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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敦煌”將解開敦煌文化傳播史上“謎團”


     日前,以棲霞飛天著稱的“東敦煌”在南京發現,使中國西北部的華夏敦煌寶庫,在東部地區得到呼應,引起國內外敦煌學者的廣泛關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秘書長柴劍虹先生説,要想研究深入,就必須有新材料的發現。敦煌學家們認為,棲霞飛天的面世,不僅豐富了我國古代文化遺産寶庫,更是填補了敦煌文化向東傳播的一段空白,揭開了敦煌文化是如何傳到日本的“路徑之謎”。

    飛天,作為敦煌壁畫中外形與內蘊融合得最完美的藝術形象,其以飛動飄逸、千姿百態的形象,成為人類文化遺産中的一枝奇葩。據了解,敦煌莫高窟的492個洞窟中,有270多個洞窟繪有飛天,總計達4500余身。其不托雲彩,僅憑一根彩帶便可淩空回舞,揮手撒花,天衣飛揚,滿壁風動,在人們心目中幾乎成了敦煌文化的象徵。

    作為佛教文化的一部分,飛天最初起源於印度。據敦煌學家考證,飛天是佛國世界裏具有特殊職能的“天人”,即佛經中的“乾闥婆”和“緊那羅”。“乾闥婆”是梵文的音譯,意譯為“天歌神”。“緊那羅”也是梵文的音譯,意譯為“天樂神”。其與“乾闥婆”同在極樂國裏彈琴歌唱,娛樂於佛。據説他們形影不離,融洽和諧,還是夫妻。我們通常所説的飛天,就是他們的合稱。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的謝成水老師介紹説,隨著佛教傳入中國,在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交流與融匯之際,飛天也跟著傳入中國,並逐漸受華夏文明的影響,大量吸收中華民族原有的繪畫雕刻、樂舞百戲等多方面營養,使其形象不斷演變與豐富。敦煌飛天,便是印度飛天中國化的産物。如印度的早期飛天有的頭戴寶冠,臂生雙翼;有的頭束大髻、上身半裸;而在魏晉時期傳到中國敦煌後,其則從粗短身材、白鼻梁白眉棱等特徵逐漸發展成為中原式的“秀骨清像”風格的飛天。到了唐朝,更是出現了圓潤健壯、豐肌麗質的飛天,其風神清麗、氣韻雄放、飛動多變的風格,達到了雄渾豪放與秀麗飄逸的統一,使飛天藝術發展到頂峰,成為中國飛天的代表。到了元末,隨著莫高窟的停建,飛天藝術也便式微了。

    不過,飛天在自身形象、姿態以及情趣和形式風格不斷變化,融入中國傳統文化,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演變發展歷史的同時,其還伴隨著佛教文化的向東傳播,在空間上也有一個向東擴展的歷程。

    南師大敦煌學研究中心主任黃徵教授告訴記者,飛天從印度起源,經過阿富汗和新疆龜茲石窟,輾轉傳入敦煌,並逐漸向東傳播。根據目前所發現、掌握的資料考證,早在西元一世紀左右,佛教便開始傳入新疆地區。隨著佛教的廣泛傳播,印度山奇、阿旃陀及犍陀羅式的鑿窟建寺、塑像壁畫之風,也在新疆地區興盛起來。目前克孜爾、庫車吐拉、克孜爾尕哈等七八處還存有約500余個洞窟,其中龜茲窟的壁畫是新疆石窟藝術中最有代表性的。這裡的飛天描繪較重於解剖比例,並出現了眾多的全裸或半裸體的飛天,極富有古典人體藝術的研究價值。大約在魏晉十六國時期,人們開始在甘肅等地區開鑿石窟,從而把飛天帶到了敦煌,與中華傳統的儒、道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燦爛輝煌的敦煌文化。到了南北朝時代,以飛天為代表的敦煌文化又開始向東擴展,一直傳到長安,沿途的涼州、蘭州目前仍有遺跡可考。隨後敦煌文化在傳播大道上“兵分兩路”,一路向南輾轉傳入四川,目前在大足石刻仍可看到晚唐以後的飛天藝術作品;另一路則來到洛陽,並北上傳到山西,如今人們到龍門石窟、雲崗石窟旅遊,也均可欣賞到那兒的飛天形象。但令人不解的是,從洛陽向東,除了福建偶然發現了一處木雕飛天外,人們就再也找不到飛天的蹤跡了。而更令人奇怪的是,日本的奈良法隆寺卻意外地發現了唐代風格的飛天形象。中國的飛天,仿佛是從洛陽突然一下子消逝,但為何又突然在日本出現?多少年來人們為此百思不得其解。如今,以隋末唐初風格的“棲霞飛天”為代表的“東敦煌”出現,使這一段地理上的空白得到了實證。南京成為中國與日本之間以飛天為代表的敦煌文化的傳播的中間站點,棲霞飛天當之無愧地連接起了中日兩國“絲路花雨”文化脈絡。黃教授風趣地説,唐天寶七年(西元748年)鑒真大和尚第五次東渡日本時,由於迷失航向,船隨海流漂到海南島,嗣後登陸北返,于唐天寶十年(西元751年)到達江寧,即現在的南京,並到棲霞寺訪問、住宿三天,然後才回到揚州,説不定正是鑒真大和尚把棲霞飛天帶到日本去的呢。

    《揚子晚報》2000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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