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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學説死亡了嗎?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

    新技術的巨大力量正在席捲世界。亞洲國家將如何重塑取決於他們如何面對和接納新技術,同時將自己的價值觀發揚光大。為了競爭,我們需要改變已定的思維,鼓勵創新與創造。

    開放的過程也許會讓我們的社會更加無序。最嚴重的挑戰將是如何保護我們悉心維護的價值觀。我們可以允許一個波希米亞特區的存在,在那裏面,一些喜歡異想天開,富於創造性的人可以幹自己的事;然而,這並不意味我們的整個城市都變成這樣。迄今為之,我們一直致力於阻擋那些對年輕人有害的影響。那些充斥在網際網路上的、不受控制的、好的和有害的精神産品會統統影響對是非缺乏判斷的一代人。網際網路上的黃色、性虐待內容對所有社會的青年人都是一種威脅。我不擔心政治觀點的影響;政治觀點往往用文字來表達,網上有關政治話題的聊天也許會導致對抗的情緒,但是它們不會像黃色圖像那樣帶來道德的淪喪。所以,我希望很快會有國際公約來規範網際網路上的有害的內容。

     沒有理由拋棄我們原有的價值觀。儒家學説的觀念也應該在變化的經濟和社會模式中進行調整和改變。年輕一代將比他們的父輩更有知識,他們應該大膽地認證由新技術帶來的變化;但是,他們沒有理由失禮。那些最基本的人類關係——夫妻關係、父子關係、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朋友關係以及公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並沒有改變。它們只是變得更有序和更文明瞭。根據儒家學説,每一個人的人生目標都是要成為一個“紳士”(君子),如果每個人都是君子,並同時教導他的家人行為得體,社會將達到無為而治。儒家的警句教誨婦女修身養性、照顧家庭,這也是一個和諧的社會所需要的。儒家學説不同於西方的個人主義精神,個人主義將個人的放任自流、無拘無束美化成進步的創造力量。影片《正午》中的偶像——那位臀部挎著6把槍、懲惡的警官——不會是亞洲社會的理想典範,網際網路也無法改變這一觀點。

     有一些人説網際網路將使民主的理念在亞洲社會深入人心。難道這能夠得出“美國理念與實踐能在具有不同歷史和文化傳統的亞洲社會紮根”的結論嗎?許多西方的評論家將民主、自由選舉和新聞自由稱作“亞洲的未來之路”。然而,民主在亞洲的記錄並不令人鼓舞。拿台灣為例,長期以來,台灣選舉因受“黑金”(腐敗)和黑幫的控制而遭到唾棄。陳水扁當選總統並不是因為民主在台灣紮下了根,而是因為國民黨自身的分裂。腐敗已在台灣的政治體制裏深深紮根。在菲律賓,馬科斯走了,但是腐敗和裙帶關係並沒有消失。印度尼西亞的瓦希德總統面對的是更令人氣餒的“腐敗、吭瀣一氣和裙帶關係”。印度尼西亞的或多或少的自由選舉(有許多選票是賄選的)以及新聞自由並不能締造民主。民主的內涵遠比新聞自由、結社自由多得多。必要的前提條件是全民教育和一個很大的中産階級階層的出現,這才能穩定選舉的模式。領導人無疑是決定的因素,人民只有在那些有很高道德水準與政治權威的模範的鼓勵下才能改變社會。

    中國的發展將給亞洲的繁榮帶來特別的影響。潮水般資訊的涌入將給中國帶來新的挑戰和機遇。在今後的二十年裏,當眾多的中國企業脫離政府的庇護走向成功後,更加合理的經濟和社會形態也會隨之形成。到那時,中國的政治體制將不得不加以調整以適應這一變化。近期的亞洲歷史説明,如果你不順應變化的力量,變化將不會是平和的。菲律賓人民擁護“人民權力”是因為馬科斯的政府不適應菲律賓社會的變化。印度尼西亞趕走了蘇哈托,但是只要腐敗繼續存在,那裏的社會將更加動蕩。中國必須將她的受過良好教育的——最好是那些在國外受過教育、善於用各種不同的方法治理社會的年輕人——吸引到政府中來。 這些人對於全球化帶來的挑戰有著更深的理解。

    中國能否融入網際網路時代,中國領導人是否會制約和控制這股潮流?台灣問題是一張難以預料的牌。如果中國領導人看到陳水扁向“台獨”走得太遠,從施加政治和經濟的壓力到爆發軍事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華盛頓方面也許會被迫支援台灣。和平解決只有在中國的兩個方面的聯合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達到。我相信,與他的前任李登輝相比,陳水扁更信奉實用主義、更少教條主義。不過,北京的領導人並不這樣看他。

    如果中美之間沒有重大的衝突,東亞將在這個世紀改變。這將是一個急劇的轉變。日本人將改進他們的企業。南韓人也有能力做日本人要做的事。東南亞將會因新技術和新經濟而獲益非淺。我們新加坡人正在改變自己以適應新的世界。我們不會落後的。如果你想在現代的世界裏成長壯大,你必須無所畏懼。(本文編譯自《新聞週刊》亞洲專版)

    中國網2000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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