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著名詩人郭小川的名譽案已經終審判決。本案受到人們廣泛關注，不僅由於郭小川有很高的知名度，還在於被判決承擔侵權責任的，除了作者以外，還包括首次發表侵權作品的期刊和4家轉載的報刊，這就再一次向媒介發出警示：不要忽略了對自己刊登的文章內容的審核責任———
侵權文章無中生有地渲染郭小川晚年的所謂“黃昏戀”，造成了不良影響，損害了已故詩人的名譽和人格尊嚴。在審理中發生爭議的，主要是怎樣看待媒介對於來稿的審核責任。首發期刊提出，文章在發表前已經按照雜誌社內部的三審製作了嚴格審查，還兩次打電話找作者核實文章的真實性，作者説沒有問題，方才發表。而轉載報刊則認為自己是根據著作權法的規定依法轉載的，他們沒有核實的義務。這些説法對不對呢？法院的判決已經作了明確的回答。
法院判決媒介應當對自己傳播的不實內容承擔責任的法律依據，就是1988年最高法院的一個批復所規定的：“報刊社對要發表的稿件，應負責審查核實。”這裡説的審查核實，當然不是去問作者文章有沒有問題，而是必須將文章內容同客觀實際情況進行核對，確保真實性。這個要求對於新聞媒介來説，自然是很高的。而就本案而言，我們又確實可以發現有關媒介在審核來稿內容方面存在明顯的缺陷。三審制只是形式，不能説三級審稿者都簽了字就是履行了審核責任了，實質還是在於對稿件內容是否作了嚴格審查。這篇文章，只要稍加推敲，就不難發現造假的蛛絲馬跡。首先，來稿敘述的主人公是名聞當代的大詩人，為什麼這件事情會長期藏在保險箱裏，而要過了二十年才突然冒出來呢？其次，這位作者，既不是主人公生前的密友，又看不出他同主人公的親屬朋友有什麼特殊的聯繫，那麼他是通過什麼途徑得知這段“鮮為人知”的故事的？也就是説，他的消息來源可靠嗎？如果當時就了解到他只是聽一個傳銷員説的，這篇文章還會發表嗎？第三，文章中還有只有天知地知的情節，如文中描寫那個女青年臨死時對郭小川説的話，作者何從得知，難道親自在場嗎？第四，這個故事即使是真的，也是郭小川私生活的事情，在保護隱私權已經成為熱門話題的今天，為什麼想不到去徵求一下郭氏親屬的意見呢？媒介同郭氏親屬取得聯繫之日，不正是謊言破産之時嗎？
本案轉机載者只要認真對文章進行審核，同樣會發現這些問題，就會決定不予轉載或者要向有關部門和郭的親屬核實後再作轉載。遺憾的是，他們也沒有這樣做。著作權法確實規定作品在報刊上發表後，除作者聲明不準轉載外，其他報刊可以轉載摘編但須付酬，但是轉載程式的合法同作品內容的合法是不同性質的兩回事。由於每一次轉載，都是再一次傳播，擴大了文章的影響，所以轉載的作品如有侵權內容，轉載者一般也要承擔責任。最高法院1998年的司法解釋規定：“新聞媒介和出版機構轉載作品，當事人以轉載者侵害其名譽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説明轉載侵權作品可以産生新的訴訟理由。今年新聞出版署發佈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報刊摘轉稿件管理的通知》規定：“報刊摘轉新聞報道或紀實作品等稿件應堅持真實性原則，對其摘轉內容的真實性負有審核責任。摘轉正式出版物的稿件也應核實真偽。稿件失實一經發現，應及時公開更正，並採取有效措施消除影響。”明確了轉載者對於稿件也負有核實責任。
所以法院判決認為被告報刊社“未盡到嚴格審查之責”或“疏于審查”，是合法合理的。
有些人覺得這樣做對於媒介要求過嚴。其實，在傳統的英美法的誹謗法裏，對於新聞媒介傳播內容的真實性實行的是嚴格責任（strictliability），即無過錯責任。在那裏對媒介提起誹謗指控只須滿足三項條件：作品已經發表，説的是自己，有損害自己名譽的內容，而內容的真實只是媒介的一項抗辯理由。媒介被指控誹謗通常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對內容真實進行舉證，如果不能證明真實就會被判承擔誹謗責任（在美國60年代以後的“公眾人物”起訴新聞誹謗案舉證責任轉移到原告方面，這不是本文討論的問題）。如果媒介只是説我已經核實過了，發現差錯很困難啦，是不會被法官採納的。而轉載屬於重述（restatement），每一次重述都等於一次傳播，重述者如果被指控誹謗也必須證明內容的真實性，不能舉證同樣會敗訴，而不能説我只是“準確地重述”別的媒介的內容所以請找別的媒介而我沒有責任。所以轉載也不是免責的抗辯理由。不過英美誹謗法用“特許權”的規定來作出平衡，比如對於官方公開的會議、公告、記錄，對於社會團體和其他公共組織有關自己業務範圍內的資訊，對於官方人士的言論等等，新聞媒介享有報道的特許權，特許權的實質就是為媒介的核實留出一個空間，媒介在特許權範圍的內容可以不負核實責任。而像本案的情況，就是在外國也不屬於特許權的範圍。
我國新聞侵權法與外國誹謗法不同，有關司法解釋明文規定侵害名譽權行為實行過錯責任，失實是侵權的構成要件而不是把真實作為抗辯理由。所以媒介應該是在過錯責任原則的大前提下對內容承擔核實責任的。不過由於有關規範規定了媒介的核實責任，媒介對於內容真實性的注意義務是十分嚴格的。本案中的媒介的主觀過錯就很明顯，留下了深刻的教訓。不過媒介對失實內容主觀上不具有過錯的情況還是存在的，例如發表官方提供的正式資訊，轉載國家通訊社、黨的機關報刊發表的文字，發表者和轉載者無從預見其中的差錯，按理不能負責。這些界限有的已有明確規定，有的還沒有，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完善。侵權文章無中生有地渲染郭小川晚年的所謂“黃昏戀”，造成了不良影響，損害了已故詩人的名譽和人格尊嚴。在審理中發生爭議的，主要是怎樣看待媒介對於來稿的審核責任。首發期刊提出，文章在發表前已經按照雜誌社內部的三審製作了嚴格審查，還兩次打電話找作者核實文章的真實性，作者説沒有問題，方才發表。而轉載報刊則認為自己是根據著作權法的規定依法轉載的，他們沒有核實的義務。這些説法對不對呢？法院的判決已經作了明確的回答。
法院判決媒介應當對自己傳播的不實內容承擔責任的法律依據，就是1988年最高法院的一個批復所規定的：“報刊社對要發表的稿件，應負責審查核實。”這裡説的審查核實，當然不是去問作者文章有沒有問題，而是必須將文章內容同客觀實際情況進行核對，確保真實性。這個要求對於新聞媒介來説，自然是很高的。而就本案而言，我們又確實可以發現有關媒介在審核來稿內容方面存在明顯的缺陷。三審制只是形式，不能説三級審稿者都簽了字就是履行了審核責任了，實質還是在於對稿件內容是否作了嚴格審查。這篇文章，只要稍加推敲，就不難發現造假的蛛絲馬跡。首先，來稿敘述的主人公是名聞當代的大詩人，為什麼這件事情會長期藏在保險箱裏，而要過了二十年才突然冒出來呢？其次，這位作者，既不是主人公生前的密友，又看不出他同主人公的親屬朋友有什麼特殊的聯繫，那麼他是通過什麼途徑得知這段“鮮為人知”的故事的？也就是説，他的消息來源可靠嗎？如果當時就了解到他只是聽一個傳銷員説的，這篇文章還會發表嗎？第三，文章中還有只有天知地知的情節，如文中描寫那個女青年臨死時對郭小川説的話，作者何從得知，難道親自在場嗎？第四，這個故事即使是真的，也是郭小川私生活的事情，在保護隱私權已經成為熱門話題的今天，為什麼想不到去徵求一下郭氏親屬的意見呢？媒介同郭氏親屬取得聯繫之日，不正是謊言破産之時嗎？
本案轉机載者只要認真對文章進行審核，同樣會發現這些問題，就會決定不予轉載或者要向有關部門和郭的親屬核實後再作轉載。遺憾的是，他們也沒有這樣做。著作權法確實規定作品在報刊上發表後，除作者聲明不準轉載外，其他報刊可以轉載摘編但須付酬，但是轉載程式的合法同作品內容的合法是不同性質的兩回事。由於每一次轉載，都是再一次傳播，擴大了文章的影響，所以轉載的作品如有侵權內容，轉載者一般也要承擔責任。最高法院1998年的司法解釋規定：“新聞媒介和出版機構轉載作品，當事人以轉載者侵害其名譽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説明轉載侵權作品可以産生新的訴訟理由。今年新聞出版署發佈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報刊摘轉稿件管理的通知》規定：“報刊摘轉新聞報道或紀實作品等稿件應堅持真實性原則，對其摘轉內容的真實性負有審核責任。摘轉正式出版物的稿件也應核實真偽。稿件失實一經發現，應及時公開更正，並採取有效措施消除影響。”明確了轉載者對於稿件也負有核實責任。
所以法院判決認為被告報刊社“未盡到嚴格審查之責”或“疏于審查”，是合法合理的。
有些人覺得這樣做對於媒介要求過嚴。其實，在傳統的英美法的誹謗法裏，對於新聞媒介傳播內容的真實性實行的是嚴格責任（strictliability），即無過錯責任。在那裏對媒介提起誹謗指控只須滿足三項條件：作品已經發表，説的是自己，有損害自己名譽的內容，而內容的真實只是媒介的一項抗辯理由。媒介被指控誹謗通常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對內容真實進行舉證，如果不能證明真實就會被判承擔誹謗責任（在美國60年代以後的“公眾人物”起訴新聞誹謗案舉證責任轉移到原告方面，這不是本文討論的問題）。如果媒介只是説我已經核實過了，發現差錯很困難啦，是不會被法官採納的。而轉載屬於重述（restatement），每一次重述都等於一次傳播，重述者如果被指控誹謗也必須證明內容的真實性，不能舉證同樣會敗訴，而不能説我只是“準確地重述”別的媒介的內容所以請找別的媒介而我沒有責任。所以轉載也不是免責的抗辯理由。不過英美誹謗法用“特許權”的規定來作出平衡，比如對於官方公開的會議、公告、記錄，對於社會團體和其他公共組織有關自己業務範圍內的資訊，對於官方人士的言論等等，新聞媒介享有報道的特許權，特許權的實質就是為媒介的核實留出一個空間，媒介在特許權範圍的內容可以不負核實責任。而像本案的情況，就是在外國也不屬於特許權的範圍。
我國新聞侵權法與外國誹謗法不同，有關司法解釋明文規定侵害名譽權行為實行過錯責任，失實是侵權的構成要件而不是把真實作為抗辯理由。所以媒介應該是在過錯責任原則的大前提下對內容承擔核實責任的。不過由於有關規範規定了媒介的核實責任，媒介對於內容真實性的注意義務是十分嚴格的。本案中的媒介的主觀過錯就很明顯，留下了深刻的教訓。不過媒介對失實內容主觀上不具有過錯的情況還是存在的，例如發表官方提供的正式資訊，轉載國家通訊社、黨的機關報刊發表的文字，發表者和轉載者無從預見其中的差錯，按理不能負責。這些界限有的已有明確規定，有的還沒有，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完善。
《光明日報》 2000年1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