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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中央、西北局管轄下的陜甘寧邊區新聞出版發行事業

2015-09-17 11:45:20 丨 文章來源: 中國網

    1921年夏季,在世界的東方,古老的中華大地誕生了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那就是中國共産黨。從它成立之日起,它就把民族獨立、民族解放,以及在這片沃土上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作為它的奮鬥目標和崇高宗旨……。

    那麼,怎樣實現中國人民的願望和喚起中國這個東方雄獅呢?如何指導中國革命以及對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各領域進行建設呢?對於這些重大課題,中共中央及時選派一批素質較好、理論水準深厚、文化程度較高的同志從事新聞、出版、發行這項偉大的事業,對這項偉大的事業極為重視,特別是193510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陜北之後,立即恢復出版《紅色中華報》《鬥爭》《解放》《共産黨人》《八路軍軍政雜誌》《前線畫報》《中國青年》《中國婦女》《中國工人》《中國文化》《新中華報》《今日新聞》《解放日報》《邊區群眾報》《團結》等一批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影響最大,貢獻最多的報刊。在這批新聞、出版、發行報刊中,《解放日報》《邊區群眾報》《團結》尤為突出,下面我們著重介紹“兩報一刊”:重溫那段波瀾壯闊的激情燃燒的歲月……。

一、兩 報 一 刊

 

    “兩報一刊”是黨中央、西北局管轄下的陜甘寧邊區時期,在民主聖地延安清涼山創刊的,它們的創刊日期分別是1941516日(創刊解放日報),1940325日(創刊邊區群眾報),19382月(創刊團結)。

    一、先説一説《解放日報》。《解放日報》創刊前是由《新中華報》與《今日新聞》合併,改版為《解放日報》它既是中共中央機關報,又兼中共中央西北局機關報。它創刊的淵源可以追溯到19311211日創刊的《紅色中華報》,是中國共産黨在根據地創辦的第一張刊期較長的中央級鉛印報紙,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後,《紅色中華報》于19351125日在陜北瓦窯堡市(今子長縣)復刊。因物資困難改為油印,每逢369出版,四開,一張兩版,後來增加到一張半至兩張。這一時期的《紅色中華報》以宣傳中國共産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為主要任務。

    1937119日,中共中央移住延安,為了適應國共合作的新形勢、新發展,《紅色中華報》從第325期改為《新中華報》。仍為中華蘇維埃中央的機關報,期號續前,油印、四開四版。19379月,改為陜甘寧邊區政府後,而成為邊區政府機關報,並改為鉛印,從193927日《新中華報》改組為中共中央機關報,仍兼邊區政府機關報,自第474期起《新中華報》採用新編號,並由原來的五日刊改為三日刊。報紙由新華書店向延安各機關和陜甘寧邊區發行,並向全國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發行。

    《新中華報》的改版,正處在抗日戰爭時期,民族矛盾成為這個時期的主要矛盾,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為加強和貫徹黨的各項政策,特別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宣傳,展開了一系列新聞宣傳報道,如毛澤東同志為《新中華報》撰寫的社論,《新中華報改版的意義》中,指明瞭辦報方針:“本著中共中央鞏固和擴大抗日統一戰線,鞏固國共長期合作,以便在持久抗戰中爭取最後勝利的基本方針,本著言論機關對民族解放事業的應盡天職,對蔣委員長和國民政府加以熱忱的擁護,對國民黨和一切抗日黨派實行精誠的團結,對全民族抗戰力量努力積極的動員,同時,對日寇及漢奸賣國賊的一切陰謀毒計加以無情的暴露。”毛澤東同志還對報紙宣傳的內容進一步提出四點要求:一是代表中共中央政策主張等社論專論的增加,二是表現全國軍民的英勇抗戰業績更廣泛的表揚,三是變現對八路軍、新四軍及其領導的抗日遊擊隊的抗戰經驗更有系統的介紹,四是表現對陜甘寧邊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生活,更有系統的反映。毛澤東同志還親自給《新中華報》題詞:“把《新中華報》造就成抗戰的一支生力軍。”

    堅持抗戰,反對妥協投降,是《新中華報》頭等重要的宣傳任務,全體采編人員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首先,以顯著位置報道有關抗日戰爭的新聞,除報道重大事件外,還在一版下半部專設《三日戰況》專版,並配有介紹和分析,使讀者始終對戰爭形勢保持清醒的頭腦,大力報道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後遊擊隊抗日英雄事跡,如1939年的八路軍清澗大捷,五台山大捷並配發社論,1940年秋季,八路軍百團大戰,尤為集中出色,併發表社論,發表八路軍總部的《要刊》,五十四號。社論兩篇,專題五篇,還有大量社會各界人民的讚評和慶祝活動報道,對國民黨部隊的抗戰事跡也予以報道,撰寫敵情評論、分析細緻、判斷準確、論述深刻、堪稱國內首屈一指,具有很高的權威性,這些都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面臨的危機,增強了全國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心。

    第二,配合黨中央、西北局開展大生産運動的號召,以大量篇幅報道陜甘寧邊區軍民大生産運動的情況,突出報道大生産運動中涌現的勞動模範和模範事跡,還在三版專門開闢《生産運動》專欄,進行連續報道,共報道有關開荒的新聞82條、通訊14篇,先後發表李富春同志為報紙撰寫的《生産運動》代論和《生産突擊以後》專論等,闡明生産運動的意義,對大生産運動正確發展起到了指導作用。

    第三,正確宣傳貫徹執行黨中央、西北局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高舉團結進步的旗幟,及時揭露和抨擊國民黨頑固派製造摩擦、分裂倒退活動,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和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間共發表了社論、電訊、談話和重要文章16篇,以及抗議文電、重要消息和社論40多篇,有理有節有利的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的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對國際時事的宣傳、報道及時有效,尤其是對國際時局的分析精闢又準確,報紙每期都以一版的篇幅報道國際新聞、並配發社論,自193991日,德國希特勒出兵進攻波蘭,英、法對德宣戰,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在20個月裏,就有關歐洲形勢,共發表了29篇社論和代論。通過分析研究,各國的電訊對形勢的發展,預見比較準確。如:1940119日,外電報道希特勒與墨索裏尼在柏林會談,有軸心國外長在場,雙方在一切問題上獲得充分同意,據此分析揭露:“帝國主義戰爭惡魔正準備著一個新的活躍”“希墨會談”是1941年大規模戰爭的商論與佈置,果然,1941622日,德國法西斯大舉進攻蘇聯,激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由此,可見報道預測之準確,這些報道分析研究,提高了世界各國人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了新的認識和世界反法西斯決心與信心……。

    合併後的《解放日報》有了長足的發展,除了黨中央、西北局選派業務強、工作得力的報社領導班子以外,還選調了一批理論強、業務精、文化程度較高的采編人員,使報社的各個方面都得到了提高,如:毛澤東同志為新改版的《解放日報》題了報頭,並親自撰寫了《發刊詞》,闡明瞭《解放日報》的辦報方針與任務:“本報之使命為何?團結全國人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一語足以盡之。這是中國共産黨的總路線,也就是本報的使命。”

    《解放日報》曾經先後擔任領導職位的有:社長秦邦憲(博古),總編輯楊松、陸定一,副總編輯:余光生、艾思奇、錢俊瑞、范長江、吳敏(楊放之)、張映吾任編輯室主任,丁浩川任採通部主任,丁玲、溫濟澤先後任副刊主編,曹若若、吳冷西任國際部主任,廖蓋隆任國內部主任。曾任秘書長和黨委書記的有:陳恒、許見生;祝志澄任經理。

    改版後的《解放日報》,較好的解決了黨報的性質和任務,這一很本問題,做到了與黨中央、西北局息息相關、呼吸相通,從思想、政治等各方面保持一致,同時,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總結了黨的新聞工作的寶貴經驗。第一次明確提出:“黨報是黨的喉舌”指出:在黨報工作的同志只是整個黨的組織的一部分,一切要依照黨的意志辦事,一言一動、一字一句,都要照顧到黨的影響。”

同時《解放日報》的改版,也是延安整風運動的結晶,對全黨辦報方針、新聞本源、表揚與批評、深入實際與深入群眾的採訪路線,調查研究,黨報文風和編輯記者的思想、修養等,都做了比較系統的論述,從而確立了黨的新聞學的理論基礎和黨的報刊工作的基本方法,培養了一大批新聞戰線的編輯、記者和評論人才,為新中國的誕生和新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開拓做出了卓越貢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邊區群眾報》是中共陜甘寧邊區黨委機關報,是毛澤東同志倡議下創辦的,併為該報題寫了報頭,于1940325日在延安創辦,開始是四開兩版、石印、旬刊。第10期後改為四開四版、鉛印、週刊。1941513日,邊區黨委改組為中共中央西北局時,該報就成為中共中央西北局機關報。

    19473月,國民黨胡宗南軍隊大舉進攻延安,邊區群眾報報社在印完第363期《邊區群眾報》後,便埋藏好機器設備,攜帶一部油印機于318日撤出延安,隨中共中央西北局轉戰陜北,因戰爭形勢時緊時松,物質條件不足,陸陸續續刊印,1948110日,報社轉移到綏德縣霍家坪,《邊區群眾報》改名為《群眾日報》,刊號承接《邊區群眾報》刊編號。

    1948421日,延安收復以後,《群眾日報》回到延安清涼山繼續出刊,從四開兩版或四版到對開兩版到四版。194951日,《群眾日報》將人員分為兩個班子,一班人馬留在延安繼續出刊,另一班人馬于515日隨軍南下,于527日在西安出刊,在延安出版的《群眾日報》于610日停刊。隨著新中國的誕生,群眾日報社和《群眾日報》變為陜西省委主管的報社、報紙以及今天大家所熟悉的《陜西日報》。

    新中國成立前後,先後擔任《邊區群眾報》和《群眾日報》社長有:周文、謝覺哉、李卓然,副社長:杜桴生。總編輯:胡績偉,副總編輯:金照、景昌之、林朗。除了擔負報紙出版以後,還擔負著新華通訊社、廣播電臺這兩方面工作,實際上是一套人馬、三個牌子。

    《邊區群眾報》和《群眾日報》在陜甘寧邊區最受群眾的熱烈歡迎,它的最大特徵就是通俗易懂、喜聞樂見,以大眾化的語言、生動活潑、不生搬硬套,在群眾中廣為傳頌,如:柯藍用陜北説書的形式寫的《抗日英雄洋鐵桶》和《烏鴉告狀》等長篇連載,深受廣大幹部群眾的喜愛,大家為了看每段連載故事,每天清晨盼著等著報紙送來。

    《邊區群眾報》在陜甘寧邊區人民心目中深深地紮下了根,人們稱它是:“咱們的報”。在群眾中流傳這樣一個謎語:“有個好朋友,沒腳就會走;七天來一次,來了又不停;説東又説西,肚裏樣樣有;交上這朋友,走在人前頭。”這充分説明邊區人民對它的熱愛。

     1946325日,紀念報紙創辦六週年時,毛澤東寫了題詞:“希望讀者,多利用報紙,推動工作,學習文化。”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習仲勳同志特地寫文章祝賀,説:“這個報紙是邊區群眾公認的好報紙,誰也喜歡它,誰也愛護它。為什麼好?它不但容易讀容易懂,並且説出了邊區群眾要説的話,講出了邊區群眾要知道的事情。”在陜甘寧邊區文教大會上《邊區群眾報》榮獲特等文教模範的獎勵,總編輯胡績偉,獲特等模範工作者的稱號。

    三、《團結》和分區報,陜甘寧邊區時期辦了許多刊物,共達五十六種之多,其中,創辦時間最長的是以邊區廣大群眾為讀者對象的《團結》。

    《團結》,是中共陜甘寧邊區黨委于19382月在延安創辦的機關刊物,刊址設在延安鳳凰山腳下。創刊初期,由邊區黨委宣傳部部長王若飛主持編輯工作,後改為李卓然主持。擔任編輯的先後由陳昌浩、鄭依平、秦川,版式為三十二開本,鉛印。開始為半月刊,後改為月刊。邊區黨委創辦這個刊物的目的,是為了充分的動員人員群眾進行抗日戰爭,鞏固和擴大國共兩黨精誠團結,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傳抗戰到底和抗戰必勝的正確方針。

    對於創辦這樣一個刊物,毛澤東同志認為很有必要,並高興的題寫刊名,揮筆寫了兩幅“團結”供選用。在創刊號上發表了主要領導人的文章。這個刊物深受廣大讀者的歡迎,辦了四年,因物資匱乏停刊。

    在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領導下,陜甘寧邊區其他地區也分別辦了報紙,如:隴東特委領導的《救亡日報》、綏德特委領導的《抗戰報》《大眾報》關中分區特委領導的《關中報》三邊特委領導《三邊報》。中共中央和西北局都十分關懷和重視這些報紙,有些報頭是毛澤東同志題寫的,周恩來同志也十分重視,經常過問,如,周恩來問《三邊報》的送報人劉山同志説:“以後還能經常給我們送嗎?劉山同志表示,一定寄送,此後這個報紙一直給中共中央寄送到進京前夕。”

 

                  二、 從出版荒漠到出版繁榮

 

    194167日,《解放日報》發表了專題社論,從政策理論上做了説明:“中共西北中央局五月一日施政綱領裏,特別明確規定:“獎勵自由研究一項。”這一規定告訴我們:中國共産黨對於思想言論的自由發表是非常重視的,只要各派學者和理論家認真進行自己的研究,本著學術良心,正視現實的問題,他們就能夠對於真理的發現有所貢獻。因此,在陜甘寧邊區,不但要大大的加強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而且還要團結各學派的學者和理論家進行各種各樣的科學研究工作,幫助和獎勵這一切自由研究的行動。”

由於黨中央、西北局十分重視新聞出版發行事業的建設,為這項建設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和寬廣的道路。從1937年起,全國各地文化研究者、學者、專家以及科學家等,為了挽救民族危亡,發展中華新聞出版發行事業,紛紛奔赴民主聖地延安。成立各種學會、研究會,經常開展活動或討論會,編撰和出版大量的學術研究專著和叢書。從而使延安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中國前進的方向。下面我從十三個方面簡要給予闡述: 

    一、編撰出版哲學方面的專著,如《哲學選輯》《實踐論》《矛盾論》《哲學研究提綱》《唯物史觀》《孔墨的批判》《墨子新論》《西洋哲學史簡編》《社會科學概論》等。

    二、編撰出版政治學方面的專著,如:《陜甘寧邊區實錄》《抗日模範根據地晉察冀邊區》《論統一戰線》《論民族民主革命》等。

    三、編撰出版時事問題的專著,如:《時事問題叢書》《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研究淪陷區》《抗戰中的中國叢刊》《論時局》《當前時局論文選》等。

    四、編撰出版經濟學方面的專著,如:《為工業品全面自給而奮鬥》《解放區工業建設》《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等。

    五、編撰出版黨的建設方面專著,如:《十年來的中國共産黨》《黨建論文集》《怎樣做一個共産黨員》《中國共産黨與中華民族》《中國共産黨與中華民族解放的道路》《黨的政策選集》《論共産黨員的修養》《論黨內鬥爭》《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等。

    六、編撰出版軍事學方面的專著,如:《論持久戰》《抗日遊擊戰爭的一般問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術問題》《論抗日遊擊戰爭的基本戰術——襲擊》《遊擊戰爭》《抗日軍隊中的政治工作》《抗日遊擊戰爭中各種基本政策》《論解放區戰爭》《政治工作論叢》《關於部隊之作戰》《譚政同志在西北局高幹會上關於軍隊政治工作的報告》《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叢書》等。

    七、編撰出版歷史學方面的專著,如:《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中國經學史的演變》《中國通史簡編》《永昌演義》《中國史話》《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國近代史》《近代世界革命史》《蘇聯概況》《蘇聯歷史講話》《中國歷史講話》《民國以來大事年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等。

    八、編撰出版教育學方面的專著,如:《中國現時教育問題》《悼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行知教育論文集》等。

    九、編撰出版民族問題方面的專著,如:《回回民族問題》《蒙古民族問題》等。

    十、編撰出版文學理論方面的專著,如:《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

    十一、編撰出版科學技術和科技讀物,如:《邊區的黃土》《物質不滅定律》《空氣和氧氣》《建立科學和技術的統一領導》《發展邊區科學事業》《注意邊區的水土保持工作》《居裏夫人及她的偉大貢獻》《太陽鳥》《地球和月亮的運作》《太陽系以外的世界》《防疫的衝鋒號》《怎樣養蠶》《關中分區的地質及礦産》《陜甘寧邊區藥用植物志》《怎樣種棉花》《洋芋栽培法》《蔬菜的種植、收藏及加工製作法》《消滅蟲害》《怎樣養羊》《怎樣養豬》《人和鼠疫的戰爭》《婦嬰衛生》《農村衛生》《傳染病的預防和護理》《抗戰新藥集》《解剖學》《病理學》《藥劑學》《內科學》《司藥必攜》《實用中藥大要》《戰傷療法》等。

    十二、創作演出與出版文學藝術音樂作品,如:《黃河大合唱》《白毛女》《兄妹開荒》《評劇逼上梁山》秦腔《血淚仇》以及一系列繪畫作品、木刻作品、報告文學、小説、詩歌、散文等。

    十三、編撰出版適合陜甘寧邊區教育的小學、中學、大學的教材等。

    以上出版清單僅僅列出了主要部分,實際上還有許許多多……,從出版荒漠到出版繁榮,促使陜甘寧邊區各項事業都得到了蓬勃發展,極大的促進了陜甘寧邊區文化建設長足發展,為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新聞出版發行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三、發行事業的一面旗幟

 

    194251日,陜甘寧邊區新華書店正式成立,該書店歸屬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管理,地點選在延安南門外新市場,是原延安南市合作社的舊址,一座兩層樓五間靠近街面房屋,書店設立有:門市、進貨、郵購、批發、會計、報刊和總務科等,新華書店主要任務是:一是為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直接給專區、縣分發內部刊物和其他宣傳品;二是將報刊分發給專區、縣機關、學校;三是對地區、縣新華書店進行業務上的聯繫和指導。

    新華書店還以“西北文化服務社”的名義,向國統區重慶、桂林、西安等書店、出版社進行聯繫,郵購圖書刊物,以便對國民黨統治區的出版動態進行了解和研究。

    1943年秋,華北書店轉歸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領導,不久,兩家書店合在一起辦公,成為一家,在建立出版、發行、批發、郵購和流動供應業務逐漸形成了專業化,常態化,人員的交流往來更加密切,大家團結一致,充滿革命熱情,迎接新的更大的任務,迎接新中國的誕生。

    194311月,延安市舉辦“軍民大生産展覽會”,並同時舉辦大規模的騾馬大會。各地客商雲集,人山人海,非常熱鬧,新華書店與華北書店聯合搭起大棚、擺起書攤,陳列大批圖書和通俗讀物,領袖像、宣傳畫、連環畫和新年畫,廣大讀者踴躍購買,銷售暢旺,每日平均可售一萬三千元(邊幣),毛澤東主席親自來參觀“軍民大生産展覽會”,也來到了新華書店帳篷看書,並關切詢問:“哪些書最受讀者歡迎?書的價格怎樣?等等”大家受到極大的鼓舞,決心把工作做的更好,讓廣大讀者滿意放心。

    1944120日,新華書店黨支部書記兼經理李文同志,以筆名黎文在《解放日報》發表了“怎樣把書報送到工農兵手裏”的文章,文章説:“過去書報發行對象百分之九十是知識分子和幹部,從去年開始,出版了大量通俗讀物以供應老百姓的需求,深受老百姓的熱烈歡迎。”

    新華書店還經常與延安民眾劇團一起下鄉,利用趕集廟會等集市,一邊演戲、一邊擺地攤銷售圖書、報刊等,進行書報宣傳與推廣工作,把“文化下鄉”“書報下鄉”落實在田間地頭,鄉間山村,受到了廣大農民群眾的普遍歡迎。

    新華書店還總結書報下鄉的經驗:“一是了解各種書的內容,便於向讀者宣傳介紹;二是隨時徵求讀者意見,使今後出版的圖書更能適合讀者需要;三是廣交朋友,建立經常聯繫,可以推動更多的讀者來買書;四是除了“書報下鄉”以外,還將批發與代辦兩個科合併成發行科,負責各地宣傳部門、書店、代銷處、民教館、圖書館、資料室等所需的書報雜誌的供應工作。”

    1947年春,國民黨胡宗南二十多萬軍隊進攻延安,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決定,新華書店和群眾日報社合併,成立西北新聞社,書店作為新聞社的發行部,轉戰陜北,期間,繼續擔負發行任務,與敵人週旋,翻山越嶺,不辭勞苦,為轉戰陜北的領導機關和人民解放軍送報、送書刊,傳遞消息,出色的完成了任務。

    1948421日,延安收復後,恢復了陜甘寧邊區新華書店,不久新華書店擴大為西北新華書店,5月後,隨軍挺進西北重鎮——古城西安。

    至此,截止1949年新中國誕生前,黨中央、西北局管轄下的陜甘寧邊區新聞、出版、發行事業以基本建立較為完備的業務體系,它不僅為陜甘寧邊區各項事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而且為這項事業的培養和造就,鍛鍊了一大批人才,更為新中國的誕生以及後來的國家新聞、出版、發行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事這項工作的同志,個個都成為國家新聞、出版、發行事業的棟樑之才。

    今天,我們重溫這段歷史,就是要繼承延安時期的好傳統、好作風、好經驗,唱響主旋律,傳播正能量,繼承好傳統,走好中國路,實現“中國夢”,用我們的勤勞和智慧再續中華文明的精彩,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