上了,要打氨基酸和葡萄糖,將胎催大。醫生開了3瓶氨基酸,我覺得不夠,又託人買了兩瓶。然後連續5天輸液。其實,我是最怕打針的,一打針就緊張得要命,但到了此時也豁出去了,大義凜然地走向打針的護士。
……
那天是“三八”節,離預産期還有18天,我陪母親逛天河城。可能是路走多了,中午開始陣痛。我卻以為是脹肚,沒聲張,直到晚上11點多,肚子疼得受不了,才把家人叫起來。臨出門前,突然想起自已曾許下的小小心願,一定要拍張照。母親在一旁急得不得了:“快去醫院,別生在家裏了!”
1998年3月9日上午8點差5分,孩子降生。我將孩子抱在胸前。她頭髮濕漉漉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很疲乏的樣子,好像從很遠的地方趕來。與此同時,醫生在為我的傷口縫針,麻藥的作用早已過去,但針錢依然無情地從活生生的肉體上穿過來,穿過去。我痛得大叫:“不縫了,不縫了!”
躺在病房裏,我忽又懊惱起來:昨晚照完相,怎不帶上相機?如果能攝下我們母女從産房裏被推出來的歷史時刻,該有多好玩!這,成了我孕期的一樁憾事。(文/萍者)
《南方日報》 2001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