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紀的第一個春天裏，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迎來了自己二十歲生日。4月2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成立二十週年紀念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李鐵映親筆為日本所題詞“中日友誼之橋”。日本駐華使館公使隈丸優次先生到會祝賀併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講，來自外交部、社科院、中央黨校、北京大學、中聯部、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以及進行日本研究的各個學術機構的領導、專家、學者參加了本次紀念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與會專家對我國的日本研究作了充分的總結，分析了當前日本研究的新動向，同時反思了目前研究中的不足。學者們敏銳地觀察到日本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政局動蕩，經濟長期走不出蕭條的陰影，認為對日本的研究不僅要綜合日本的歷史、政治、經濟而且還要結合文化、傳統、心理，尤其是要關注社會思潮的變化。從教科書事件到李登輝訪日以及小泉公然提出的以公職身份參拜靖國神社，無一不是右翼思潮氾濫的結果。專家們清醒地意識到對日本的研究任重而道遠。
20年來，日本所在基礎理論、實際應用和戰略對策等方面對當代日本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對外關係等方面進行了全方位深入的研究，很好地完成了院、所的各項科研工作計劃，以及國家有關部門交辦和國外學術機構合作的科研課題，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據統計，建所以來，共完成科研成果5600多萬字，其中專著、學術論文、研究報告等4300萬字，譯著、譯問等1300多萬字。
日本所成立後的20年，世界正處於一個大轉變、大動蕩的時代。在這20年，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輝煌的成績，國際形勢發生了由冷戰時代進入冷戰後時代的重大轉變，日本也由高速發展時代進入了全面改革的時代。面對如此巨大的發展變化，日本所在日本研究和中日關係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眾多成果，以卓有成效的工作為我國的改革開放服務，為推動中日關係的良好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日本所以常年深入的研究建立了在國內日本研究界的應有地位，同時也以其活潑有效的學術交流不斷擴大了對外影響。
回顧歷史，日本研究所的副所長高增傑研究員介紹説，黨中央一直非常重視對日本的研究，1964年中央曾作決定要加強日本研究並先後在地方成立了許多研究結構，但文化大革命使所有的學術研究處於停頓狀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再次提出日本是我國的近鄰，研究日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面對改革開放的新局面，我國要求一個比較穩定的周邊環境。日本作為我國最近鄰的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應當給與足夠的重視。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了許多研究國際問題的研究機構，但都是地區研究所，如亞太所、拉美所等，作為國別研究所只有在1981年先後成立的美國所和日本所。
日本所成立之後在研究方向上經歷了以下變化：
1、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全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工作上來，振興中華民族是全國全黨全民的一個共同願望。當時一個很濃重的社會氣氛是人們很希望了解日本在戰後出現的經濟高速增長奇跡的真正原因。因此，在八十年代初期日本所主要研究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和日本經濟本身發展在機制、條件和內在因素等各方面的問題；八十年代中後期則發生很大變化，改變了只是把日本當作經濟動物，單純從經濟的角度研究日本的做法。人們形成了一個共識：單純研究日本經濟本身不足以解決日本問題，還需要研究日本的社會、日本的傳統、日本的文化等更深層次的問題。83年日本所率先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日本社會文化研究室，到88年就已初具規模，建立了日本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
2、九十年代初期，隨著對日本文化研究的深入，研究人員意識到日本研究不僅要研究對象國，而且更要把日本放在世界格局的環境中去觀察分析。因此許多研究人員開始從世界格局的角度、東亞區域的角度去研究日本，把研究向前推進了很大一步。
3、日本所在學科建設上，重視從全方位同時又是綜合學科地對日本觀察研究，從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個方面進行比較系統和深入的研究，同時還開闢了新的學科如國際政治思想的研究，希望能通過日本的傳統、通過日本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後的國際戰略
變化來了解日本的對外政策，從而來研究中日關係的發展，促進中日關係的健康發展。
4、隨著中日關係不斷地向縱深發展，經貿關係的日益密切，在政治上，中日雙方都有建立健康關係的願望，但同時會不斷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中日兩國之間必須建立一種健康的國家關係來促進兩國之間的經貿、政治及其他領域的各種合作。目前出現的問題並不可怕，問題在於如何對待，這正是需要進一步加大研究力度的內容。
李鐵映院長為日本研究所成立二十週年題詞“中日友誼之橋”，這是對日本研究所20年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對日本研究所今後工作的希望，即希望日本研究所為促進中日兩國人民的相互理解，為發展中日友好關係，發揮重要的橋梁作用。
中國網2001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