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説法：到美國去看新的，到歐洲去看老的。還有一種類似的説法：在美國想未來的事，在歐洲想歷史的事。如果世上的任何道理，都是在講事物的一個側面，我看上邊的説法沒錯。歐洲的名城全都濃濃而優美地充滿著歷史感，尤其是雅典、羅馬與巴黎。
巴黎的歷史感，並不僅僅來自於愛菲爾鐵塔、凱旋門、羅浮宮和聖母院，那是旅遊者眼裏的歷史，或只是歷史的幾個耀眼的頂級的象徵，巴黎真正的歷史感，是在城中隨處可見的那一片片風光依舊的老街老屋之中。
不要只用旅遊者的眼睛去看，找一位這街上的老人聊一聊吧，也許他會告訴你畢加索曾經常和誰誰在這裡見面，莫泊桑坐過哪一張椅子，哪一盞燈傳説來自凡爾塞宮或愛麗舍宮；當然，最生動的還是那些細節奇特的古老的故事，這時，你會忽然明白，巴黎那浩大而深厚的文化，正是沉澱在這老街老巷———這一片片昔日的空間裏；而且它們不像博物館的陳列品那樣確鑿而冰冷，在這裡一切都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生動又真實，而且永遠也甭想弄清它的底細，如果這些老街老巷老樓老屋拆了，活生生的歷史必然會散失、飄落，無跡可尋，損失也就無法彌補！
從城市保護的角度看，文物與文化不是一個概念 。文物是指名勝古跡，他們多是歷史上皇家與宗教遺産中的精華，顯示著一個城市文化創造的極致，自然是首要保護的。 文化的內容卻廣泛得多，更多表現在大片大片的民居中。它是城市整個生活文化的載體，也是城市真正的獨特性之所在，就好比北京的城市文化特徵不是在故宮，而是在衚同和四合院裏，但要保護起來並非易事。
記得與一位文友在電視上談城市保護時，這位文友説：“北京比天津古老得多，也經典得多，紫禁城、天壇、雍和宮、頤和園……天津有嗎？要保護的首先是北京。”顯然這位文友把文化與文物兩個不同意義的事物混淆了。文物之間可以劃分品級，文化之間卻是完全平等的。各個民族、地域、城市的文化都是自己一方水土獨自的創造，都是對人類多元文化的一己貢獻，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失去了自己的個性特徵，乃至一種精神；從文化整體上説，也就失去了其中一個獨特的文化個性。“
是巴黎人自己把巴黎這大片大片的老屋老街原汁原味地保護下來了。 然而，巴黎的過去和我們今天一樣，也經受過現代化的衝擊。特別是五六十年代，高樓大廈要在巴黎市中心立足，成群的汽車都在老城區內衝開寬闊的大道，老城區的街道狹窄，房子的陳設陳舊，衛生條件差，供電不足，從實用的角度完全有理由拆掉和另建新樓———這些理由被房地産商們叫嚷得最兇，現在使我們為之傾倒的古老又迷人的沃日廣場，在當初差不多已被宣佈了死刑。儘管法國最早的城市保護法頒布于1913年，但受保護的數萬座建築都屬文物，沒有民居。1943年以來的保護規定有了進步，開始注重文物的“歷史環境”，名勝古跡方圓500米之內的所有民居建築，比較好保護，民居是一片片城區，而且其中良莠參雜，産權分散，很難規劃。世界無論哪個國家、城市保護的最大問題，都不在名勝古跡而在民居方面。那麼，究竟是誰把巴黎這大片大片的老屋老街原汁原味地保護下來了？
是巴黎人自己！是他們在報上寫文章，辦展覽，成立街區的保護組織（如歷史住宅協會、老房子協會等等），宣傳他們的觀點———這些老屋決非僅僅是建築，這些老街也決非僅僅是道路，他們構成了“歷史文化空間”，巴黎人的全部精神文化及其長長的根，都深深紮在這空間裏，而且這空間又決非只屬於過去，在文物中歷史是死的，在這文化中歷史卻仍然活著。從深遠的過去到無限的未來，它血緣相連，一脈相承，形成一種強大和進展的文化與精神，割斷歷史決不是發展歷史，除掉歷史更不是真正地創造未來。因此，他們為保衛這空間而努力了數十年，如今這些觀點已經成了巴黎人的共識，巴黎已經有了清晰的民居保護區和嚴格的保護民居的法規。特別是1964年法國建立了“文物普查委員會”，對本土的文化資源進行徹底又細密的清點，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民居便進了國家文化遺産的視野之中。這些，在阿爾斯納爾館———巴黎城市規劃展覽中心的彩色圖表和電視螢幕上，都會一目了然，在保護區內，老屋老街享有與名勝古跡同樣的待遇。即使維修老屋，也必須獲得政府有關部門的批准，尤其臨街的老墻是大家共用的歷史作品，不準損害分毫，而這些老屋的房主們還會得到政府的經濟補貼。一位巴黎人對我驕傲地説：巴黎到處是工地，但不是新建的，而是維修老的。為此，在這裡的官員們為了贏得選民們的票數也要大唱保護主義的高調，取悅于選民。當保護城市文化的願望已經成為一種自覺而頑強的民意，誰還會為巴黎的文化操心和擔心？如果再去問“難道巴黎人不想舒舒服服住上現代化的大房子”，豈不是可笑的麼？
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