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説法:到美國去看新的,到歐洲去看老的。還有一種類似的説法:在美國想未來的事,在歐洲想歷史的事。如果世上的任何道理,都是在講事物的一個側面,我看上邊的説法沒錯。歐洲的名城全都濃濃而優美地充滿著歷史感,尤其是雅典、羅馬與巴黎。
巴黎的歷史感,並不僅僅來自於愛菲爾鐵塔、凱旋門、羅浮宮和聖母院,那是旅遊者眼裏的歷史,或只是歷史的幾個耀眼的頂級的象徵,巴黎真正的歷史感,是在城中隨處可見的那一片片風光依舊的老街老屋之中。
不要只用旅遊者的眼睛去看,找一位這街上的老人聊一聊吧,也許他會告訴你畢加索曾經常和誰誰在這裡見面,莫泊桑坐過哪一張椅子,哪一盞燈傳説來自凡爾塞宮或愛麗舍宮;當然,最生動的還是那些細節奇特的古老的故事,這時,你會忽然明白,巴黎那浩大而深厚的文化,正是沉澱在這老街老巷———這一片片昔日的空間裏;而且它們不像博物館的陳列品那樣確鑿而冰冷,在這裡一切都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生動又真實,而且永遠也甭想弄清它的底細,如果這些老街老巷老樓老屋拆了,活生生的歷史必然會散失、飄落,無跡可尋,損失也就無法彌補!
從城市保護的角度看,文物與文化不是一個概念 。文物是指名勝古跡,他們多是歷史上皇家與宗教遺産中的精華,顯示著一個城市文化創造的極致,自然是首要保護的。 文化的內容卻廣泛得多,更多表現在大片大片的民居中。它是城市整個生活文化的載體,也是城市真正的獨特性之所在,就好比北京的城市文化特徵不是在故宮,而是在衚同和四合院裏,但要保護起來並非易事。
記得與一位文友在電視上談城市保護時,這位文友説:“北京比天津古老得多,也經典得多,紫禁城、天壇、雍和宮、頤和園……天津有嗎?要保護的首先是北京。”顯然這位文友把文化與文物兩個不同意義的事物混淆了。文物之間可以劃分品級,文化之間卻是完全平等的。各個民族、地域、城市的文化都是自己一方水土獨自的創造,都是對人類多元文化的一己貢獻,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失去了自己的個性特徵,乃至一種精神;從文化整體上説,也就失去了其中一個獨特的文化個性。“
是巴黎人自己把巴黎這大片大片的老屋老街原汁原味地保護下來了。 然而,巴黎的過去和我們今天一樣,也經受過現代化的衝擊。特別是五六十年代,高樓大廈要在巴黎市中心立足,成群的汽車都在老城區內衝開寬闊的大道,老城區的街道狹窄,房子的陳設陳舊,衛生條件差,供電不足,從實用的角度完全有理由拆掉和另建新樓———這些理由被房地産商們叫嚷得最兇,現在使我們為之傾倒的古老又迷人的沃日廣場,在當初差不多已被宣佈了死刑。儘管法國最早的城市保護法頒布于1913年,但受保護的數萬座建築都屬文物,沒有民居。1943年以來的保護規定有了進步,開始注重文物的“歷史環境”,名勝古跡方圓500米之內的所有民居建築,比較好保護,民居是一片片城區,而且其中良莠參雜,産權分散,很難規劃。世界無論哪個國家、城市保護的最大問題,都不在名勝古跡而在民居方面。那麼,究竟是誰把巴黎這大片大片的老屋老街原汁原味地保護下來了?
是巴黎人自己!是他們在報上寫文章,辦展覽,成立街區的保護組織(如歷史住宅協會、老房子協會等等),宣傳他們的觀點———這些老屋決非僅僅是建築,這些老街也決非僅僅是道路,他們構成了“歷史文化空間”,巴黎人的全部精神文化及其長長的根,都深深紮在這空間裏,而且這空間又決非只屬於過去,在文物中歷史是死的,在這文化中歷史卻仍然活著。從深遠的過去到無限的未來,它血緣相連,一脈相承,形成一種強大和進展的文化與精神,割斷歷史決不是發展歷史,除掉歷史更不是真正地創造未來。因此,他們為保衛這空間而努力了數十年,如今這些觀點已經成了巴黎人的共識,巴黎已經有了清晰的民居保護區和嚴格的保護民居的法規。特別是1964年法國建立了“文物普查委員會”,對本土的文化資源進行徹底又細密的清點,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民居便進了國家文化遺産的視野之中。這些,在阿爾斯納爾館———巴黎城市規劃展覽中心的彩色圖表和電視螢幕上,都會一目了然,在保護區內,老屋老街享有與名勝古跡同樣的待遇。即使維修老屋,也必須獲得政府有關部門的批准,尤其臨街的老墻是大家共用的歷史作品,不準損害分毫,而這些老屋的房主們還會得到政府的經濟補貼。一位巴黎人對我驕傲地説:巴黎到處是工地,但不是新建的,而是維修老的。為此,在這裡的官員們為了贏得選民們的票數也要大唱保護主義的高調,取悅于選民。當保護城市文化的願望已經成為一種自覺而頑強的民意,誰還會為巴黎的文化操心和擔心?如果再去問“難道巴黎人不想舒舒服服住上現代化的大房子”,豈不是可笑的麼?
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