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3月媒體都會因為雷鋒而熱鬧一陣，以示雷鋒精神還沒有被我們這個時代所淡忘，也許正是基於這個目的，有人到哈爾濱部分小學作了個調查，而調查的結果卻讓這個（或這些）人大吃一驚，“在接受調查的幾十個小學生中，有相當一部分根本不知道雷鋒是誰；一部分聽到過這個名字，但不知道雷鋒是幹什麼的；只有一小部分學生大致知道雷鋒的一些事跡。”《揚子晚報》3月6日以《一項調查顯示：小學生不知雷鋒是誰》為題報道了此事。
讓我疑惑的是，我們的小學生一定要知道雷鋒嗎？知道雷鋒才會去做好事嗎？不知道雷鋒，小學生就不會給老年人讓座了？知道雷鋒就那麼重要？
長期以來，我們的道德教育始終一廂情願地高居於“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等高尚得不能再高尚的“超道德”層次上，這使我們對雷鋒的宣傳也只能高居在“神”的層次上，這是不是也是一種“非人化”的宣傳呢？
殊不知雷鋒也有在籃球場上被大個子耍得團團轉的時候，雷鋒也曾專注地與戰友打撲克（《遼沈晚報》3月1日）。將雷鋒放到神的位置與我們那種一廂情願式的品德教育，實際上恰恰拉大了雷鋒與普通人的距離，也恰恰會使我們的道德資源日漸枯竭。
一個老人節衣縮食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連鞋子都用纖維帶係，他把節省的錢用來設立了一個教育基金。我欽敬這位老人，可我反對當地政府提出的向這位老人學習的號召，因為，向這種行為學習的結果可能會使我們失去作為一個正常人的樂趣，是在將我們帶到一個道德的死衚同。
讀《論語》的時候我們不難發現，孔子在提出種種道德標準時，前面總會有一個主語———君子，也就是説，孔子並沒有擺出一副道德家的面孔去裁判別人。孔子是通達的，要不他也不會在其弟子子貢放棄獎賞時，給他講人類有趨利避害之本性，並讓子貢去國庫領獎。
我們這個社會也是通達的，至少它承認在君子與小人之間存在著處於中間的正常人，當然我這裡所説的正常並非生理意義的，而是説那種具有正當個人利益和自由選擇的個體。我相信這樣一條規律：一個社會所要求的道德標準越高，人們就越難以實行，從而人們實行的道德行為便越少，人們的品德便會越惡劣。
亞當 斯密在《國富論》中説道，麵包商提供給我們可口的麵包並不是他的品德有多麼高尚，而是他不這樣做的話就無法糊口。我們的道德行為實際上更多基於日常生活層面的道德意識，而不是基於意識形態化的道德，從這個意義上説，不知道雷鋒並不會妨礙我們做好事。
我們的道德教育更缺少的是最為基本的做人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説，不知道雷鋒也許更利於我們做好事。
《青年時訊》 2001年3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