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問題之一,就是孩子監護權的到底歸誰——説白了,孩子的呵護教養到底是聽父母的還是聽奶奶婆婆們的。而一次“錯搶孩子”事件又將此難題推到公眾面前。 

10月2日,北京豐台區大紅門某商場“搶孩子”事件引發社會高度關注:李某及老伴因兒子與媳婦關係不合,一直見不到孫子,便糾集其他三人將疑似“兒媳”張某嬰兒車內的孩子強行抱走,終被商場工作人員制止並報警,李某四人被民警帶回派出所詢問,後被警方處以行政拘留5日的處罰。

此事件有兩個關注點:一是警方量裁是否過輕問題,涉事四人是否已觸犯刑律應當嚴懲。二是未成年人監護權問題,孩子監護歸誰,父母與祖輩的監護權如何擺正順序。 

首先,在法治社會,即便是真姥姥、親奶奶,發生搶孩子行為,如果未經其母親同意也屬於非法搶奪。公安大學的王太元教授就認為本案屬於拐騙兒童罪(未遂)範疇。李某雖是孩子的奶奶,但非首序法定監護人,其與其他三人共謀搶奪孫子意圖破壞了媳婦對孫子的監護權,觸犯了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條構成拐騙兒童罪。其中李某錯認受害人張某為其兒媳屬於具體事實認識錯誤中的對象錯誤,對象錯誤不影響故意犯罪的成立。當事老人及幫助搶孩子的其他人員,必須處以刑罪,否則拐騙兒童這類民眾痛恨的罪行就難以遏止、預防。

第二焦點,孩子的奶奶並非首序監護人(按監護法規定,首序是父母或其中一方。)從一開始就不能動強搶孩子的意念。這説明社會中有相當部分人尤其是老人對此毫無法治觀念。因此本事件的處罰應具有警示效應,而不能因老人多病、念孫心切等理由一帶而過。

今天,一些傳統的世俗觀念仍認為:“搶孩子”是家務事,跟外人無關。這種觀念已經跟不上法治社會建設的腳步了。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父母對子女擁有優先的監護權,而且隨著女性社會地位的提高及子女對母親天然的依賴性,監護權也逐漸向母親一方傾斜。現在西方社會對未成年人權益的保護則更進一步,已不再承認父母對孩子的絕對支配權,監護權被從親權分離出來,成為可以經由國家之手發生轉移的獨立權利——即國家作為未成年人的“公共家長”,在特定的條件下有權突破家庭堡壘與父權壁壘,剝奪一個成年公民對於自己孩子的監護權。這方面案例應該説不勝枚舉,2008年美國新澤西州一對夫婦給三個子女取名“阿道夫希特勒”“雅利安國”“希姆萊”,法院認為,以納粹分子的名字為子女取名,是對子女的“精神虐待”,因此剝奪了這對夫婦的監護權。在西方,如果鄰居聽到你家打罵孩子是可以報警的。在中國,筆者也親耳聽見一個才上小學的孩子喝斥父親説:“你敢打我,我就報警!”可見新一代兒童已經具有天然的自我保護意識。 

在中國傳統社會,孩子是家庭、家族、宗族的“財産”,根本談不上對未成年人的權利的尊重。宗法雖然講求“子孝”“父慈”,但懲戒或溺愛子孫的權力是絕對的。當代中國社會的問題就在於,傳統的、社會自治式的兒童庇護機制已趨向於解體,而現代的、國家介入式的兒童保護制度卻遠未完備。

通過對“搶孩子”事件的討論,希望我們能增強法治觀念,並進一步提高兒童保護意識。(閆肖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