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見城市
□張在元／工學博士、教授、國際建築師協會研究員
編者按：現在以及不遠的將來，越來越多的“城關鎮”會變成中小城市，已有的大中城市也不斷向週遭擴張，以滿足日益膨脹的人口之需。同時，城市化是現代化的必然結果，也是國家的一項既定政策，以使更多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向第二、第三産業轉移，及建立新的流通中心。
我們已經擁有了大連、青島、珠海等美麗的城市，但我們也有幾十、上百倍于它們的糟糕的城市。日漸增多的人可能要在這些不合理的環境里長久地生活和工作—城市規劃和建設、建築，事關越來越多的“城裏人”的切身利益。
城市人性尺度
人是萬物的尺度。———普羅塔哥拉
自然界所有事物的進化，全都遵守各自的尺度。
城市只有保持適當的尺度，才能在永恒的變化中協調保存自己的特色。
地球表面以各種尺度構成的空間和環境孕育了蕓蕓眾生。
人類定居地以集中尺度構成的空間和環境逐漸形成了城市。
西元前３０００年時，底格裏斯河與幼發拉底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出現世界最早的蘇美爾城市國家；２０世紀末葉，城市化世界已初步形成“地球村”的輪廓。所有城市的起源、規劃至開發都擁有自己的尺度。
國家與民族形象及其尊嚴通常由城市或建築的“尺度”固定集體記憶。城市，可以理解為固定人類記憶的裝置。從位於長達７ ９公里中軸線上古代中國元大都的規劃佈局，到世界最小城市國家————教廷（０ ４４平方公里）的袖珍壓縮空間；從北京中南海的大門到倫敦唐寧街１０號的小門，我們通過一系列城市尺度發現從國家、民族到個人的精神狀態和文化價值觀。
市民是城市生物。衡量任何一座城市品質的第一要素是適於市民生存的“城市生物尺度”。市民並不是孤獨地在城市中生活，從原始城市開始，人類聚居便産生從“聚落”到“社區”的生物尺度。
立足於“人”的基點，我們將“城市生物尺度”理解為“城市人性尺度”。人與城市空間及環境接觸的街道、騎樓、里弄、衚同、臺階、坡道、車站、碼頭、機場，所有城市細部都蘊涵和體現出“城市人性尺度”。當我們回顧、品味、體驗、評價日常生活與工作的空間及環境：是否方便、舒適、宜人、溫馨？基本答案就在“城市人性尺度”之中。
從歷史和現實兩個側面透視“城市人性尺度”，耶路撒冷和巴西利亞展現出人類生存空間的兩類不同特徵：一方面，人們需要在具有歷史性的城市尺度中尋找本體文化的“根”，這是永遠無法割斷的生土之戀；以蘊涵歷史感的“城市人性尺度”接觸城市空間（包括文化遺産），從而獲得歷史對於個人的見證力以及文化歸屬感。另一方面，人們不斷拓展現代城市的生存空間，但由於觀念上的時空局限與誤區，導致在忽視“城市人性尺度”的基礎上誇大了商業空間、商業廣告及現代交通工具的尺度，於是，由“尺度混亂”引起的一系列“現代城市病” 正在頑固地報復人類。耶路撒冷：
由城市細部的人性尺度記憶城市
經土耳其、敘利亞和約旦，我終於抵達西亞的以色列。
４０００年來，耶路撒冷在俄斐勒山崗孤獨地俯瞰猶地亞荒原，建於４００年前的一堵土耳其墻壁環繞著四平方公里的古老城區，那裏有以當地岩石構成的擁有城市人性尺度的小街小巷、猶太教堂、伊斯蘭教寺院、基督教堂、天主教堂和修道院。
耶路撒冷城中最令我神往之處是西墻。這面寬約４８米的石墻是西元７０年羅馬人破壞聖殿的最後遺跡。西墻象徵並紀念已毀的聖殿，每一塊石頭都在訴説耶路撒冷城的歷史片斷，每一片石壁都充滿與人親近的城市人性尺度，是猶太人能最接近聖所之處，被猶太人視為最神聖的地方。現代以色列人將西墻作為國家復興的象徵，充滿深深地敬意。這個民族在２０００多年的漂泊中全靠耶路撒冷西墻城市人性尺度的視覺記憶維繫祖國文化。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面對西墻虔誠地祈禱，撫摸凝固４０００年曆史的基石，從對於充滿歷史氛圍的城市人性尺度感應中尋求民族及個人通向未來之路。
從耶路撒冷到武漢的第二天，武漢展覽館被一舉炸毀。頓時，我感到武漢陷入“城市人性尺度”遭遇破壞的境地。至今武漢三鎮缺乏一處明確的城市中心，由武漢展覽館擁抱的一片小型廣場自２０世紀５０年代起便逐漸成為具有城市中心功能的一處市民集散場所；漢口解放大道中段人流擁擠，武漢展覽館小型廣場以其富於人性尺度的胸懷常年寬容接納了成千上萬市民在此地休息與約會；作為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中國四大“中蘇友好宮”之一的武漢展覽館，以其文化背景及價值成為二次大戰後武漢成長的見證。
在城市中拆毀一座擁有當地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築，其負面影響不僅僅是在城市表層對於物質空間的摧毀，實質性意義體現于撕裂了在特定歷史區間人們對於城市記憶的心理尺度。
具有歷史意義的城市尺度片段被割裂或粉粹，意味著人們（尤其是後人）看不見一座具有完整系統的城市形象。我們所居住的城市的“根”在哪？城市成長的過程何處體現？巴西利亞：
缺乏人性尺度的汽車城市
巴西主要城市分佈于沿海，中部人煙稀少、貧窮落後。
１９５５年登基的巴西總統尤塞裏偌 古比切克決心以遷都來改變國家地域發展不平衡的局面，毅然決定在人煙稀少、貧窮落後的內陸中部高原建設一座新首都，將沿海城市文明和人口吸引到新首都及所在地域。
巴西城市規劃師路西歐 哥斯達提出了新首都巴西利亞的規劃：城市總體佈局猶如一架飛機降落于巴西中央密林深處，主體建築群的中央部位為政府機構，城市社區沿兩翼展開。
二次大戰後，許多城市在實行現代化的進程中過於突出交通體系的汽車尺度，結果以城市人性尺度定位的公共及居住空間卻飽受摧殘，城市淪為汽車的奴隸，巴西利亞就是其中之一。
５０年代中期，巴西的汽車工業飛速發展，“以車代步”成為巴西國家城市現代化的目標。路西歐 哥斯達以汽車交通作為新首都規劃的尺度，卻忽視了完整合適的步行系統。在這座尺度宏大的“汽車城市”，人們幾乎難以輕鬆地步行遊覽並穿越街區，時時處處需要乘車流動，結果導致巴西利亞失去了整整一個時代的人性尺度。
受耶路撒冷和巴西利亞的啟示，評價中國目前城市設計及開發的進展，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城市人性尺度失調和失控”。
“城市公共空間”不足，尤其是具有人性尺度的“城市公共空間”被各種名目的商業項目吞噬。大尺度的“城市廣場”往往成為一窩蜂複製的“政績”。
城市項目決策及管理者對於項目統籌尺度的系統控制出現脫節現象，以至對於某些城市公共建築項目定位攀高貪大，無恐不大，造成空間資源積壓和浪費，鉅額投資變成無數基坑水塘和銹蝕鋼筋垃圾堆。
南方週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