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會告訴人們事實真相，驚人相似的歷史總能給人啟示

    6月29日，第55屆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現任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從2002年1月1日起連任。任期5年。而他的前任加利卻沒有他這麼幸運。由於美國的極力反對，加利成為至今聯合國歷史上惟一一位沒有能獲得連任的秘書長。美國人為什麼如此強烈地不顧14比1的絕對多數票逆流而上呢？

    “他甚至連聯合國一詞的正確發音也不會”，這是美國前任駐聯合國大使、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公開嘲笑加利的一句話。加利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詳細敘説了美國精心策劃，致使其無法連任聯合國秘書長一職內幕。

    當聽説我要公開表示不同意見時，克裏斯托弗和奧爾布賴特面面相覷，好像我請他們吃的魚是臭的，後來我才明白，美國不太需要外交。

    1993年2月1日，我邀請克裏斯托弗共進午餐，同時邀請美駐聯合國大使奧爾布賴特。吃了第一道菜以後，我問能否説幾句坦誠而不做記錄的話。我説，“我完全清楚美國是世界事務的主角，我知道，如果我要取得成功必須有美國的支援。我將始終尋找和試圖使我配得上這種支援。但是，請允許我時不時地同美國的政策公開表示不同的意見。這將有助於聯合國加強它自己的品格和維持它的公正性，也有助於驅散許多成員國的誤會：聯合國僅僅是美國的工具。這麼做，也對美國有利。如果美國在某些場合下能夠卓有信譽地利用聯合國，它在外交政策上就可獲得更多的選擇餘地。”

    那時我確信他們能理解我的觀點。可是，我完全錯了。我的話似乎讓他們大吃一驚。克裏斯托弗和奧爾布賴特面面相覷，好像我請他們吃的魚是臭的。他們沒有吭聲。我害怕起來，趕快換了一個話題。過了一會兒，我又試了一次。“也許我沒有把話説清楚。”我説，“我只是想提出一個做法，使美國和聯合國的外交都具有更大的機動性。”又是一片沉默。我想起已故以色列總理戈爾達邁耶的話：“如果你只是百分之九十九支援我，你不算支援我。”

    過了些時候，我才充分明白，美國不太需要外交；有力量就夠了。在一個帝國強權看來，外交是時間和聲望的浪費和軟弱的象徵。

    我堅持認為，是否進行空襲，由秘書長來決定。美國的一家報紙譴責我：“加利怎敢以為自己一人有權決定在波黑動武？”

    1993年6月6日，安理會通過836號決議，授權聯保部隊在安全區受到轟炸或武裝侵襲的情況下可採取包括武力在內的必要手段來自衛。

    我要求北約在空中支援聯合國行動這一問題上同我協調。我説，是否使用空中力量，須先由我和安理會磋商，再做出決定。

    奧爾布賴特向聯合國寫信建議進行空襲。媒體報道説克林頓正在考慮此事。隨後，美國國務聊給我打電話，重申克林頓的意思，決定“讓北約的空中力量來説話”，並且在一封信函中聲稱，美國“不一定要等到聯保部隊提出要求、聯合國總授權後才進行”，他們將考慮“單獨進行空襲”。這種近似最後通牒似的信函並沒有改變我的態度。我堅持認為，是否進行空襲，應當是在當地聯合國部隊指揮官和秘書長特使意見的基礎上，由秘書長來決定。

    後來，美國的一家報紙專欄開始譴責我：“加利怎敢以為自己一人有權決定在波黑動武？”爾布賴特公開譴責了我。

    由於美國長期拖欠聯合國會費，秘書長沒錢請五常外長們吃午餐。

    1993年9月30日，我會見安理會五常的外長，中國外長錢其琛、法國外長朱佩、俄羅斯外長科濟列夫、英國外交大臣赫德和美國國務卿克裏斯托弗。這是每年的例會。我説：“由於聯合國的財政危機，我不能請你們吃午飯。”

    1993年10月底，我應邀到華盛頓美國聯合國協會去發表演説。正當我準備出門時，奧爾布賴特給我的辦公室主任打來電話，強烈反對我接受會見《華盛頓郵報》編委會的邀請。要求我在演講中不要對美國拖欠聯合國會費一事提出批評。對於這個指示我沒有理會。我告訴聽眾們：“坦白地説，我需要美國，聯合國需要美國。在聯合國和美國間建立起良好關係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任務之一。現在被拖欠的聯合國維和會費有近10億美元之多，這不是出於疏忽，這是出於政治決定，而這種政治決定是要付出代價的。”

    “如果美國無視自己的憲章責任，拒絕履行財政義務，它可以這麼做。如果美國想為支付會費附加條件，或者是暫時扣留部分會費甚至重新分配會費比額，聯合國恐怕也無可奈何。但我希望美國不要輕率行事，希望決策者能認真考慮一下這對美國在聯合國的影響力意味著什麼，它所開創的這個先例對其他國家來説意味著什麼。”我注意到，戈爾是大廳裏惟一面無表情的人。

    我不想要小費，奧爾布賴特卻表示，如果我獲勝，美國將退出聯合國。《紐約時報》頭版文章呼籲我以受人尊重的方式安靜地離去。

    1996年6月5日，在伊斯坦布爾，聯合國“羅馬教庭”使者馬蒂尼大主教來訪。他説，對我作為秘書長的工作非常滿意，而且非常擁護我連任。

    第二天，我在紐約的工作人員了解到，美國國務卿想給我打電話，希望我在一些重要的會議上宣佈不再尋求連任。可是，我接到的電話卻是萬斯的。他在電話中叫道：“好消息，克裏斯托弗已達成了某種妥協——給你再加一年的時間。這樣你還有一年半的時間繼續從事你的聯合國改革工作。”他勸我接受這一安排。我拒絕接受。我告訴他：“我並不想要小費。”

    6月7日，克裏斯托弗給日內瓦打電話。他驚訝于我已經知道他的電話用意。我説：“我們應該就此面對面談一談，不應在國際電話中談論此事。”“為什麼？”他問道。“因為我不能簡單地談我自己，並給你一個肯定或否定的答覆。我代表的是非洲，我的國家是埃及，在沒有通知他們或與他們協商的情況下，我無法單獨一人作出決定。”“你現在是一個國際公務員，應被視為是獨立的。”克裏斯托弗説。“是的，但對於那些要求我繼續第二任期的人，我也是有責任的。”克裏斯托弗在電話裏咕噥了幾句就非常不悅地把電話挂了。

    隨後，在得到埃及、法國、加拿大等國明確的支援以後，我決定宣佈自薦連任。

    6月23日，《紐約時報》頭版文章呼籲我以受人尊重的方式安靜地離去。奧爾布賴特在國會就聯合國財政狀況作證時説：“當我對人們講我們將行使否決權，而且如果（布特羅斯-加利）獲勝，我們將退出聯合國時，我非常清醒。”

    6月27日晚，紐約同事傳來一份電報，建議作出妥協：如果美國放棄其反對我的立場，我同意1996年12月31日任期結束後再多服務兩年。這將使我的任期共成為7年。因為多年來許多會員國對聯合國秘書長兩個5年任期的傳統表示過不滿，我7年任期將確立一個先行模式。我電話告訴我同事們説：“我收到了你們的電稿。”這正是我表達的意思。我確信，我無論是在紐約市秘書長居所還是在外旅行的電話談話都受到了監聽。

    在我長期的外交生涯中，還從未見過如此密集如此出言不遜的宣傳活動。令我難以置信的是，我竟是世界惟一超級大國這次龐大行動的靶子。

    來自紐約的報告向我顯示，奧爾布賴特正全力向非洲國家施加壓力，以在計劃舉行的雅溫得峰會上排斥我。非洲的一位駐聯合國大使告訴我的人事局長，他正收到來自美國使團“無休止的”信函。奧爾布賴特甚至還親自打電話給他。他帶著詫異的口吻説：“在此之前，她甚至根本不知道我的名字。”

    比我先到雅溫得的聯合國同事報告説，這裡美國人云集，他們在勸非洲人轉而反對我。等我到達那裏後，看到那樣強的一支美國官方隊伍賣力地對我加以詆毀，我還是感到震驚。在舉行會議的旅館大廳裏。我首次領略到美國詞語“遊説”的全部含義。無數年輕的美國外交官似乎常常從旅館的一處穿梭于另一處。在我每次搭電梯時，都會遇到汗流滿面的美國對外服務處官員忙於他或她與非洲領導人傳佈的事情。

    美國助理國務卿出現在喀麥隆電視節目中，他説，只要不是布特羅斯加利，美國將支援任何一位非洲人擔任聯合國秘書長。在我長期的外交生涯中，還從未見過如此密集、如此出言不遜的宣傳活動。令我難以置信的是，我竟是世界惟一超級大國這次龐大行動的靶子。

    我拒絕與美國交易之時，就是鬥爭開始之日，克林頓僅通過否決我連任就可贏得選舉。否決權是他在美國政治中最好的工具。

    中國和俄羅斯先後發表聲明支援我連任。這讓美國人很不滿。我同事一直與克林頓政府的同行進行接觸，以了解他們對局勢的看法。7月17日，國務院的一位官員説，“瞧，我們提供給布特羅斯　加利75歲生日一筆交易。布特羅斯拒絕這筆交易之時，就是鬥爭開始之日。”這位官員稱，克林頓“僅通過否決其連任就可贏得選舉。否決權是他在美國政治中最好的工具。我們不會後退。美國的輿論與人民不會在意。我們沒有後顧之憂。國內政治處於良好局面”。另一位美國熟人説：“無論如何，克林頓沒有任何退讓的餘地。説過其決定不可能更改的話之後，他就絕不可能對之加以改變，否則多爾會徹底打垮他。”

    當問及如何看待其他國家的聲明時，得到的回答是：“忘掉它”。“有外交部的聲明，也有真實世界的外交。你可以獲得你想要的所有外交部聲明，但這些聲明不算數。他們會告訴你這些聲明未經總統授權”。

    美國保證我離職後會有一個頭銜。我會成為“聯合國名譽秘書長”，奧爾布賴特説我“甚至連聯合國一詞的正確發音也不會”。

    11月17日晚上，奧爾布賴特問她可否到我的住所一敘。我當然同意。我們坐了一個小時。她試圖誘導我放棄連任。説美國將為我設立一項基金。我將是該基金的主任。該基金可能設在日內瓦。她特別提及我不久前所作的有關國際恐怖主義的演講——或許我願意將之建成一個反恐怖主義基金會。她説，除此之外，美國將保證我有一個頭銜。我會成為“聯合國名譽秘書長”。後來我了解到，克林頓總統在電話中向希拉克總統傳遞了與此相同的資訊。我只有發笑。我想，這些美國人一定認為我無比天真。他們不能理解我必須維護一條原則：聯合國的完整和秘書長的獨立性。但我什麼也沒説。她離開時未達成交易。

    11月18日，聯合國安理會的15個成員國開會對我進行投票表決。結果15個成員國中14個成員國贊成我連任，1票反對。美國投了否決票。這對美國人的打擊是可想而知的。他們並未想到會完全受到孤立。英國也站在對立面對美國的打擊最為沉重。表決時間推遲了24小時，其間美國施加了巨大的壓力想改變這種數量結構。但第二天，形勢並未發生變化。

    14比1的票數使聯合國選舉過程結束。在秘書處大樓有人在電梯裏張貼海報，上面引述有奧爾布賴特發言人的一句話“聯合國只能做美國讓其所做之事”。

    對於我的支援依舊。非洲駐聯合國代表11月21日聚會，再次確認我為非洲惟一候選人，有人告訴我俄羅斯人“準備否決任何其他提議”。

    奧爾布賴特開始公開用醜聞、暗示、中傷等各種武器對我進行攻擊。她告訴人們：“他甚至連聯合國一詞的正確發音也不會。”（事實上，我有時會聯合國一詞的最後一個字母“S”）更陰險的是，她向人們散佈説，美國掌握著“一些他的把柄”，以此試圖引人猜測我過去有些什麼不正當行為還未被披露出來。

    12月5日，克林頓提名奧爾布賴特為新的國務卿。而她要成為國務卿，不打敗我是不可能的。

    安理會陷入僵局，奧爾布賴特仍未氣餒，依然專注于把我除去。

    我有三個選擇：什麼也不做，僅等安理會對我的“裁決”；立即聲明我已完成使命，採取“自殺”行動；或者鬥爭到底，由此迫使安理會“封殺我”。我決定採取第三種選擇。由於奧爾布賴特被提名國務卿，安理會對她表現出“敬畏”態度，因此，埃及駐聯合國大使希望我在下次會議之前就“有尊嚴地退出”。

    12月10日，安理會對非洲候選人進行投票表決。我仍是一位候選人，但我的名字將被排除在外。主要是看其他人誰將勝出。結果四人中惟有科菲　安南獲得了採納一項決議所需9張贊成票的門檻數。但由於有一位常任理事國投了否決票，此項結果仍不能生效。這是一種半秘密的投票，雖然不知道每位成員投的是贊成還是反對票，但常任理事國成員的票的顏色不同，只要有其中的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投了反對票，所有人都清楚決議已遭否決。俄羅斯代表説：“也許到了該向現任秘書長尋求一項妥協的時候”。而奧爾布賴特則答道：“我今天可以比以前更有把握地告訴你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道出她新任國務卿的優越心態。

    美國迅速支配了媒體這個戰場，向記者大講法國“一時睹氣”投了否決票，法國應該對阻撓一位“明顯得到多數支援”的候選人感到不好意思。評論家們特別指出，在我得到14張贊成票時，只有美國一票否決時，美國並未顯得如此尊重多數原則。

    12月11日，安理會再次陷入僵局。進行了四次投票測驗，每次都與一天前完全一樣。法美對立達到了頂峰。

    12月12日，投票測驗結果是14票贊成科菲安南，1票反對。法國投了否決票。同日晚，我們在美國國務院的聯繫人説白宮對此很失望。但奧爾布賴特仍未氣餒。她此時本應在華盛頓走訪國會山，併為其新職批准聽證會做準備，可是她還呆在聯合國，依然專注于其四個月生活的問題：把我除去。

    我當時想，如果能熬過星期五即12月13日，時間也許會開始轉而對我有利。因為12月17日就是聯大會期結束時間。

    希拉克不想再孤獨，決定放棄與美國對抗，我不得不告別了聯合國。

    13日是一個雨天。一早所有的報道説法國會堅持立場。安理會12點30分開會，舉行另一場投票測驗。埃及再次對所有的非洲候選人投了贊成票。但這只是一次投票測驗；還要有正式的投票表決。此刻安理會的情況不同尋常。中國希望星期一舉行正式投票表決。由此可能造成的拖延讓美國和英國極為不安。法國大使給我打電話説法國將撤銷否決。希拉克總統在都柏林傳達了他的決定。法國不能繼續自我孤立。法國大使勸我在幾小時後進行的下次正式投票表決前起草一份讓步性的聲明。我決定等他們來“封殺”我，為此，我將忍耐下去。

    1997年1月1日，我離開了聯合國。

    根據《加利回憶錄》改寫

    《北京青年報》 2001年7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