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4年，包括我在內的幾位友人，于四川成都創辦同仁報刊《青年文譯》。創刊號頭版刊載了拙文《翻譯與當代中國》，開篇便是一段激情文字：“今天，歷史轉向我們……”。

    拙文將翻譯提到如此高度，認為它將在哲學、文學、思想、藝術、包括日常生活等諸多領域産生創造性結果，從而對漢語文明的發展和復興作出偉大貢獻。我不敢説自己當年的感覺全對，但我羨慕自己當年那份激情和勇氣。

    不妨在假想中刪掉十多年來所有與翻譯有關的文化內容，那麼，兩岸三地的漢語文明會是什麼景象？沒有基爾克果、海德格爾、薩特、弗洛伊德、維特根斯坦、韋伯、潘霍華、波普爾、卡夫卡、裏爾克、喬伊斯、普魯斯特、艾略特、博爾赫斯、斯蒂文斯、狄金生、梵谷、馬勒、拉赫瑪尼諾夫……那會是什麼景象？

    然而，儘管翻譯的時空如此星漢燦爛，我仍然不認為“漢語文明的年代”已經來臨。當我們談及"漢語文明的年代"這樣的短語，那必定不是隨意指稱，而是內心偉大抱負的感人流露。相對這一抱負而言，翻譯的衝動以及翻譯的成功，只能算作一個基礎。

    我們自古便有自己的諸子百家、李杜文章。今天，我們的諸子常被用來對比異質文明中的偉大人格和現象，如用孔子對比蘇格拉底、釋迦牟尼或耶穌基督，又如用《老子》對比《聖經》或現代物理學；我自己則私下認為，古代漢語文明的詩歌藝術，是人類迄今所知一切語言藝術的極致……凡此等等，在任何年代都是漢語文明的驕傲。然而，在眼下的年代我們無法回避這樣一個問題：什麼時候，漢語文明才會擁有自己的基爾克果或海德格爾、自己的卡夫卡或斯蒂文斯、自己的梵谷或馬勒……？

    這個問題絕不輕鬆，這至少是因為，就連翻譯本身，我們也不能貿然自認成功。在浩如煙海的當代譯作中，“信達雅”皆具的傳世佳作又有多少？就理論譯作而言，我們常常聽到人們抱怨説：“讀譯文不如讀原文！”哲學翻譯存在不少問題有待處理，如reality,rationality, existence等詞及其相關詞的翻譯。reality何時應譯為“現實”，何時應譯為“實在”？rationalism應譯為“理性主義”還是“合理主義”？existence一般應譯為“生存”，但在某些場合是否只能譯為“存在”？……理論譯作尚且如此，遑論文學作品。以喬伊斯的《尤利烏斯》為例，江楓先生就蕭乾夫婦和金堤先生兩個譯本作過抽樣分析，他的結論是：兩個譯本讀來都不知所云，其原因是譯者尚未讀懂原著（至少就所抽取的樣本而言）。

    另一個例子是艾略特的《荒原》，其篇名的譯法就有問題。綜觀全詩意象及其象徵，Wasteland一詞含義應為“遭破壞的地區”或“廢墟”（意指戰後歐洲），譯為“荒原”則大有歧義。最後，在哲學、文學翻譯等領域之外，新興的神學翻譯又向我們提出了另一輪挑戰。有挑戰就好。整個近、現、當代漢語文明，不就主要是應挑戰而生嗎？現代白話應挑戰而生，到現在不過短短百年曆史，然而已經何其盛大？其中翻譯的應戰和奉獻何其輝煌？即使就整個漢語文明而言，亦可重復剛才的提問：如果沒有翻譯，我們還剩什麼？這個反意疑問式的提問讓我們自信，讓我們敢於面對黃燦然先生所提出的那個問題：“漢語文明的年代來臨了？”

    （本文作者係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訪問學者）

    （人民日報199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