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燦然先生近撰《漢語文明的年代來臨了?》一文(見《明報》 月 日第 版),談到他讀季羨林先生《翻譯與中華文化》一文有感,也令我産生若干斷想。
早在1984年,包括我在內的幾位友人,于四川成都創辦同仁報刊《青年文譯》。創刊號頭版刊載了拙文《翻譯與當代中國》,開篇便是一段激情文字:“今天,歷史轉向我們……”。
拙文將翻譯提到如此高度,認為它將在哲學、文學、思想、藝術、包括日常生活等諸多領域産生創造性結果,從而對漢語文明的發展和復興作出偉大貢獻。我不敢説自己當年的感覺全對,但我羨慕自己當年那份激情和勇氣。
不妨在假想中刪掉十多年來所有與翻譯有關的文化內容,那麼,兩岸三地的漢語文明會是什麼景象?沒有基爾克果、海德格爾、薩特、弗洛伊德、維特根斯坦、韋伯、潘霍華、波普爾、卡夫卡、裏爾克、喬伊斯、普魯斯特、艾略特、博爾赫斯、斯蒂文斯、狄金生、梵谷、馬勒、拉赫瑪尼諾夫……那會是什麼景象?
然而,儘管翻譯的時空如此星漢燦爛,我仍然不認為“漢語文明的年代”已經來臨。當我們談及"漢語文明的年代"這樣的短語,那必定不是隨意指稱,而是內心偉大抱負的感人流露。相對這一抱負而言,翻譯的衝動以及翻譯的成功,只能算作一個基礎。
我們自古便有自己的諸子百家、李杜文章。今天,我們的諸子常被用來對比異質文明中的偉大人格和現象,如用孔子對比蘇格拉底、釋迦牟尼或耶穌基督,又如用《老子》對比《聖經》或現代物理學;我自己則私下認為,古代漢語文明的詩歌藝術,是人類迄今所知一切語言藝術的極致……凡此等等,在任何年代都是漢語文明的驕傲。然而,在眼下的年代我們無法回避這樣一個問題:什麼時候,漢語文明才會擁有自己的基爾克果或海德格爾、自己的卡夫卡或斯蒂文斯、自己的梵谷或馬勒……?
這個問題絕不輕鬆,這至少是因為,就連翻譯本身,我們也不能貿然自認成功。在浩如煙海的當代譯作中,“信達雅”皆具的傳世佳作又有多少?就理論譯作而言,我們常常聽到人們抱怨説:“讀譯文不如讀原文!”哲學翻譯存在不少問題有待處理,如reality,rationality, existence等詞及其相關詞的翻譯。reality何時應譯為“現實”,何時應譯為“實在”?rationalism應譯為“理性主義”還是“合理主義”?existence一般應譯為“生存”,但在某些場合是否只能譯為“存在”?……理論譯作尚且如此,遑論文學作品。以喬伊斯的《尤利烏斯》為例,江楓先生就蕭乾夫婦和金堤先生兩個譯本作過抽樣分析,他的結論是:兩個譯本讀來都不知所云,其原因是譯者尚未讀懂原著(至少就所抽取的樣本而言)。
另一個例子是艾略特的《荒原》,其篇名的譯法就有問題。綜觀全詩意象及其象徵,Wasteland一詞含義應為“遭破壞的地區”或“廢墟”(意指戰後歐洲),譯為“荒原”則大有歧義。最後,在哲學、文學翻譯等領域之外,新興的神學翻譯又向我們提出了另一輪挑戰。有挑戰就好。整個近、現、當代漢語文明,不就主要是應挑戰而生嗎?現代白話應挑戰而生,到現在不過短短百年曆史,然而已經何其盛大?其中翻譯的應戰和奉獻何其輝煌?即使就整個漢語文明而言,亦可重復剛才的提問:如果沒有翻譯,我們還剩什麼?這個反意疑問式的提問讓我們自信,讓我們敢於面對黃燦然先生所提出的那個問題:“漢語文明的年代來臨了?”
(本文作者係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訪問學者)
(人民日報1999.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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