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著名環境專家曲格平教授提出這樣一個觀點：在計算國內生産總值時，應扣除自然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損失。如果實行這種統計，會使廣大民眾特別是各級政府領導大吃一驚，他們會看到，很高的國內生産總值因扣除自然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損失而大大減少。這就會促使人們拋棄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走經濟、社會和環境協調發展之路。

    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經濟增長是加法，自然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是減法，如果只算加法，不算減法，最後的統計結果當然既不全面，也不真實。因此，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必須學會算“環境賬”。

    然而，許多政府領導並不會算“環境賬”。他們一味強調經濟增長，為了獲得眼前利益，根本不考慮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承載力，不惜以犧牲環境和資源為代價，走“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在不少地方，仍然存在大量國家明令禁止的“十五小”污染企業，但是，地方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不僅不予以取締，反而縱容包庇，致使“一個小廠污染一條河”的現象屢見不鮮。專家指出，環境成本包含兩個部分，一是製造産品所使用的自然資源本身的價值，二是製造和使用産品過程中對環境造成危害所需的整治修復費用。對於小化工、小造紙等行業來説，環境成本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如果嚴格計算一下，環境成本恐怕要比生産總值大得多。這樣看來，許多地方的“經濟增長”其實是“負增長”，而那些地方領導的所謂“政績”也是“功不抵過”。

    不算“環境賬”，最終要付出慘痛的代價。山西煤炭資源豐富，素有“煤海”之稱，農民們致富的一條重要門路就是搞小煉焦，由於“村村冒煙，家家點火”，導致三晉大地烏煙瘴氣，汾河流水由清變黑，而太原市也被列入全世界污染最嚴重城市的“黑名單”。對此，許多地方領導仍狹隘地認為：山西之長在於煤，不搞煉焦搞什麼？那麼，這種“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小煉焦真的使山西人富起來了嗎？恰恰相反，由於生産方式落後，科技含量低，山西的綜合經濟實力在全國排名至今還處於倒數幾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不僅沒換來經濟的發展，反而又背上了沉重的“生態包袱”。試想，如果要恢復昔日的“汾河流水嘩啦啦”的景象，又要付出多少倍的代價呢？

    與此相反，遼寧大連市就很會算“環境賬”，他們提出了“環境經濟”的概念，即通過改善環境品質來提升城市的品位，最終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事實證明，大連市靠打“綠色牌”，極大地改善了投資環境，拉動了城市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最終得到豐厚的回報。

    當今時代，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達程度，經濟實力決非唯一指標，生態環境品質也是一個重要指標。如何以最小的環境成本換取最大的經濟效益，實現可持續發展，這是新世紀的新課題。希望各級政府領導都能認真算一算“環境賬”，為子孫後代留下一筆“綠色財富”。

    《人民日報》2001年0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