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日本曾發生過教科書問題。其情景人們至今還記憶猶新。然而，20年後的今天，日本又發生教科書問題。日本媒體報道，去年4月文部省（現文部科學省）接受教科書出版社的申請，著手審定2002年開始使用的、包括歷史教科書在內的初中社會學科教科書（每4年審定一次，使用4年）。在各有關出版社送審的教科書中再次出現美化侵略歷史、掩蓋戰爭罪行、為其侵略戰爭翻案的問題。去年9月此事披露以來，在日本國內外引起強烈反應。有的日本報紙指責日本在教科書問題上“大幅度倒退”。南韓等媒體紛紛譴責日本“歪曲歷史的勢力重新抬頭”。我國外交部發言人和南韓外交當局也相應表態。
此次的教科書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原有的7家初中教科書出版社在有關日本侵略和戰爭罪行的記述上大幅度倒退；二是一個名為“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的右翼組織拋出了一部“新歷史教科書”，大肆歪曲歷史、美化侵略戰爭，為侵略歷史翻案。前者，在7家出版社的現行教科書中均有肯定日本進行侵略的敘述。例如提到“近代日本對中國和朝鮮的侵略”，“對中國的全面侵略”等等。然而，在現在的送審本中，除一家保留“侵略中國”、“15年侵略戰爭的開始”等兩處外，其餘6家均將“侵略”二字刪除。有的將“侵略”改為中性字眼“進出”，有的改為其他説法。對現行教科書中“隨軍慰安婦”、“南京大屠殺”、731部隊和“三光作戰”等有關日本戰爭罪行的記述也大部刪除，或進行了淡化處理。至於後者，則更是一部問題百齣的教科書。這個組織編撰該書的基本指導思想是全面貫徹“皇國史觀”，力圖向青少年灌輸“日本是以天皇為中心的神國”思想。對日本侵略及戰爭罪行更是極盡美化、掩飾之能事。書中鼓吹“大東亞戰爭”是為了打破“A（美國）B (英國)C（中國）D（荷蘭）包圍圈”而“不得已進行”的“自存自衛戰爭”，是所謂“解放亞洲的戰爭”。説日軍登陸東南亞初期的“大勝利”是“得到掙扎于白人數百年殖民統治下人們的合作才取得的”，“為東南亞、印度、乃至非洲的人們帶來對獨立的嚮往和勇氣”。有關對我國的侵略稱，“七七事變”是當晚“有人向演習中的日軍開槍”引起的，暗示是中方挑起的。關於“九一八事變”説是由“日本陸軍的下屬部隊關東軍發動的”，“與日本政府的方針毫無關係”。當時日本對“滿州國的目標是使之在中國大陸第一個實行現代化法治國家”，“滿州國經濟在建設五族協和、王道樂土的口號下取得了迅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改善”。關於日本吞併朝鮮則稱，那“是本著當時的國際關係原則合法進行的”，“得到歐美列強的支援”。該書全然不提日本的戰爭罪行，對南京大屠殺也以春秋筆法予以否定。書中類似的問題很多，難以枚舉。
在日本，教科書問題由來已久，自50年代以來曾數起數落。眾所週知，戰前日本使用“國定”教科書，按照天皇頒布的“教育敕語”對青少年進行軍國主義教育，從而把他們培養成為軍國主義侵略賣命的“軍國少年”和“軍國少女”。日本投降後美國作為當時佔領的重要措施之一，使日本廢除了“國定”教科書和“教育敕語”，代之以《教育基本法》和《學校教育法》。從此日本中小學教科書改為由民間出版社編寫、文部省審定的辦法出版發行。早期的教科書，出於對過去的反省，均能較客觀地記述日本的侵略及其戰爭罪行，文部省的審定也較為寬鬆。這種情況大約持續10年。1954年戰前曾任文部大臣的鳩山一郎出任首相。在其任內發動第一次攻擊和強令修改教科書的高潮。當時執政的民主黨發表宣傳材料，攻擊中小學教科書是“馬列主義的和平教科書”，搞“偏向教育”。接著，文部省加強了對教科書的審定工作。這次審定的結果，判定80%以上的教科書“不合格”。在此後20多年裏，文部省對歷史教科書提及日本的對外侵略及其戰爭罪行嚴加限制。為此，有的日本學者把這個時期稱作“教科書的冬天”。60年代後期，家永三郎教授對文部省強令其修改他編寫的高中教科書中有關日本侵略極其罪行的記述提出法律訴訟。1970年法院二審裁定文部省的審定違憲、違法。在這種情況下，文部省對教科書的審定不得不有所收斂。在此後10年裏，教科書中又逐漸恢復了對日本侵略及其戰爭罪行的客觀記述。然而，此種動向再次為統治階層所不容。於是，80年代初又掀起了第二次攻擊和強令修改教科書的高潮。在自民黨有關領導機構主導下，經過財界團體週邊組織和少數右翼組織大規模宣傳造勢之後，1982年文部省再次大動斧鉞，包括高中社會學科（歷史、政治、經濟等）在內，強令各出版社修改達600處之多。與50年代不同。此次在日本國內外引起強烈反應。中國和南韓等亞洲各國政府和輿論紛紛發表談話和評論表示抗議和譴責。在內外壓力下，日本不得不發表“政府見解”，表示要“作為政府的責任予以糾正”。
此次的高潮開始於1996年。這年夏天，一個名為“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首先發難，攻擊記述“南京大屠殺”、“隨軍慰安婦”等日本戰爭罪行的教科書是“反日的、自虐的、黑暗的”，要求從教科書中刪除。隨後，10余個攻擊教科書的全國和地方右翼組織應“運”而生。它們同國會和地方議會的部分右翼議員相互勾結，彼此配合，又是出書，又是講演，又是請願，又是提出法律訴訟，掀起了一個全國規模的要求修改教科書的“國民運動”。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活動得到自民黨和財界部分人的支援，一些大企業捐贈了大量活動經費。在這種背景下，由“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主要骨幹等組成的“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有恃無恐地拋出了前述那本成問題的教科書。另據報導，在這次修改教科書運動中，文部省對原來的教科書出版社也改變過去事後審定責令其修改的做法，改為事前施加壓力，要出版社在教科書送審前“自主”修改或刪除有關侵略和戰爭罪行的記述，從而出現了前述送審本中有關日本侵略和戰爭罪行表述的倒退。
從以上情況看，自50年代以來，每當中小學教科書比較全面地記述日本對外侵略及其所犯罪行時，在日本就會發生一次攻擊教科書並強令出版社修改的運動。而且其規模和聲勢一次比一次大，不僅有右翼組織打頭陣，文部省出面，還有自民黨和財界部分勢力推動和撐腰。這些政治勢力究竟為什麼這樣興師動眾，拿中小學教科書開刀，其用意何在，值得深思。
教科書問題的實質是如何認識和看待過去那段日本侵略歷史和以什麼樣的歷史觀教育日本的子孫後代的問題。或者如一名攻擊現行教科書最為激烈的右翼學者所説，是“如何重新塑造現在的日本人”的問題。目前在日本基本上有兩種歷史觀。一種是肯定日本侵略和犯有戰爭罪行的歷史觀，在日本稱“太平洋戰爭史觀”、“佔領史觀”或“東京裁判史觀”。在日本有人認為，現行教科書大都是按這種歷史觀編寫的。另一種是否認日本侵略、稱“大東亞戰爭”是“為了解放亞洲”的“大東亞戰爭史觀”。在前述那些政治勢力看來，東京裁判是勝者對敗者的不公正裁判，“東京裁判史觀”“割斷”了日本歷史，使日本懷有“戰爭犯罪意識”，導致日本人萎靡不振，人心渙散，強調日本要“創建新歷史學”，“擺脫佔領史觀，徹底掃除思想混亂”（自民黨1968年“運動方針”）。這裡所説的“新歷史學”實際上就是“大東亞戰爭史觀”。1993年日本成立了一個包括自民黨頭面人物在內的105名議員組成的“歷史研究委員會”。據稱，該委員會經過兩年活動後得出4個主要結論：（1）“大東亞戰爭”不是侵略戰爭，是自存自衛的戰爭，是解放亞洲的戰爭；（2）“南京事件”、“隨軍慰安婦”是“捏造”的，日本不存在戰爭犯罪；（3）教科書憑空記述日本侵略和“加害行為”有必要進行新的“教科書鬥爭”；（4）為使前述1、2項那樣的歷史認識成為國民的共識和常識，有必要開展“國民運動”。這裡清楚地表明，所謂教科書問題，實際上就是日本有人要“進行新的教科書鬥爭”，向日本青少年灌輸“大東亞戰爭史觀”。
青少年是一個國家的未來，對青少年進行什麼教育關係到這個國家的前途。試想，如果用這種“大東亞戰爭史觀”“武裝”了青少年的頭腦，會把日本引向何方不是不言而喻嗎！
（趙階琦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網 2001年3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