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夢：住賓館住進了無菌病房
２７歲的愛沙尼亞小夥子凱爾德是帕爾努的一位會計。一天，他翻閱報紙時無意瞥見了一條消息，招聘某種“維生素實驗”人員。當然，開出的條件是非常誘人的：免費提供赴瑞士的往返機票，在一家舒適的旅館度過無憂無慮的兩星期，還可獲得數百美元，這可比在愛沙尼亞幹幾個月活兒的工資還要高許多呢！
今年１０月，凱爾德終於踏上旅途，乘飛機奔赴巴塞爾。他坐在機艙裏俯瞰著飛機下的景色，鮮花點綴的群山和別具特色的教堂尖頂，給人心曠神怡的感覺，他心中不禁美滋滋地想到，自己可能住進三星級賓館。然而，當他到達巴塞爾，走進目的地時，心都涼透了。他發現自己走進了一個無菌診所，裏面放滿了床位。他被告知將接受藥物試驗，而該藥物試驗究竟是何種用途則一概不知。此時，他雖有心打退堂鼓，但望著窗外黑漆漆的夜晚，還有費用、語言、人生地不熟等諸多問題，他不得不在一份用德語書寫的同意書上簽了字，至於德文説的是什麼，他根本搞不清楚。接下來的兩個星期中，他吞下了大量不知名的藥片。
凱爾德呆過的這家診所最後被瑞士當局勒令關閉。據警方稱，到那家診所關閉時，它已經為世界最著名的制藥公司進行了大約１６１起藥物試驗。
卑鄙隱瞞藥物毒性的試驗
長期以來，全球制藥行業中廣泛遵循一種行事原則，即在作人體藥物試驗時，必須遵循“明白無誤地告知當事人藥物試驗可能出現的危害並徵得其同意”。這些原則禁止脅迫、或以各種伎倆誘騙病人參加試驗，同時允許病人在任何時候，以任何理由中途退出試驗。
然而，全球藥物界的研究者和醫生認為，老的原則實際上已被打破，不講道德的操作者根本不將上述原則放在眼裏，我行我素，想怎麼幹就怎麼幹。而其他一些案子中，這些問題則變得更加複雜，涉及到諸多問題，如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目不識丁的村民與西方的病人相比，對現代醫藥知識一點不懂，儘管可能對他作出臨床試驗有危害的解釋，但他仍可能會作出違背真實意圖的決定。
最近由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的兩名研究者對５００多位美國和海外的調查者進行的調查發現：大多數人認為目前在臨床試驗中的病人承諾程式主要是為研究者逃避法律訴訟和制裁而設，而決非是出於保護病人的目的。
承諾臨床試驗的擋箭牌
由西方社會福利研究委員會對藥物試驗基地所作的檢查暴露了這種告訴病人實情並徵得同意過程的嚴重問題，該委員會主席安吉拉 鮑文説：“許多次，我們在一個試驗基地看到的是一種非常簡略的同意表格。”
一個南非的醫學委員會調查了參加試驗的病人，發現參加某次愛滋病試驗的８８%的女性病人説，她們是被迫參加的，她們如果不參加試驗的話，就可能喪失在醫院接受護理的資格。
在那些接受試驗的病人中有時往往有一種被禁錮的感覺。這是《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在今年春季訪問匈牙利的精神病院時發現的。那兒正在進行一種抗精神病ＡＲＩＰＩＰＲＡＸＯＬＥ的藥物試驗，這是由奧茨卡制藥公司開發的。
那些被囚禁的病人基本上喪失了人格和自由。這就是２５歲的亞當姆 諾瓦克為何在醫院患了精神分裂症的原因。他在試驗同意書上簽了字，然後就一直被關在醫院裏近兩個星期，當時醫生問他願不願意接受一種抗精神分裂症的藥物。這家公司稱，他簽了同意書，並沒有提出什麼異議。“不過，當你像那樣被囚禁，並處於那樣的境地，那麼，你就會真正理解它的意義了。”諾瓦克先生説。他是全球６００名在那項研究中接受藥物試驗的人之一。
可悲參加試驗竟為優質護理
一位在匈牙利國家肺部藥物學院任職的醫生納吉抱怨説：“現在藥品實驗方面的資訊太多，也太專業化，醫學術語也太多。它們應當寫得更加簡潔明白些。”他説，“沒有必要面面俱到，包羅萬象，涵蓋所有可能發生的任何失誤。”
而很多時候，病人認為加入試驗是獲得高品質護理的唯一途徑。在東歐和中歐由國家開設的擁擠的精神病醫院中，同意參加臨床試驗可以讓病人成為忙碌醫生的優先看病之例。
“病人們知道在現實中存在著一種病人間的等級制度，對他們來説，最有益的交易就是參加試驗。”尼羅 古拉醫院的拉特瓦利説，“如果你不參加試驗，那麼，你只是我的那一大群病員中的一位，你也不會從我那裏得到應有的重視。我不認為那會具有脅迫性或是逼他們説同意，不過事實就是這樣。”
５８歲的蒂伯 托斯是拉特瓦利的病人之一，１９６７年以來，他一直進進出出精神病院，他説，醫生的重視是他同意參加最近一次藥物試驗的原因。“當我有機會吞服藥片，有機會繼續得到醫生的監護時，我非常樂意參加試驗。我簽字的同意表格就像是一份小合同。我必須簽合同，與我想交談的每個人聊天，與我的家人交談。”
托思先生回憶説，在一次比較性試驗中，醫生曾告訴他，服用某一種藥物可能會引起頭痛。“説句公道話，我無法記住當時這位醫生告訴我的每句話，因為我從一種病情狀態轉移到另一種。”
在美國，精神病人可以期盼得到更多的保護。但是在東歐，同意的表格上只要有“美國”兩個字就足夠了。４５歲的特傑克是布達佩斯的一個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她同意接受約翰遜藥品公司的一種叫裏斯帕裏糖的藥物試驗。她説她理解在自己同意的表格中大致羅列的危險性，但她仍決定參加試驗，原因是她相信美國的藥品。“我相信它們會很快治愈我的病。”她説。３６歲的薩姆是一位癲癇病人，他也是抗發作藥物試驗的參加者。他説，他理解匈牙利人所作的討價還價的努力。“我期望匈牙利公司也能製造出類似的藥物，這樣我們就不是唯一的試驗對象了。但是目前，我們看到的新藥都是來自美國，而我們則是試驗這種藥物的人群。”
《四川青年報》 2000-1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