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20多年裏，中國因為計劃生育少生了3億多人。可想而知，如果再加上這麼多人口，我們的生存環境會多麼惡劣，可持續發展會更加的遙遙無期。但我想指出一點，人口數量增長的壓力雖然是基礎性的，但並不是問題的本質，實際上有很多人口密度遠遠要高於貧困地區的城市其生態的壓力卻要輕得多。為什麼這麼説呢？關鍵在於我們如何去理解人口對於生態的壓力。
人口問題並不僅僅是數量多少的問題，歸根結底是人口與資源、環境的關係問題。從力量形態説，任何一個人口都是消費力（或者稱消耗力）、養育力和活動力的結合。其中活動力可以有多種理解，譬如旅遊這種地理活動對資源環境就有很大影響，人口的遷徙意味著人口、資源、環境關係的重組。我們人類無時無刻不在消費自然的産品，從空氣、水、食物到通過自然資源加工和轉化的一切社會産品無不如是。
我通過研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人口、資源、環境之間問題的源頭在於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方式。自然的演變史、文明的進化史就是人類不斷地攫取資源、破壞環境的歷史，也是不斷地再造資源、重建環境的歷史。在浩瀚的自然面前，人類就像一柄雙刃劍，發揮著歷史的作用。
———從系統的觀點説，人口與資源、環境的關係從三個方面互相結合：首先，任何一個人類的人口系統都是一個消耗的系統，由此帶出人口的消費力和資源的養育力的關係問題。人類是現今地球上食物鏈中最重要的一個生物環節，最重要的消耗系統。沒有對資源的消耗，人口系統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但這種消耗是有邊界的。其次，任何一個人類的人口系統都是一個排泄的系統，由此帶出人口的污染力與環境的自凈力的關係問題。投入—産出的過程依然可以從人口系統中得到反映。人口系統時時刻刻都在産生垃圾，成為最大的環境污染源，但無論是我們的生活還是生産所産生的垃圾都存在著一個極限：環境的自凈能力和人類使廢物回收的程度。再次，任何一個人類的人口系統都是一個活動的系統，由此帶出人口的活動力和自然的支援力的關係問題。環境是人類活動的舞臺，但人類的活動時刻可能給環境帶來壓力。
自然是人類的生存之源、衣食之母、道德之父。沒有自然的存在、自然的恩澤和自然的完美，人類的一切都無從談起。自然是人類最大的財富，也是最值得信賴的朋友。
在很多地方，“發展”已經成為奢侈的字眼。所以，我寧願退一步説，我們需要的是新的生存哲學。這樣的哲學不僅僅是人類要在自己的欲求和自然的資源和環境之間建立起建設性的夥伴關係；而且在於要富有遠見地處理人與人的關係、社會與社會的關係。我們需要環境文明，需要環境道德和環境倫理，需要夥伴關係，需要友愛和責任。
既然自然是人類的衣食父母，我們就應該去保護它、去回饋它、去幫助它。這是環境倫理最基本的內涵了。遺憾的是，人口的增長、城市的崛起、欲求的增加使得我們越來越離開了文明的本質。人類大大小小的苦惱都來自文明的異化，我們所看到的文明是人類中心主義的文明，是將自然的演變命運排斥在外的文明，時代在呼喚新的文明形態，這就是有識之士所鼓吹的“環境文明”。這種文明觀，在我看來，就是將人類的命運和自然的命運緊緊相連的發展觀，就是將人類如何對待自然、自然就如何回應人類的理念作為對一切問題考慮出發點的發展觀，就是重新調整和建設人類與自然關係使之達到“天人相應”、“天人合一”境界的發展觀。
“環境文明”是以“親生態人口”為社會生活主體的文明社會。我們要考慮自己的行為可能産生的環境後果，並將一切不平衡的心理所可能産生的惡果消滅在萌芽狀態。人類有文化的自覺———這就是理性的力量，就是真、善、美的力量。所以它可以成為建設性的力量。但一旦人類被欲求所迷惑，就可能成為對資源環境最具有破壞性的力量。由此可見，通過環境教育建立起我們人類對於自身處境的“文化自覺”是何等的重要。
歷史經驗表明，在巨大的人口壓力下，在基本需求得不到充分滿足的情形下，我們對於自然的掠奪傾向會大於對自然的保護。這是中國的百年憂患。中國要重建山川優美的生態環境，面臨著極其巨大的挑戰，根本的一點是要完成歷史性的人口轉型：即從反生態人口轉變為親生態人口。唯一如此，人口才會主要作為建設性的生態因子而存在。毫無疑問，首先人口、資源、環境的關係要互相協調，然後才談得上實現社會總體的可持續發展。
穆光宗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0年12月09日第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