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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陜甘寧邊區時期思想文化自信的偉大實踐

2017-11-30 19:59:11 丨 文章來源:中國網

作者:郭 鋼


引  子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95週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文化自信,意義非常重大,使我們不由得想起了黨中央西北局在陜甘寧邊區時期的思想文化自信的偉大實踐。


一、用哲學思想武裝統一全體中國共産黨人

19361022日,毛澤東主席在給西安作統一戰績工作的葉劍英、劉鼎的信中説:“要買一批通俗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以及哲學的書,大約共買十種至十五種左右。要經過選擇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柳湜的《街頭講話》之類),再買一部《孫子兵法》,作為學校與部隊提高幹部政治文化水準之用。”

19381012日至1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産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所做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提出了“全黨研究馬列主義理論、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的任務”。他説:“一般地説,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産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並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準較低的黨員。特殊地説,幹部應當著重地研究這些,中央委員和高級幹部尤其應當加緊研究。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在這裡提出的全黨的研究任務,當然也就成了新文化事業的基本任務了,因而就大大提高了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和新文化出版工作者的歷史使命感。

中國共産黨為新文化的繁榮和出版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各種必要的幫助和支援,這是哲學社會科學獲得了極大發展的重要條件。

1940101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發出的由張聞天起草的《關於各抗日根據地文化人與文化團體的指示》指出:“應該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質上保障文化人寫作的必要條件,使他們的才力能夠充分的使用,使他們寫作的積極性能夠最大的發揮。”為此,各種不同的文化人,可以組織各種不同類的文化團體,如文學研究會、新哲學研究會等。“這些團體的任務,一般是:介紹、研究、出版、推廣各種文化作品。”

1938年冬季,在毛澤東主席的倡導下,延安成立了“新哲學研究會”,會員有:毛澤東、張聞天、朱德、陳雲、艾思奇、何思靜、周揚、郭化若、于光遠、肖向榮、和培元、範文瀾等,會長是艾思奇。當時,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研究哲學的空氣非常濃厚,但哲學書籍很少。為了解決哲學書籍問題,會長艾思奇下了一番功夫,把延安僅有的四種哲學教本選摘出較有專長的部分整合一本《哲學選輯》,以供研究者應用。這是當時研究哲學最好的教科書了,毛主席對此評價很高。那麼,艾思奇採用了哪四種哲學教本:《辯證法唯物論教程》、《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社會學大綱》、《新哲學大綱》,這四種教本都是當時能找到的重要哲學著作,所選的篇章又是各書專長的部分。所以,這對當時抗戰時期找書極為困難的讀者無疑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使延安的廣大讀者學習之後受益匪淺。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哲學選輯》所選的哲學書,當時毛澤東同志多半已經看過,並做過詳細的批註。如西洛可夫、愛森堡所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米丁主編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上冊)等。他在前一本書上所寫的批註約一萬二千字,在後一本上所寫批註有二千六百字。批註的內容包括:原著內容的提要,對原著內容的評論,結合中國實際情況所發的議論,對原著中一些理論觀點的發揮。如毛澤東在《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的批註中寫道:“不從具體的現實出發,而從空洞的理論命題出發,李立三主義和後來的軍事冒險主義和軍事保守主義都犯過此錯誤,不但不是辯證法,也不是唯物論。”在批註中還寫道:“辯證法的本質即對立的統一法則。”毛澤東就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並把中國革命的實際經驗進行理論總結,寫出了光輝的哲學著作《實踐論》和《矛盾論》等,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

從本書的選材及艾思奇所寫的研究提綱和討論問題來看,這是一本處處為讀者著想,為讀者提供方便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書,也是一本理論結合實際的高品質的哲學輔導書。

延安解放社對《哲學選輯》的出版非常重視,接到書稿立即安排,于19395月出版之後,7月又予以重印,以滿足讀者之急需。

這本哲學專著深受延安和陜甘寧邊區廣大讀者以及研究哲學專家們的歡迎,它和其他哲學書籍被選為中央高級組教材。于1941年和1942年先後再版。從思想上武裝了全體中國共産黨人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誕生做出了卓越的偉大貢獻。


二、用教育和培訓的方法培養抗戰建國人才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十分重視教育和培訓工作,盡最大的努力來抓緊抗戰建國人才的培訓。在紅都延安和陜甘寧邊區,開辦了20多所學校,如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中共中央黨校、延安馬列學院、延安大學、陜北公學、中國女子大學、八路軍醫科大學、延安自然科學院、延安行政學院、延安民族學院、延安大學、延安魯藝文學院、延安農業學校、延安工業學校、延安自然科學院、延安邊區師範、關中師範、三邊師範、綏德師範、延安師範、隴東中學、米脂中學、延安中學、行知中學、子長中學等,還有一千三百四十一所小學教育,逐步形成延安和陜甘寧邊區教育和培訓體系。

不但成立各種各類學校,而且出版了一批適合教育和培訓的教材。如:

(一)政治教材:其中主要教材有《社會發展史》《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共産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學習和時局》《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論聯合政府》《論共産黨員的修養》等。

(二)文化教育教材:如歷史、地理、自然常識、算術等。

(三)專業教材:如軍事的、政治的、自然科學的、文藝藝術的、醫學的等。


三、用兩個科學去創新與探索未知的領域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時期,非常重視用兩個科學去創新和探索未知的領域。哪兩種科學呢?一種是社會科學。另一種是自然科學。比如:19402月和8月,先後在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學研究會和自然科學院。而這所自然科學院就成為中國共産黨歷史上,由黨中央、西北局創辦並管理的第一所培養科學技術人才的陣地。毛澤東主席曾經説過“自然科學是人們爭取自由的一種武裝。”還説過一句名言:“人們為著要在社會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會科學來了解社會、改造社會,進行社會革命。人們為著要在自然界裏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學來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從自然界裏得到自由。”

延安自然科學研究會是在吳玉章、徐特立倡導下,由武衡、于光遠、屈伯傳等人籌備成立的。其宗旨是進行自然科學的教育和研究,推進生産事業和經濟建設事業,使自然科學為抗日戰爭服務。當時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同志出席並講話,他説:“自然科學研究可以大大提高生産力,可以大大地改善人民的生活”。

我們共産黨對於自然科學家是重視的,對於自然科學是尊重的。希望科學家們抱著不怕困難的奮鬥精神去進行自然科學事業。大家一致推選吳玉章同志為自然科學研究會會長。

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邊區政府出臺各種各類的獎勵政策,鼓勵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研究專家們,重要的科學家親自接見,如毛澤東主席親自接見著名的科學著作家高士其先生,陳雲同志稱他為“第一個紅色科學家。”……

1942年年底,全邊區自然科學技術工作者已達331人,其中理科110人,工科120人,醫科55人,農科46人。在自然科學研究會的基礎上,又成立了數十個學科的各門學會。如:機電學會、煉鐵學會、土木工程學會、航空學會、數理學會、化學學會、農業學會、生物學會、醫藥學會、地礦學會等。這樣,就把全邊區的自然科學工作者們組織起來,為邊區的經濟建設、文化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併為邊區新文化自信的偉大實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四、用新聞出版的方式擴大宣傳效果

194167日,《解放日報》發表了專題社淪,從政策理論上做了説明:“中共西北中央局五月一日施政綱領裏,特別明確規定:“獎勵自由研究一項。”這一規定告訴我們:中國共産黨對於思想言論的自由發表是非常重視的,只要各派學者和理論家認真進行自己的研究,本著學術良心,正視現實的問題,他們就能夠對於真理的發現有所貢獻。因此,在陜甘寧邊區,不但要大大的加強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而且還要團結各學派的學者和理論家進行各種各樣的科學研究工作,幫助和獎勵這一切自由研究的行動。”

由於西北局十分重視新聞出版發行事業的建設,為這項建設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和寬廣的道路。從1937年起,全國各地文化研究者、學者、專家以及科學家等,為了挽救民族危亡,發展中華新聞出版發行事業,紛紛奔赴民主聖地延安。成立各種學會、研究會,經常開展活動或討論會,編撰和出版大量的學術研究專著和叢書。從而使延安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中國前進的方向。下面我從十三個方面簡要給予闡述:

(一)編撰出版哲學方面的專著,如《哲學選輯》、《實踐論》《矛盾論》《哲學研究提綱》《唯物史觀》《孔墨的批判》《墨子新論》《西洋哲學史簡編》《社會科學概論》等。

(二)編撰出版政治學方面的專著,如:《陜甘寧邊區實錄》《抗日模範根據地晉察冀邊區》《論統一戰線》《論民族民主革命》等。

(三)編撰出版時事問題的專著,如:《時事問題叢書》《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研究淪陷區》《抗戰中的中國叢刊》《論時局》《當前時局論文選》等。

(四)編撰出版經濟學方面的專著,如:《為工業品全面自給而奮鬥》《解放區工業建設》《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等。

(五)編撰出版黨的建設方面專著,如:《十年來的中國共産黨》《黨建論文集》《怎樣做一個共産黨員》《中國共産黨與中華民族》《中國共産黨與中華民族解放的道路》《黨的政策選集》《論共産黨員的修養》《論黨內鬥爭》《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等。

(六)編撰出版軍事學方面的專著,如:《論持久戰》《抗日遊擊戰爭的一般問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術問題》《論抗日遊擊戰爭的基本戰術——襲擊》《遊擊戰爭》《抗日軍隊中的政治工作》《抗日遊擊戰爭中各種基本政策》《論解放區戰爭》《政治工作論叢》《關於部隊之作戰》《譚政同志在西北局高幹會上關於軍隊政治工作的報告》《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叢書》等。

(七)編撰出版歷史學方面的專著,如:《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中國經學史的演變》《中國通史簡編》《永昌演義》《中國史話》《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國近代史》《近代世界革命史》《蘇聯概況》《蘇聯歷史講話》《中國歷史講話》《民國以來大事年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等。

(八)編撰出版教育學方面的專著,如:《中國現時教育問題》《悼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行知教育論文集》等。

(九)編撰出版民族問題方面的專著,如:《回回民族問題》《蒙古民族問題》等。

(十)編撰出版文學理論方面的專著,如:《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

(十一)編撰出版科學技術和科技讀物,如:《邊區的黃土》、《物質不滅定律》、《空氣和氧氣》、《建立科學和技術的統一領導》、《發展邊區科學事業》、《注意邊區的水土保持工作》、《居裏夫人及她的偉大貢獻》、《太陽鳥》、《地球和月亮的運作》、《太陽系以外的世界》、《防疫的衝鋒號》、《怎樣養蠶》、《關中分區的地質及礦産》、《陜甘寧邊區藥用植物志》、《怎樣種棉花》、《洋芋栽培法》、《蔬菜的種植、收藏及加工製作法》、《消滅蟲害》、《怎樣養羊》、《怎樣養豬》、《人和鼠疫的戰爭》、《婦嬰衛生》、《農村衛生》、《傳染病的預防和護理》、《抗戰新藥集》、《解剖學》、《病理學》、《藥劑學》、《內科學》、《司藥必攜》、《實用中藥大要》、《戰傷療法》等。

(十二)創作演出與出版文學藝術音樂作品,如:《黃河大合唱》《白毛女》《兄妹開荒》《評劇逼上梁山》秦腔《血淚仇》以及一系列繪畫作品、木刻作品、報告文學、小説、詩歌、散文等。

(十三)編撰出版適合陜甘寧邊區教育的小學、中學、大學的教材等。

以上出版清單僅僅列出了主要部分,實際上還有許許多多,從出版荒漠到出版繁榮,促使陜甘寧邊區各項事業都得到了蓬勃發展,極大的促進了陜甘寧邊區文化建設長足發展,為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新聞出版發行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五、用文化交流的方式擴大國際影響力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時期,思想文化自信還表現在國際文化交流方面,如:熱情接待了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以、史沫特萊和美國著名醫生馬海德。

(一)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1905.7.19—1972.2.15),美國著名記者。他于1928年來華,曾任歐美幾家報社駐華記者通訊員19334月到19356月,斯諾同時兼任北平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19366月斯諾訪問陜甘寧邊區,寫了大量通訊報道,成為第一個採訪紅區西方記者抗日戰爭爆發後,又任《每日先驅報》和美國星期六晚郵報》駐華戰地記者1942年去中亞蘇聯前線採訪,離開中國

埃德加·斯諾1928年離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來到中國,在上海任《密勒氏評論報》助理主編,以後又任《芝加哥論壇報》、倫敦《每日先驅報》駐東南亞記者。他踏遍中國大地進行採訪報道,“9·18”事變後曾訪問東北、上海戰線,發表報告通訊集《遠東戰線》。在上海,他見到了宋慶齡魯迅,引發了他對記錄中國人民苦難與嚮往的中國新文藝的興趣,後來他對蕭乾講,魯迅是教我懂得中國的一把鑰匙。他慶倖自己能在上海結識魯迅先生和宋慶齡女士,他是在他們的指引下認識中國的。

1932年耶誕節,斯諾與海倫·福斯特·斯諾Peg snow,即Helen Foster Snow1907—1997)在東京美國駐日本使館舉行婚禮,後遊歷日本、東南亞、中國沿海一帶。1933年春天在北平安家,住址在東城盔甲廠衚同13號。1934年初,斯諾以美國《紐約日報》駐華記者身份應邀兼任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為教書方便,他在海淀鎮軍機處4號院購買了一處住宅,位置在今日北京大學西南門一帶,坐西朝東,有一個黑色鐵柵欄門,這原是一位燕大出身的銀行家的房子,中西合壁式,寬敞的院子裏種有果樹、竹子,還有一座小型游泳池,位置就在今日北大西南門外的海淀路上。因為坐落在海淀臺地之上,可以遠眺頤和園和西山風景。斯諾和夫人非常喜歡燕京大學的美麗風光,説:它的一部分佔了圓明園的舊址,保持了原來的景色,包括花園一般的校園中心那個可愛的小湖(即未名湖)。

斯諾熱愛中國,熱愛海淀。他努力學習中文,還請了一位滿族老先生指導,他認為海淀的居民成分複雜,但他們都操優美的北京話,因此,這裡是外國人學講中國話最理想的地方。來北平之前,他就接受魯迅先生的建議,編選中國現代短篇小説集《活的中國》,想通過小説來向西方揭示中國的現實。到燕大後,他又請在新聞系讀書的蕭乾和英文係學生楊繽(剛)一起進行編譯。他在編者序言中認為中國的新文藝運動既不是鑽象牙之塔,也不是茶余飯後的消遣,而是同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同人民為民主與自由的鬥爭分不開的。1936年此書出版。

(二)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1892年出生於美國密蘇裏州奧斯古德鎮的一個貧苦家庭,曾祖父為印第安人1912年與厄恩斯特·布倫丁結婚,1916年後因政治情趣不同而友好分手。1917年隻身到紐約1920年到達波蘭,後因從事革命被捕,出獄後與印度人維連德拉納什·查托帕迪亞雅同居。192812月進入中國。到中國後,廣泛結交朋友,宣傳中國紅色革命和中國共産黨。

她的《中國紅軍在前進》、《中國人民的命運》、《中國在反擊》、《中國的戰歌》等專著,向世界宣傳了中國的革命鬥爭,成為不朽之作。她親自護理傷員,組織醫療活動,用行動喚醒有良知的人們。她訪遍了中國華北、華中的大部分地區,用熱情召喚更多的國際友人,一同為中國抗戰出力。

19377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8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開赴華北前線抗擊日本侵略者。史沫特萊在準備隨部隊開赴前線時,不慎從馬背上摔了下來,背部受傷,推遲了行期。10月,史沫特萊養好了傷,隨身攜帶了打字機、照相機和簡單的行李,赴八路軍抗敵前線採訪。她很快趕上了駐紮在太原的八路軍,然後到達北部山區的八路軍總司令部,成為八路軍中第一個隨軍外國記者。

隨八路軍總部轉戰各地,史沫特萊與八路軍戰士同吃同住,她關心普通士兵的生活,增進了與他們的感情。史沫特萊與八路軍相處不到半年,便深深的愛上了這支部隊。用她的話説:離開你們,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於去死。

19381月,史沫特萊到了漢口,以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和中國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身份,一面救護傷員和難民,一面報道中國抗戰,並向世界性組織呼籲救援。史沫特萊以她火熱的心吸引著來華的外國人士,這些人雖然身份不同,政見不同,但都在史沫特萊的帶動下,積極地為中國抗戰出力。在漢口,史沫特萊多次訪問美國大使館,向大使和武官介紹八路軍的活動。她多次接觸約翰·戴維斯、佛蘭克多恩、史迪威陳納德,這些人後來成為影響美國制定對華政策的重要人物。史沫特萊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在為中國紅十字會募捐上,宣傳中國傷兵的英勇事跡和所處困境上。在漢口,美國和英國大使館、標準石油公司、國民黨的高級官員,都曾在她的動員下提供過捐助。史沫特萊最成功的一次募捐是在一個午餐會上,她使財政部長宋子文感到羞愧,捐出1萬元中國法幣支援她的工作。還有一次,在行政院長孔祥熙的晚宴上,她從這位共産黨人的死敵手裏,拿走了一張捐給山西遊擊隊的鉅額支票。史沫特萊從抗戰初期就為救助傷員奔走呼籲,19383月,包括白求恩在內的加拿大援華醫療隊來華,都是史沫特萊奔走呼籲的結果。193811月,史沫特萊在雲嶺新四軍軍部,名義上是起草一份給紅十會的詳細報告,但她認為自己的真正使命,是向上海和香港宣傳新四軍醫療隊。她為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寫了一系列文章,後由《曼徹斯特衛報》轉載,詳細報道了新四軍的處境和對藥品的需求。她私下還求助於一些英國朋友,以及美國紅十字分會。到了春天,可觀的援助從英國和紅十字會紛至遝來,在史沫特萊的中國同事眼裏,她簡直是一位女英雄。

(三)馬海德19109—198810月),原名喬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1910926日出生於美國。1933年取得日內瓦醫科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畢業後,為了考察中國正在流行的東方熱帶病,于1933年來到上海。1950年馬海德正式加入中國國籍,協助組建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致力於性病和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並取得世界範圍內的成果。

馬海德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顧問,全國第五屆政協委員,第六屆和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2009年被授予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

1936年春末,中共中央想邀請一位公正的外國記者和一名醫生去陜北,實地考察中國共産黨領導的蘇區情況和了解中國共産黨的抗日主張。宋慶齡推薦了斯諾和馬海德前往。6月他們到達中國工農紅軍的臨時駐地保安,毛主席接見了他們並在周恩來的安排下,他們到保安和蘇區各地參觀、訪問。後來隨紅軍第一方面軍南下甘肅省迎接在長征途中的第二、四方面軍。10月,紅軍三個方面軍在甘肅省南部勝利會師後,又先後隨第二、四方面軍行動。

19371月,隨紅軍隊伍回到陜北延安,以滿腔熱情一邊緊張地投入診療工作,一邊作調查研究。在一個多月中,他巡視了陜北各地衛生醫療單位,掌握了大量材料,寫了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提出了改進蘇區醫療事業的建議。毛澤東很欣賞他的這份實事求是的報告,任命他為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衛生顧問。同年2月,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後來隨部隊到山西五台山八路軍總部工作。年底回延安籌建陜甘寧邊區醫院。為了更好地接近陜甘寧邊區人民,不僅很快學會了中國的普通話和陜北的方言,而且把自己的美國名字改成了中國名字——馬海德。

1938年,宋慶齡在香港成立了保衛中國大同盟以後,馬海德受宋慶齡的委託,經常向該同盟報告陜甘寧邊區的情況,通過宋慶齡的保衛中國大同盟向海外呼籲,爭取國際援助。邊區因而獲得了許多急需的醫療器材和藥品。

1942年,被調到延安國際和平醫院工作。在抗日戰爭時期,馬海德曾先後接待了白求恩柯棣華巴蘇華米勒等外國醫生,並協助他們去各抗日根據地開展醫療救護工作。

僅在1944年到1947年,馬海德就曾診治傷病員4萬餘人次。由於出色的工作,他受到陜甘寧邊區政府的多次獎勵。延安時期,還曾擔任中共中央外事組和新華通訊社的顧問,積極參加外事活動和對外宣傳工作。

193711月,幫助新華社創立了英文部,開始向國外播發英文消息。

還經常為當時中央出版的對外宣傳刊物《中國通訊》撰寫稿件。

1946年,作為中國共産黨代表團醫療顧問,參加了在北平成立的由中國共産黨、中國國民黨和美國三方代表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部。他和代表團的同事們一起揭露了國民黨發動的內戰陰謀。不久,又作為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醫療顧問,與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和美國紅十字會的人員進行接觸,積極爭取他們對解放區的援助。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馬海德立即申請加入中國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外國血統的中國公民

1950年,正式加入中國國籍,並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顧問。

通過以上三位著名專家,向國際社會傳達了中國共産黨內外政策和建立廣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主張,擴大了國際影響力,爭取到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援助和同情,促進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回答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産黨以及抗日戰爭一系列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與世界各國人民之間建立了友好關係和對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貢獻。


六、用思想文化自信促進延安和陜甘寧邊區各項建設

長習仲勳同志曾經在《陜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序言中指出:“在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最突出的成就和貢獻,就是在黨中央領導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全面地實施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和政策。取得了極大了成功和豐富的經驗,為中國勝利和新中國的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特別是用思想文化建設極大的促進了陜甘寧邊區各項建設的蓬勃發展。如:(一)用教育的方式;(二)用研究的方式;(三)用行動的方式;(四)用合作的方式;(五)用變工的方式;(六)用內外結合的方式;(七)用聯合的方式;(八)用交易的方式。

毛澤東于19385月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作《論持久戰》講演時説:“敵人已將我們過去的文化中心變為文化落後區域,而我們則要將過去的文化落後區域變為文化中心。”

延安和陜甘寧邊區時期,是新民主主義和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時期,由於黨中央、西北局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特別歡迎知識分子參加陜甘寧邊區的各項建設。所以,當時的延安和陜甘寧邊區成為全國各地許多文化大家和成千上萬的進步青年所嚮往,紛紛奔赴延安和陜甘寧邊區,於是延安就成了人才濟濟的文化城和領導全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用思想文化自信的偉大實踐,促進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的各項建設,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和豐富的經驗,為新中國的誕生和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總而言之,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時期,用思想文化自信的偉大實踐,證明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中華文明優秀文化是世界文明文化中,最優秀的文化,是人類社會共有的精神財富,它不僅僅是一種概念,而更應該是一種行動,是繼承中華文明優秀文化具體行動,是貫穿我們這個國家各行各業之中發揚光大,是推陳出新走向世界,實現中華民族“中國夢”的巨大飛躍。讓我們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同心同德、共克時艱、與時俱進,為美麗的中國添輝增彩,一起擼起袖子加油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