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2000年11月8日——這一天必將載入史冊：經國務院批准，每年一度的記者節將從今天開始。中國55萬新聞工作者被托上了莊嚴和歡樂的巔峰。
今天，是我們的節日！我們在為自己快樂和歌唱的同時，同樣也感受到了肩頭的沉重。記者應該是時代的先驅者，應該是充滿光榮與夢想的職業，但更是充滿艱辛與危險的職業。哪有重大事件，哪就有記者；哪有危險，哪就有記者。選擇了記者，就選擇了一種使命。
本報今天特刊發本報記者在平時工作中的一些感受以及各界人士對當今記者這個職業的看法，算是獻給新中國第一個記者節及我們自己的禮物。期待著用我們的努力與付出，能夠無愧於時代與人民，能夠隨時出現在人民需要的最前沿，並且自豪地對您説：我是記者！
做個好記者很不容易
今年6月30日，百名記者奔赴河北廊坊採訪公審杜書貴一案。每位記者出於職業的敏感和責任感，都是一大早就趕到廊坊採訪，生怕遲到進不了場，但是誰也沒有想到這個案子連續審判長達11個小時，使到場的記者從上午9點進入審判廳一直到晚上8點才出來，一個個餓得頭暈眼花不説，而且天還熱，又沒有水喝，難受之極。因到場的人非常多，百名記者有很多11個小時連坐的地方都沒有。聽這個案子出來後有的記者説，跟受刑似的，又餓、又渴、又累、又熱。好不容易審判結束了，報社來電話催稿子了，“你們什麼時候回來發稿？”我和同行的記者竇雲峰不敢怠慢，出了審判廳直奔火車站，當我們將稿子寫好後已是深夜2點了。
有人總説記者的職業非常榮耀，其實做一個真正的好記者也是很不容易的，這篇報道雖然不是獨家的，也不是什麼出彩的報道，但這個採訪一直讓我記憶猶新，寫這段話想以此紀念自己的節日。 本報記者李海霞
一篇“沒有採訪”的消息
8月24日，一條噩耗從埃及傳來。當日淩晨，海灣航空公司客機320航班失事，機上142名遇難者中有3名是新華社工作人員，已知其中一人叫賈靜玲。當天，接到報社領導安排我採訪賈靜玲父母的任務，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與我們新聞部主任莫春一道上路，路上我們沒有説一句話，我相信每個人的心裏都是沉甸甸的。
我們心裏都清楚，今年42歲的賈靜玲是新華社一名很好的工作人員，她的女兒才剛剛12歲，她年邁的父母身體很不好。正因為考慮到種種因素，他們可能一時無法承受這沉重的打擊，新華社領導才決定暫時不把消息告訴賈靜玲的父母。
冒著仲夏的酷暑，我們經多方輾轉打聽，終於找到了賈靜玲家的地址。但當我們來到賈靜玲家樓下的時候，我們不禁躊躇再三，默然良久，並且最終取消了原定的採訪計劃。也許不知此訊的老人正望眼欲穿，盼著女兒早日歸來，人生有多少屬於心靈安寧的時光，我們為什麼要去打破老人難覓的平靜呢……
回來後我們如實寫下了這樣的實況，雖然這是一篇“沒有採訪”的消息，但很多讀者卻打來電話，説此文讓他們非常感動。 本報記者趙建國
這塊綠地保住了
1998年10月中旬的一天，朝陽區水碓小區9號樓的居民給本報打來電話：“樓前團結湖印刷廠那排破舊的平房是違章建築，不但不拆，很快就要改成社區醫院了，你們快來看看吧”，10月24日一大早，記者去小區採訪，説實話，居民區裏私搭亂建已是司空見慣，但這個外交部宿舍區居民的環保意識實在令人感動，他們31次跑辦事處，把違建製成錄影，並在墻上刷下8個大字：拆除違章還我綠地。在採訪了街道辦事處，確認這些平房是違建後，次日，一遍題為《不要醫院就要綠地》的1000多字的報道刊發在本報頭版頭條，很快，電視臺及其他報紙也都做了報道，也許是被居民的誠意打動，也許是迫於媒體的壓力，街道辦事處終於拆了違建，綠地保住了。一篇報道能為百餘戶居民解除心病換回綠地，記者深感欣慰。兩年過去了，居民們還寄來了禮物：掛曆，我一直珍藏著。本報記者陳君
當記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經常“冒虛汗”
儘管只幹了四五年記者這行，也在四處採訪中的確自我感覺“風光”了一陣子，但這四五年中嘗到的一些小小的“苦頭”，也著實讓自己的生活比做記者多出了幾身冷汗。
記者“幾大怕”
在我的記者生涯中最頭痛的就是“幾大怕”，一怕半夜呼機響。記得有一天晚上剛洗完澡鑽進被窩，忽然呼機聲大作。當政法記者已落下了一種“病根”，半夜聽到呼機響准保頭皮發炸。迅速打開呼機，上面果然顯示的是一個公安分局的電話，於是頭“嗡”地一聲大了幾倍，於是硬著頭皮回了電話，於是又硬著頭皮穿上衣服趕到分局。當採訪完成回家鑽出地鐵站時，卻失望地發現天已經大亮了。二怕找不到好選題。如果幾天想不出一個“搶眼”的好線索就會終日哀聲嘆氣，弄得老婆直在身邊大罵：怎麼這麼點事就讓你這德行了。有了好線索還得怕，每當自己采寫的“曝光報道”見報後，就會開始無緣無故地進入病態的心驚肉跳狀態，以至於終日不思茶飯，天天晚上惡夢不斷。這是“第三怕”，也是最怕的事。
暗訪時險些被識破
有一天去一處小公共汽車密集的地方暗訪火車票販子，一進車站，我便佯作趕路客登上一輛小公共坐定。不一會兒，一名票販子出現在車門口悄聲詢問車上乘客誰要火車票。話音未落，身邊兩位“乘客”與門口票販子搭上了話，原來這兩名“乘客”也是票販子。正當靠窗的票販子與窗外一名票販子聊得正歡時，窗外的票販子突然撇了一眼我，冒出一句話來：“別説了，你看他像不像記者？”此時我發現車上那僅有的幾名“乘客”投過來的眼光分別顯示出，這車上只有我一個人是真正的乘客，而其他人竟都是票販子。萬般無奈之下於是靈機一動，半開玩笑地順嘴回了一句：“記者就長我這樣？”隨後在其他幾名票販子東拉西扯的玩笑聲，我才算混了過去。事後一想，可真夠懸的！本報記者是兆新
那面錦旗讓我肩頭更沉
上中學時的理想是當律師或是記者，也許因為我喜歡責任感。工作後先從事了幾年法律工作，後來陰差陽錯進了報社。還記得剛到時趕上版面改革，總編輯要調我去副刊部作編輯，而我堅決提出去新聞部作一線記者，孰料這一幹就是四年。
作記者的辛苦自不必説，但每當我的報道解決了老百姓的困難，引起了社會的反響，我都會感到興奮和滿足。在編輯部的一角，挂著一面讀者贈給我的錦旗，上面寫著“仗義直言、百姓喉舌”，它記錄著這樣一個故事：
那是1998年的冬天，我從同行那裏得知一個線索，有一對殘疾夫婦在一個小商品市場購物時被懷疑是小偷，被無端打罵和侮辱。在採訪他們時，因為他們是聾啞人，交談時不得不又比劃，又用書寫方式。報道發出來後，許多讀者紛紛打電話抨擊商場的行為，呼籲保護殘疾人合法權益，報道還得到了有關部門的重視，責成有關人員賠禮道歉和賠償損失。
在一個冬日的下午，這對殘疾夫婦的父親專程到報社表示感謝，交給我一包東西，我打開一看是一面鮮紅的錦旗。從此，我更加意識到手中的筆和肩負的社會責任感。 本報記者莫春
大水衝出的計劃生育
1998年，我國南北方均發生了特大水災，為了將水災情況及時傳送給讀者，我被派往了抗洪“前線”湖北嘉余縣。我是一名年輕的記者，從來沒有一個人出過遠門，因此出門時心裏非常害怕，於是在路途中我就逮誰跟誰聊，與身邊的人套近乎，以求幫助。
當時因電視中正在播放在洪水中死裏逃生的小江姍被救的電視片，所以大家都知道大樹在洪水中可以救命，於是在路途中，我就對這些路途朋友（有很多是各報的記者）説，如果咱們到那要是發洪水了，就請你先把我推到一棵樹上。正因為總説這句話，於是我對小江姍印象非常深，到了當地以後，我最先趕到了小江姍家，將小江姍家很多讀者不知的情況首報了出來，由此才引出“大水衝出的計劃生育”，反映出當地計劃生育政策執行得非常不好。這件事雖然過去兩年了，但在當地採訪的情景一直在腦海中閃現。 本報記者李海霞
跑了一趟戒毒所得了日光性皮炎
大學畢業剛參加工作，我算是一名年輕記者。記得課堂上，老師經常説到，記者是一個非常辛苦的職業，每一個想從事這項工作的同學都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當時我對這句話不以為然，心想，現在從事哪項工作不辛苦。但是現在，我算深刻體會了老師語重心長的教誨。
今年6月20日，我去房山安康戒毒所採訪。頭天晚上熱得不行，沒睡好覺。清早起來，太陽就是白的，太陽鏡、防紫外線傘、防曬霜，全副武裝後出了門。到了戒毒所，看戒毒人員練操，和他們談心，找領導了解戒毒所的概況，這一圈跑下來已是下午了，太陽鏡這些防曬行頭一概沒顧得上用。下午匆匆趕回報社發稿時，臉頰就有點麻辣火燒了。晚上家裏人看見我時嚇了一跳，滿臉的小紅疙瘩，整張臉都腫了。那一夜煩躁得想跳窗戶。
第二天，醫生説，這是重度日光性皮炎的症狀，命令我一個星期不準出家門，打點滴、吃藥、外敷，那張腫起來的臉終於恢復了原貌。那光癢癢不讓撓的滋味現在想起來還有點後怕。本報記者鄧婷
記者應該像軍人
一直希望自己能做一次戰地記者，儘管從表面上看三級風就能把我吹得滿街亂跑。
春節時張北地震，新聞部去災區採訪時沒有叫上我，著實讓我憂悶了好一陣子。1998年抗洪給了我一次機會，我主動來到總編那裏要求到災區去採訪，總編考慮到我一個小女子，到那種地方去會不會不方便，可能是因為怕了我的軟磨硬泡，也可能是為了保護我的工作熱情，總編終於同意了我的要求，我想往已久的“前線”將成為現實的時候，我的心膨脹著成就感和滿足感，就像戰士終於扛上了槍，所不同的是，我肩上扛的是一台傳真機。
要説在抗洪中最難忘的還是那些小戰士，面對滔天的洪水，對“人民解放軍是最可愛的人”有了真正深刻的理解。那些抗洪戰士的腳、腿以及下身都被水泡爛，一句簡單的“謝謝”，一碗熱湯就能讓他們感動得熱淚盈眶。每天同他們生活在一起，心靈變得純凈了許多，他們紛紛給我簽名、留下通訊地址，後來我還收到了他們給我寫的稿。一個小戰士竟然因為我把他的稿子發表在報上而立了功並考上了軍校。
一直認為記者就是戰士，哪有新聞就要衝向哪，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與軍人是沒有區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