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27日，國務院轉發中國人民銀行、教育部、財政部的《關於助學貸款管理的補充意見》，明確了學校的責任和簡化了學生貸款的手續，完全實行信用貸款，使眾多的莘莘學子無後顧之憂。應該説助學貸款關乎到了“我們的明天”。銀行向幾十萬學子伸出熱情援助的雙手，這是國家之大利，民族之大情。

    其實早在去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教育部、財政部就聯合發文，決定從當年9月1日起，授權工行在北京、上海、天津、重慶、武漢、瀋陽、西安、南京等市進行國家助學貸款制度試點，但其中並沒有如何擔保的規定，這使學校和銀行都無所適從，因為一旦學生還不起貸款，誰來承擔呆壞賬呢？

    今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教育部、財政部又下發了《關於助學貸款管理的若干意見》，明確取消到期無法收回的貸款由學校和學生貸款管理中心共同償還的規定，並著力簡化操作手續。

    而8月27日再次下發的《關於助學貸款管理的補充意見》可以説使這個問題終於豁然開朗。而今年各地的大學開學也正是在一片貸款宣傳的熱潮中拉開了序幕

    -話題一：用社會的錢讀自己的書誰認可？

    來自江西老區的鄒聲鴻是中國農業大學的新生，來北京之前他只帶了100元錢，當時他和家裏人説，聽説北京能貸款上學，貸到錢就上，貸不到就不上了。工商銀行海淀支行當場給鄒聲鴻辦理了國家助學貸款業務。近日，北京大學40余名同學也將取得該行在北大發放的第一筆國家助學貸款。

    “其實助學貸款已經做了幾年了，但從來沒有像今年這樣受人關注。今年使用這一方式的學生將會創下紀錄。”工商銀行海淀支行負責學生助學貸款業務的負責人劉長友談道：“去年開辦的國家助學貸款由於需要擔保人，整個支行的貸款申請人數是700人。我們已經下發了一萬多張，最保守的數字是要返回來4000-5000份。”其中發放的學校主要有北大、清華、中央民族大學、北理工、中國農業大學等9所學校。他認為今年使用國家助學貸款的學生群體將會大幅上升，而主要原因就在於信用貸款的啟動。可喜的是，國家助學貸款的宣傳還帶動了人們對商業助學貸款的關注。

    儘管國家助學貸款有政府的貼息，在原則上教育部對各校有個內定的數字限制，但從銀行方面看，目前還沒有總數字的限制，只要各校上報的貧困生基本都可以得到銀行的貸款，各行正在積極配合各校開展這項業務。

    此中原因有二，首先大學生作為未來的白領階層，將是收入高、素質高的一層消費者，“爭奪”他們就是爭奪未來，加之有政府貼息，此次助學貸款活動一啟動，四個主要參與銀行就進入了競爭狀態。

    其次，就是還款的問題，據不很明確的條款，一旦出現學生欠債不還的情況，銀行出現呆死帳，最後交由國家總行沖銷，在某種意義上這對銀行來説，基本不存在風險，而又可以穩拿國家的財政貼息。但銀行顯然還是考慮到了還款問題，“我們座談的時候反覆強調，學生使用的錢事實上是社會各界的錢，由國家貼息，還款就是對社會的回報。”不止如此，劉長友認為，個人信用機制的建立健全迫在眉睫“償貸記錄就是信用記錄，如果沒有這種良好的記錄，將會影響到今後的各種消費信貸。”

    -話題二：誰有貸款的權利？

    本報日前報道的一中國政法大學自考生因經濟問題險些讀大學無望，最後學校特別減免了她的學費，使之才有繼續就讀的可能。有關教育界人士介紹説，這個學生很特別，她在公立學校辦的培訓班就讀，而其“身份待遇”等同於民辦學校的學生，都是自考助學的學生。因為媒介的關注，使她能夠繼續讀下去，但像她這樣的自考生，北京有二十余萬，不可能都通過這種途徑解決學費問題。

    日前國家教育部一再重申的原則，民辦學校的學生不享受國家助學貸款，只享受商業助學貸款，而根據目前商業助學貸款的實施情況，到目前還沒有一個學生(包括公立學校的學生)享受這一待遇，這樣在相當程度上剝奪了成績不太好的貧窮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民辦學校由於本身的辦學資格不足，必然影響到學生的信用品質，加之國家助學貸款享受政府貼息，財力不足也是重要原因。

    但也有人士指出，這種做法也不能排除受“品學兼優的學生才應該受到捐助”觀點的影響，在國家助學條款中，有一條就包括學習成績如果不合格，不享受或者取消貸款資格的條款，可見這種觀點的影響力。他們將助學金分成幾檔，首先是看貧困程度，再看學生是否努力學習，最後再看成績。

    其實，民辦高校應像公辦高校那樣，主動向金融機構表達合作意向，積極促成銀行與學生之間借貸關係的最終形成。而從銀行角度講，應及時地轉變觀念，應看到民辦高校潛在的預期收益保障。這樣就會産生針對民辦高校大學生的放貸積極性。

    -話題三：貧困是種隱私還是种經歷？

    9月11日，清華大學的教師前往北京站接一位遲來的學生。遲到的原因還是學費問題，儘管學生的七姑八姨已經盡全力，但還是只湊夠了路費。清華大學得知這一情況後，輾轉打通了這位學生鄰居家的電話，告知該生只要到學校什麼都好解決，而且清華大學學工部的唐傑處長也堅決拒絕透露學生的姓名，“這可能會對學生的發展不利，學生可能會認為這是個隱私。”不願讓其他同學知道自己貧困的事實，這就使得學校在調查以及界定學生的貧困程度時，不得不花費一些腦筋。清華就曾經使用過一些“非常”手段來測評學生的生活水準。

    如何正確引導貧困學生對待貧困，這個問題可能比解決學生實際的經濟問題還讓高校的教師們費心，北京大學學生工作部陳建龍部長説，“貧困不只是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育人，如果處理得好，可以使這些貧困的學生多一份經歷，處理不好可能影響到其未來的發展。”

    也正是出於這種考察，清華、北大等學校開通的綠色通道，在程式上都有一點難為學生的味道。“通過綠色通道的學生，有相當一部分可以減免學費，甚至當時就可以做，但我們先借款給他，入學再通過借或者貸、免等各種方式解決，主要是讓他們要體驗交費上學這一過程，我們覺得這是一場必修的人生教育。”唐傑告訴記者，自1998年南方水災之後，清華大學開通綠色通道，每年都有幾百名學生通過綠色通道進入了清華，今年清華為此已經付出了140余萬元，其中60萬用於應屆本科生，而80余萬元用在老生身上。實際上社會關注更多的是新生，但相對而言，老生的貧困狀況更嚴重。一般新生開學，家庭經濟再困難，全家集款，甚至當地政府出面，企業出面，通常學生還都能募集到學費，而第二年，其家庭經濟狀況不一定能夠得到改善而學費依然得照交。

    《北京青年報》2000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