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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中的那人那事 ——紀念中國共産黨成立95週年、中共中央西北局誕辰75週年

2016-12-22 17:08:42 丨 文章來源: 中國網

最近,黨的總書記習近平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其中有一段非常精闢地指出:“觀察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需要有一個寬廣的視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國發展大歷史中去看。人類社會每一次重大躍進,人類文明每一次重大發展,都離不開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變革和思想先導。”這一論斷指明瞭哲學社會科學在國家發展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對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瞭前進中的方向。使我們情不自禁的想起了70年前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那一場關於哲學社會科學的深入學習和研究以及大討論,極大的提升和豐富了全黨同志的理論思想水準,促進了社會深刻變革,使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新中國的誕生,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下面從幾個方面加以闡述。

一、延安和陜甘寧邊區 

193510月,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勝利到達陜北,陜北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根據地。193796日國共兩黨根據國共合作協議,中國共産黨將陜甘、陜北蘇區改為陜甘寧邊區,成立了邊區政府,主席為林伯渠。陜甘寧邊區所轄23個縣,人口約150萬,首府延安。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中共中央西北局、邊區政府、留守兵團等所在地。19501月,陜甘寧邊區政府整建制撤銷。正如毛澤東同志給延安人民復電中指出那樣:“延安和陜甘寧邊區從1936年到1948年,曾經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曾經是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總後方。延安和陜甘寧邊區人民對於全國人民是有偉大貢獻的。我慶祝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的人民繼續團結一致,迅速恢復戰爭的創傷,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我並且希望全國一切革命工作人員永遠保持過去十餘年間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工作人員中所具有的艱苦奮鬥的作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不僅僅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總後方,而且在經濟建設、文化建設、教育建設、財政建設、司法建設以及社會建設中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尤其是在政治學、經濟學、軍事學、歷史學、文學方面、藝術方面都有了極大的發展,而且聚集了一大批高素質的研究隊伍,成立了各種研究學術團體。如延安新哲學研究會、社會科學研究會、中國歷史研究會、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延安魯迅研究會、國防教育研究會、民族問題研究會等。正因為如此,使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新中國的誕生,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推動了歷史向前發展,使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

二、研究哲學社會科學的先驅者

1938年冬季,在毛澤東同志的倡導下,延安成立了新哲學研究會。會員有:毛澤東、張聞天、朱德、陳雲、艾思奇、徐特立、何思敬、周楊、郭化若、于光遠、蕭向榮、和培元、範文瀾等,會長是艾思奇。

早在19361022日,毛澤東同志在給西安作統一戰線工作的葉劍英、劉鼎二位同志的信中説:“要購買一批通俗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哲學書,大約購買十種到十五種左右,要經過選擇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柳湜的《街頭講話》之類”。買一部《孫子兵法》,作為學校與部隊提高幹部政治文化水準之用。”

19381012日至1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産黨第六屆六中全會所作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提出了全黨研究馬列主義理論,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的任務。他説:“一般地説,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産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並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準較低的黨員。特殊地説,幹部應當著重地研究這些,中共黨員和高級幹部尤其應當加緊研究。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作的深刻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在這裡提出的全黨研究任務,當然也就成為新文化事業的基本任務,因而就大大提高了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和一切新文化工作者的歷史使命。

1940101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發出由張聞天起草的《關於各抗日根據地文化人與文化團體的指示》指出:“應該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質上保障文化人寫作研究的必要條件,使他們的才力能夠充分使用,使他們寫作研究的積極性能夠最大的發揮。”為此,各種不同的文化人,可以組織各種不同類的文化團體,如文學研究會、新哲學研究會等。這些團體的任務,一般是,介紹、研究、出版、推廣各種文化作品。

在當時延安研究哲學空氣氛圍很濃厚,不僅研究人員眾多,而且不乏大家和專家。如艾思奇先生、範文瀾先生尤為出眾,他們的專著對當時以及後世都産生了巨大的影響。也是延安全黨整風時期必須必看的學習文件讀本之一。

研究哲學的人,讀了艾思奇先生、範文瀾先生的專著,無不感到他們的專著特點是選材精闢、理論聯繫實際、體例完備,有很強的指導作用。特別是對抗戰建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黨的“三大法寶”等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豐富和完善理論體系,解決中國現實社會矛盾強有力的武器。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雲南騰衝人。早年留學日本,九一八事變後回國,參加上海反帝大同盟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後任上海《讀書生活》雜誌編輯。193510月加入中國共産黨,他在這一時期撰寫的《大眾哲學》(原名哲學講話)第四版易名為《大眾哲學》一書,為開宣傳馬克思主義通俗著作風氣之先,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啟蒙運動中起到了積極作用,不少青年在它的影響下先後走上了追求真理的革命道路。

1937年,他到延安,歷任抗日軍政大學主任教員、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文委秘書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任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哲學教研室主任、副校長,中國哲學會副會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他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宣傳和教育工作,注意把馬克思主義哲學通俗化和大眾化。積極與各種唯心主義哲學論戰,捍衛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1966322日,心臟病突發逝世。享年56歲。

範文瀾18931115日—1969729日),初字蕓臺,後改字仲澐(另一説字仲潭),浙江紹興人,歷史學家。曾在南開大學、北京大學、國立河南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大學、輔仁大學、中原大學等校任教,主編《中國通史簡編》,並長期從事該書的修訂工作,還著有《中國近代史》(上冊)、《文心雕龍注》、《範文瀾史學論文集》等。

19401月,到達延安,為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為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1943年,在中央宣傳部工作。範文瀾因工作調動,于19464月到達晉冀魯豫邊區,任北方大學校長。1947年,兼歷史研究室主任。19487月,北方大學與華北聯合大學合併為華北大學,吳玉章為校長,範文瀾為副校長兼研究部主任、歷史研究室主任。1949年,隨華北大學遷至北京。參加中華全國社會科學工作代表會議籌備會。9月,由該會推選,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1950年,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改為中國科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範文瀾為所長。1951年,中國史學會成立,郭沫若為會長,範文瀾為副會長,主持日常事務工作。1954年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56年當選為中國共産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1959年,當選為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又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1965年,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69年,當選為中國共産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69729日逝世于北京。

三、哲學社會科學在陜甘寧邊區發展中的偉大貢獻 

1938年,新哲學研究會會長艾思奇先生下功夫,把延安僅有的四種哲學教本選摘出有專長的部分整合一本《哲學選輯》供研究者應用。

艾思奇採用的四種哲學教本是:《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本輯著作採用此書);《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第二至第三章(即本輯第一至第二章);《社會學大綱》第三章(即本輯第三章);《新哲學大綱》第八章(即本輯第四章)編末有兩個附錄:第一個為《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對於辯證唯物論的幾個根本要點有極深刻明瞭的闡明,可以當作全輯的緒論看。第二個附錄是編者自己作為提綱,目的在於幫助讀者更有系統地了解辯證唯物論的全部基本理論,可以作研究的參考。目的在於使讀者研究時能把握到中心。在《哲學選輯》一書中,只有一種是中國人自己寫的,那就是李達著的《社會學大綱》這本書是李達于抗戰前所著的一部有名的著作,最早出版于1935年。特別向讀者推薦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哲學選輯》所選的哲學書,當時毛澤東同志多半已經看過並作過詳細的批註。

193910月,解放社又出版了吳黎平和艾思奇共同編著的《唯物史觀》。

《唯物史觀》以青年讀者為對象,著重對他們進行階級教育和統一戰線教育,同時根據青年讀者的特點,也對他們進行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論的教育,並對一些危害青年的反動理論和錯誤觀點進行了批判。

這本《唯物史觀》專門寫了“科學歷史觀的幾個基本論點”:論述了人類生活的特點,人類的實踐與科學理論的關係,辯證法唯物論運用到社會上的幾個基本論點。可以看出,這本書主要是幫助青年如何正確運用辯證唯物論來研究社會問題。

這本書延安時期很受讀者歡迎,它和《哲學選輯》都被列為中央高級組教材,1941年和1942年先後再版。

當年延安出版的哲學著作,還有:郭沫若著、韜奮書店1945年出版的《孔墨的批判》,(蘇)薜格洛夫編、王子野譯、解放社1943年出版的《西哲學史簡編》。解放社還于1938年出版延安社會科學研究會編的《社會科學概論》,並於19406月重版。這些專著在延安的出版,極大的豐富了廣大研究者、幹部、學生等的急需,武裝了他們的頭腦,使他們的理論水準大大提高,促進了陜甘寧邊區各項事業蓬勃發展,以致于後來成為全國各個抗日根據地的傑出代表——模範根據地。

四、哲學社會科學在中外文化發展中的比較與啟示 

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哲學社會科學擔當和起到了十分巨大的作用,每一次社會重大變革,都離不開哲學社會科學。那麼哲學是什麼呢?回答是肯定的,哲學作為一門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學科。從總體上代表著人類理性地把握世界的一個層次,一種能力、一種境界,在人類文化的不斷發展中,它起著公共平臺的作用。

而中國哲學體現了中華民族歷史形成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中國哲學注重整體性與過程化地看待世界。天人相即、體用合一構成了這一哲學形態的特點。它推天道以明人事,重善惡以統事非,擅人生境界之培育。在人類幾個早期文明中,中國思想並沒有形成體系化的宗教,而是形成了人文主義為基調的思想體系。中國的思想家們為了構建理想中的社會秩序,建立了儒、墨、道、法、名家等不同的思想派別,漢代之後,儒家獨尊,墨家消亡,而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則有機地綜合在儒家的大系統中。隋唐時期,在佛教中國化的同時,中國的本土思想也有效地吸收和融匯佛教的思想和宗教儀式,從而構成了儒家、佛教、道教即合流又鬥爭的複雜的思想面貌。

而西方哲學的形成和發展過程與人類思想的發展過程同步,是伴隨著人類對自然、社會和人自身的認識而發展起來的。作為一門學科的哲學誕生於古希臘,主要標誌是確立了哲學學科的理論化和體系化特徵,規範了哲學學科的范圍。基本規則和概念範疇等,使哲學成為後人可以共同討論的公共話題。這些特別要歸功於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傑出貢獻。從哲學發展的內在邏輯看,西方哲學經歷了三次重大轉變,即古代哲學以本體論為對象,近代哲學以認識論為對象,現代哲學以語言哲學為對象。在當代哲學中,價值問題被突出並具體化到道德論述和政治討論中。西方哲學的主要特徵通過它的傳統演變呈現出來,這些傳統主要包括思辨的形而上學(包括懷疑論思想)、理性的科學方法(以及邏各斯主義)、宗教式的人文關懷、強烈的社會意識和批判精神、理性的實踐智慧和實踐理性。

哲學社會科學在中外社會發展中,我們發現有一個奇特的現象,那就是在社會重大變革中,一定會産生和涌現出一大批享譽世界、雄踞古今的大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軍事家、音樂家、藝術家等。在西方國家中最具有代表性應當屬德國。如馬克思、恩格斯、萊辛、席勒、歌德、康得、海涅、黑格爾、叔本華、費希特、謝林、費爾巴哈、克勞塞維茨·貝多芬等。

無獨有偶,在我們中國三四十年代的延安和陜甘寧邊區也産生和涌現出一大批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藝術家、音樂家、教育家等,如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張聞天、任弼時、習仲勳、林伯渠、謝覺哉、陳雲、馬明方、賀龍、肖勁光、譚政、周楊、郭化若、于光遠、艾思奇、徐特立、何思敬、範文瀾、聶耳、冼星海、丁玲。張寒輝、柯仲平、馬健翎、成倣吾、李敷仁、張國良、楊醉鄉、江隆基、吳玉章等。

正是有了這些中外大家,推動了當時人類社會歷史向前不斷發展,因此,總結中外哲學社會科學的經典,推動人類社會深刻變革發展過程中,是我們在前進中要想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把握前進中的方向。少犯錯誤、少走彎路,沿著正確的方向、正確的道路前行,就必須下功夫學習和研究哲學社會科學;就必須下功夫學習和研究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就必須下功夫學習和研究當今社會的主要矛盾和發展趨勢。它給我們今天的人留下了一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巨大寶藏,同時也給我們有了五點啟示:

啟示一:堅持和遵循哲學社會科學中的基本原理、基本規律與時俱進,創新新的符合時代要求的哲學社會科學新觀點、新思想、新理論。

啟示二:對中外文化的融合以及多元文化提供了有益的鑒借與使用,促進了多元文化的融合實踐,走向大同世界。

啟示三:發揮哲學社會科學獨特地位和作用,構建世界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平臺和渠道,為人類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

啟示四:在當今資訊社會大變革時期,著力培養哲學社會科學的多樣性人才,建立哲學社會科學人才數據庫。促進構建世界新秩序和和諧協調可持續發展做出努力。

啟示五:在陜西或延安建設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或思想數據庫基地,促進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不斷豐富和完善。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國家“一路一帶”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展望未來、放眼世界,中國已經站在了歷史的新起點、新高度,具有更大的胸懷,海納百川包容世界,用深邃的思想,睿智的頭腦,看待和處理世界一切事務。把我們人類唯一居住的地球建設成和諧美麗的家園,為實現中華民族的“中國夢”和大同和諧世界而努力奮鬥!

正好,今年是中國共産成立95週年,中共中央西北局誕辰75週年,以此撰文來紀念延安哲學社會科學中的那些人與那些事。使我們從中獲得戰勝各種艱難險阻的無比強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