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鋼的研究成果表明:如果放在國際背景中比較,中國地區發展差距最突出的特點是“一個中國,四個世界”。與此同時,還有另外三個特點:第一,中國東西部之間存在三大發展差距:經濟發展差距、人類發展差距和知識發展差距,其中知識發展差距明顯高於經濟發展差距。第二,投資於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無形資本的收益大大高於投資于自然資源開發、物質資本和有形資本的收益。第三,不同的發展戰略和政策會導致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2001年4月10日接受記者採訪時,胡鞍鋼詳細闡明瞭他的觀點。如果按每人平均GDP美元值(PPP )計算,則無法讓世界真正了解中國的發展不平衡狀況。
據胡鞍鋼介紹,過去的20年,中國是世界上每人平均GDP增長率最快的國家之一。1913年中國每人平均GDP僅相當於美國的13.0%;1950年降至為6.4%;1973年為7.1%。但到2000年則迅速上升為23.0%,成為1973-2000年期間與美國每人平均GDP相對差距縮小幅度最大的國家之一。如果將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台灣除外)的每人平均GDP增長率與世界各國比較,每人平均GDP增長率最快的前10名地區中,中國就佔了9個地區。
“從國際背景來看,世界各國每人平均收入在20世紀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提高,但是它們之間的相對差距並沒有縮小。其中,亞洲(也包括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與發達國家、領先國(指美國)的每人平均GDP差距已不斷縮小,而非洲、東歐和前蘇聯與發達國家及領先國的相對差距則有所擴大。”胡鞍鋼分析,中國屬於20世紀下半葉現代化的“後來居上者”。“中國正是因為‘後來居上’,才明顯縮小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
“如果按每人平均GDP美元值(PPP)計算,中國已經由低收入國家行列進入了下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極其特殊的一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發展不平衡的大國。”胡鞍鋼説,“經常讓人感覺頭痛的一個問題是,外國人到中國來,只會去北京、上海、深圳這些高收入發達地區,而很少有人會去貴州、西藏、青海這些窮地方。所以,國際上一般都認為,中國已經由低收入國家進入到了下中等收入國家,不應該再屬於發展中國家系列,而應屬於發達國家系列。”
胡鞍鋼説,“其實,這是一個誤會。”
“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深圳等高收入發達地區;“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和沿海上中等地區;“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區;“第四世界”是中西部貧困地區。胡鞍鋼的研究表明,上海和北京兩市人口雖然只佔全國總人口比重的2.2%,但1999年上海和北京每人平均GDP(按照平均購買力計算)分別為15516美元和9996美元,明顯高於世界上中等收入國家水準(8320美元)。分別為高收入國家收入水準(24430美元)的63.5%和40.9%,在世界206個國家和地區中分別列第45位和第64位。其中,上海浦東1999年每人平均GDP為25472美元,高於高收入國家水準,相當於美國每人平均水準(30600美元)的83.2%,位居世界第11位。它們是中國的“第一世界”。天津、廣東、浙江、江蘇、福建、遼寧等沿海省份每人平均GDP均高於世界下中等收入國家水準(3960美元)而低於上中等收入國家水準。6省人口約27404萬人,佔全國總人口比重的21.8%。它們是中國的“第二世界”。沿海地區的河北,東北、華北中部部分地區每人平均GDP均低於下中等收入國家水準,位居世界第100-139位之間,人口約32783萬人,佔全國總人口比重的26.0%,是中國的“第三世界”。“中國約有一半以上的地區位居世界第140位之後,人口約6.3億,佔全國人口總數的一半。”胡鞍鋼介紹,“其中,貴州每人平均GDP為1247美元,低於世界低收入國家平均水準(1790美元),在世界排名177位,與上海相差132位,與北京相差113位。”它們是中國的“第四世界”。
胡鞍鋼介紹,“去年10月,我與德國專家座談時把這套分析搬了出來,還真説服了他們。”東西部的差距主要是知識差距,因此,西部大開發的重點和未來發展方向應由以往開發自然資源為主轉向開發人力資源和知識資源。“正是由於這種特殊的國情背景,導致中國形成了明顯的三大發展差距。即經濟發展差距、人類發展差距(人類發展指標是由人的預期壽命、成人識字率、總入學率和每人平均GDP4項指標合成)和知識發展差距。”胡鞍鋼認為,“這三大差距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持續擴大,是中央決策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基本深層次背景。”
“根據我們的研究發現: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相比,不僅在經濟發展和人類發展上存在明顯差距,更為關鍵的是,東西部地區還存在著巨大的知識發展差距,西部一些地區的部分人群甚至面臨與知識隔離的危險。”胡鞍鋼介紹,西部每人平均綜合知識發展水準僅相當於東部的35%,獲取知識的能力僅相當於東部的14%,吸收知識的能力僅為東部的81%,交流知識的能力僅為東部的31%,每人平均外國投資和網際網路普及率分別是東部的8%和12%。”他説,“這表明東西部地區的知識發展差距要明顯大於其經濟發展差距。”
因此,胡鞍鋼認為,西部大開發的重點和未來發展方向應由以往開發自然資源為主轉向開發人力資源和知識資源,使知識要素成為促進西部地區發展最重要的要素,同時成為推動改革、促進社會轉型最重要的因素。
武漢晚報 200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