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矚目的中國國家大劇院設計方案今天由中國國際工程諮詢總公司主持,進入可行性評估階段。在北京舉行的為期5天的評估會集中了建築、工程、聲學、音樂、舞臺等各方面共40余位專家學者。所評估的方案仍為法國設計師保羅 安德魯的設計。
據悉,安德魯方案出臺之後,在建築學、美學界引起了不小的爭議,直至現在,仍有兩種意見各不相讓。分歧的主要之處在於,贊成者認為,這個設計很有新意,表現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胸懷;它的形體不張揚,與天安門廣場其他建築可以和諧地並存。反對者認為,這個設計耗資巨大,清潔保養難度大,與周圍建築不協調,應由中國建築師來設計。
記者今天採訪了幾位持正反兩種意見的專家學者。清華大學建築系教授吳煥加説:“我投安德魯的設計方案一票。他的設計第一個突出之點是創新而非襲舊,與世界建築史上所有定型的建築樣式沒有任何瓜葛,在天安門廣場一帶是新建築,在全世界同類建築中也是獨一無二的。這個設計從外面看像橢圓形的大殼體,表層是玻璃和鈦金屬,光滑閃亮,渾然一體,這個形體和這種材質,像是科幻影片中的宇宙飛船,令人想到的是未來而不是過去。它向世人傳達了一個資訊:我們沒有在歷史成就面前止步,我們面向未來,這正是中國人今天的時代精神。”吳教授説,“有人認為把這樣一個建築物放在天安門和人民大會堂近旁太扎眼。我以為不會。因為它從長安街的路邊向後撤退了120米,周圍是大片水池,‘宛在水中央’,入口廣場的兩邊靠長安街的地方是廣闊的綠地,樹木長成以後,將成為劇院與長安街之間的隔離帶。劇院本身相當大的部分放到地下,降低了建築物的高度,又沒有雄偉惹眼的大門,它的入口在地平線下,如此這般,這個劇院不會很顯眼,要走到它的面前,才會從樹隙中依稀看到它的身影。隱退、掩映、藏而不露,本是中國傳統造園藝術的手法,現在被用到這個21世紀的建築上來了,加上形體的簡潔和低姿態,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天安門前新老建築之間的衝突感。另外,它採用了容易與別的形體配合的簡樸緊湊的圓弧形體和中性的建築樣式。多棱多角、伸胳膊伸腿的建築體形難於同左鄰右舍共處,而圓形、橢圓形比較圓通,容易加入到別的形體之中去。將要建造的國家大劇院屬於所謂的高技術派建築,是當代建築中的一種國際現象。有人認為新的國家大劇院與天安門廣場上的原有建築物在樣式和風格上不和諧。我認為和諧分單純齊一的和諧與多樣統一的和諧。
單純齊一是形式美的初級法則,多樣統一是高級的也是更普遍的美的法則。天安門城樓是明朝傳下來的,人民大會堂是1959年落成的,國家大劇院是21世紀的建築,時間間隔這麼遠,功能和性質差別那麼大,它們之間不可能出現單純齊一的和諧,只能尋求變化統一的效果。安德魯顯然知道這一點,為使新建大劇院成為天安門廣場建築群整體中一個有組織性的分子,他下了不少功夫。”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葉廷芳認為:“持反對意見者的一個主要理由是這個設計與古都風貌特別是與天安門周圍‘不諧調’。諧調其實可以是一種更具特殊意味的美。君不見北京北海白塔和阜內大街妙應寺白塔,都是南亞的舶來品,與中國傳統古塔大異其趣,但是他們成了當時中國統治者的一種追求(妙應寺白塔還特請尼泊爾匠師阿尼哥來設計),而且歷來成為古都北京一道絕妙的點綴。巴黎城內那極為諧調的建築群中硬是嵌進了一座極不諧調的蓬皮杜藝術文化中心;柏林市中心有名的紀念教堂被炸殘軀旁邊豎起一座直筒式的新教堂……這些人類智慧的産物,如今都被認為是為所在城市錦上添花,而沒有成為‘害城之馬’。‘諧調’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遷就已有的周邊環境,在形式、風格、體量、色調等方面與之接近;另一種是尊重周邊現有建築的存在,自立門戶,與它們不爭、不比、不擠,和睦相處。現在安德魯這個造型,沒有任何棱角,不與任何建築物試比高低而可以相容,是個平和的存在。而且它躲在一個園林裏,甚至足不出戶(四週都是水),真個是與世無爭。這樣它就與長安街和天安門的整體美學風格——疏朗——取得了和諧。”
持不同意見的加拿大籍華裔建築師彭培根認為:“安得魯的設計是絕對的形式主義。最美的建築有三項先決條件:功能實際、緊湊、好用,交通動線分工明確、流暢,基本結構和裝飾的建築造價符合項目的身份而得體。如果我們以這三個條件來檢驗安德魯的設計方案,那就一條都不合適。此方案有一個無用的大圓穹,浪費了大量的建材和空間,交通動線更是糟透了。”他説,在我們的行為記憶中,進入一個大型公共建築物馬上向下走只有四種情況:第一是到地鐵站;第二是到人防;第三是到陵墓;第四是去夜總會和酒吧。而且從水中的玻璃通道進入一個建築物只有水族館的記憶,所以安德魯最得意的入口,從行為學的邏輯看,沒有一條和歌劇院的功能行為記憶相稱。而且,觀眾廳在地下7—10米,相當於三、四層樓,有緊急情況時儘管也有逃生之路,但要比從地面直接逃生慢好幾倍的時間。他説:“這個設計方案與我國國情不符。目前我國只有世界8%的國民生産總值,是美國的四分之一,如果要建立一個比美國林肯中心還要貴4倍的世界最貴的大劇院,就等於讓國民負擔了所承受的16倍的費用。”
彭教授認為,迷信西方“未來派”是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自己的認識和信心不夠。1998年漢城奧林匹克運動會,南韓人重用了他們自己的建築大師、38歲的柳春秀,設計了世界上第一個鋼纜懸挂玻璃纖維頂室內體育館,美國結構工程師只是和他配合。我們為什麼要迷信外國建築師?讓有三四十年經驗的中國建築師,去替從來沒有做過歌劇院設計的橋梁工程師當下手,這就好比少林來的武林高手為西方拳擊師當跟班一樣,本末倒置,丟盡民族尊嚴。
一份綜合了百餘名專家意見的文件表明,安得魯初步設計的建築面積已從設計任務書規定的12萬平方米膨脹到25萬平方米,土建造價據估算達35億,如加上舞臺設備等,費用將達45億以上,這是嚴重的超面積、超預算。巨型殼體的頂端已高達45米,仍然不能滿足舞臺上部高度的需要,設計者就把舞臺和觀眾廳往地下壓,造成舞臺臺面的高度為地下7米,基礎深度達24.5米。這樣就必須挖一個很深的大坑;由於沒有餘地可以放坡,必須構築厚度為1.5米、深達40米的鋼筋混凝土連續墻,這是人力、物力、財力的巨大耗費。不僅如此,在功能上也造成種種困難。例如,按現在出入通道的佈局,觀眾需先往地下走,再往上走,再往下走,才能進入劇場。另外,長218米、寬146米、高46米、厚3米的大圓殼,需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十分昂貴。這樣高大的屋頂,如果發生損壞、裂縫,修理和維護也是很大的困難。北京風沙塵土大,勢必颳風則塵土覆蓋,下雨下雪則水漬泥痕滿身,大圓弧建築又難於清掃。冬天為防止結冰,池水要放掉,劇場四週的湖面將成為無水的“水池”。這樣,這個大圓殼的建築就成不了法國報刊所讚揚的湖中心的“晶瑩剔透的建築物”。
《光明日報》2000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