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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局統戰工作的典範

2015-09-17 11:37:42 丨 文章來源: 中國網

    76年前,也就是1938929日至116日在聖地延安橋兒溝,一個特殊的地方,群山周圍星羅棋佈佈滿了陜北特色的窯洞,在橋兒溝的溝旁平坦的地上矗立著一座不知何時建造的洋教堂。9月的延安,秋高氣爽,陽光照著暖洋洋的,這是一個好日子、也是一個特殊的日子,中共中央在這裡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參加這次會議的全體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央各部門和各地區領導幹部三十余人,是黨的六大以來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全會。

    會議解決了許多重大問題,特別是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代表政治局的正確路線。正是這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規定,首次提出在區委以上各級黨委之下設立統一戰線工作部,隨之各中央局、各省委、各特委統戰機構迅速設立起來……。

    黨的領導、武裝鬥爭、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産黨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的三大法寶。其中,統一戰線的淵源可以追溯到19351217日的瓦窯堡會議、1937822日至25日洛川會議、1938929日六屆六中全會。

    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粉碎了國民黨蔣介石的圍攻堵截,勝利到達陜北蘇區,實現了其北上抗日的目的,為了適應和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中央不失時機的調整了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如在陜北蘇區根據地的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瓦窯堡會議”。瓦窯堡地處三川口,北通內蒙、東靠山西、南接延安、西達安塞,據説跟一個美麗的傳説有淵源,當地人把它也叫望窯堡,王母娘娘的女兒下界看到當地的人貧窮、生存環境惡劣,山大溝深,於是下界幫助當地人,可是好景不長,王母娘娘知道了,非叫女兒回天宮……老百姓為了能看到仙女在當地壘起了一個堡子登高望遠,所以望窯堡漸漸變成了瓦窯堡……

    此地也是陜北“鬧紅”的中心,是謝子長、劉志丹等最早在這裡開闢了紅色根據地,民風剛直,志士層出“哪怕人頭挂高幹,一心鬧共産”有理想的“階級基礎”?

毛澤東同志曾經説過“我看陜北有兩點,一個是落腳點,另一個則是出發點……”而黨中央進入陜北的落腳點就在瓦窯堡,19351217日,中共中央在此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秦邦憲、鄧發、何克全、李維漢、張浩(林育英)、楊尚昆、王稼祥、彭德懷、郭洪濤等。這次會議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大規模的抗日民主運動重新高漲的形勢下,為制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革命策略而召開的。

1225日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這次會議是遵義會議後,中共中央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它科學的總結了兩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基本經驗,著重解決了遵義會議沒有來得及解決的政治策略問題,第一次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為黨領導全國人民迎接抗日戰爭奠定了政治基礎。

洛川會議是19378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陜北黃土高原洛川縣馮家村一個小小山莊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此次會議制定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會議決定把黨的工作重心放在戰區和敵後,放手發動群眾,開展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開闢敵後戰場,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實現全面抗戰路線。

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是中共中央于1938929日至116日在延安橋兒溝舉行召開的,也是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全會,會上毛澤東同志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及兩個結論《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張聞天、朱德、周恩來、秦邦憲、劉少奇、項英等分別作了專題工作報告,批准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確路線,著重明確了黨領導抗日戰爭的重大歷史責任,特別強調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批判了統一戰線中的右傾錯誤,重申了黨領導抗日武裝鬥爭的極端重要性,確定把黨的主要工作放在戰區和敵後,大力鞏固華北、發展華中。六屆六中全會基本上克服了黨內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是對瓦窯堡會議、洛川會議所確定的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的繼續和發展。正是這次會議通過的《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規定首次提出在區委以上各級黨委之下設立統一戰線工作部,隨之各中央局、各省委、各特委統戰機構迅速設立起來。卓有成效的開展一系列統戰工作,推動了抗日的高潮,加速奪取抗日勝利的到來……

1941513日,中共西北中央局正式成立(後改為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把統戰工作更加具體化、多樣化、常態化,使統戰工作的意義、特徵、方法、手段以及規律進入規範化。如建立統戰性質的教育與學校,統戰工作事例一:陜北公學與延安民族學院。

陜北公學(簡稱陜公),是一所統一戰線性質的學校,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創辦的培養抗日軍政幹部的學校。抗戰爆發後,大批進步青年學生從世界各地奔赴延安參加革命,為了適應培養抗戰人才的需要,19377月底,中共中央委託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徐特立、成倣吾、張雲逸等人籌辦陜北公學,並委派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直接領導此項工作。19378月開始招生,111日開學,校長成倣吾、副校長李維漢,校址在延安清涼山南麓,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學校的主要任務是以短期培訓幹部為主,重點培養抗日軍政幹部。

學校主要課程有,政治經濟學、中國革命問題(中國革命運動史)、世界革命運動史、哲學、馬列主義、世界政治、戰區政治工作、遊擊戰爭、三民主義研究等。

曾經有一個時期,遷到關中旬邑看花宮與分校合併,還與19397月遷到晉東南與抗大本校及華北聯合大學合併共五千余人,合編為一個縱隊(即八路軍第五縱隊)。羅瑞卿任司令員兼政委、成倣吾任副司令員,率隊挺進晉東南根據地辦學。1939年冬至19418月,陜公改變學制,成立師範和社會科學部,校長為李維漢,在領導體制上成立了校董會,成員共9人: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徐特立、謝覺哉、李富春、張仲實、李維漢等。19418月底與中國女子大學、澤東青年幹部學校、魯藝等併入新成立的延安大學。

延安民族學院,19419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決定成立陜甘寧邊區民族學院(也稱延安民族學院),由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兼任院長、高克林任副院長、胡震任秘書長、院部下設教育處,處長烏蘭夫、副處長王鐸、幹部處處長梁大軍、研究部主任劉春、研究部先後編寫出版專著有《回回民族問題》《蒙古問題研究》《蒙古社會經濟》《藏族問題研究》等。學院分設四個班,學員分別來自蒙、回、藏、苗、彝、滿、漢等民族,開設課程有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漢語、民族史、中國問題、數學、自然科學、馬列主義、民族問題等。19434月,民族學院併入延安大學,遷往橋兒溝。19445月,從延安大學分出,遷往定邊與三邊師範、三邊地委幹訓班、整風訓練班合併成立三邊公學。中共三邊地委書記王世泰兼任校長、王鐸、盧勤良任副校長。19452月,三邊公學少數民族部遷往內蒙古伊克昭盟烏審旗城川,成立民族學校。19482月該校結束工作,一部分教師和員工前往北平(今北京),組建了中央民族學院。延安民族學院的創辦,也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堅定的執行了黨的統一戰線民族政策具體實踐,共計培養和造就了統戰幹部以及民族幹部三百餘人。

運用統戰工作的性質、特徵、方法、手段等積極開展軍事鬥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統戰工作事例二:橫山起義與北線戰役

橫山起義是指19464月,全面內戰爆發前夕,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陜甘寧邊區北線工作的指示,相繼派出幹部前往綏德、榆林、橫山一帶,進行統戰工作,為以後的自衛戰爭爭取到更好的迴旋餘地。

1946412日,黨中央決定在加強自衛戰爭準備的同時,提出全黨都要做統戰工作,毛澤東同志向西北局書記習仲勳指示:“加強邊區北線工作,爭取攻下榆林、橫山……。”根據黨中央毛澤東同志的指示,習仲勳同志主持召開中共中央西北局統戰工作會議,部署北線工作,派師源同志擔任綏德地委統戰部副部長,專門做老同學國民黨陜北保安指揮部副指揮胡景鐸的工作。師源到任後,經綏德地委、西北局批准,以國民革命第十八集團軍參謀的身份,以談判邊界糾紛為名到榆林面見國民黨第二十二軍副軍長兼陜北保安指揮部總指揮胡景通處(師源與胡氏二兄弟為同學),得知胡景鐸駐防橫山。師源回綏德後,派武啟政攜帶書信去橫山波羅堡與胡景鐸取得聯繫。不日、師源秘密去波羅堡會見胡景鐸,知曉了胡景鐸的政治態度和要求,並向習仲勳書記做了彙報。

胡景鐸,陜西富平人,早起具有民主思想,積極參加抗戰,對國民黨排除異己的內戰政策不滿,並多次表示願意跟共産黨走,把隊伍拉到解放區去……。

師源也向綏德地委書記白治民、副書記劉文蔚等專題彙報。為了加快工作,經習仲勳、師源、范明介紹,中共中央西北局接收胡景鐸為中共特殊黨員。同時,先後給胡部派去王玉、王直、任強、孟長海、楊萬鈞、朱光等三十多名幹部,幫助訓練胡的部隊,協助胡景鐸工作。胡景鐸按照上級組織指示,積極發展進步力量,防範頑固分子,經過一段工作後,上級黨組織批准保安團團副兼一大隊長張亞雄、保安九團一大隊機槍連長許秀岐、騎兵團少校連長楊漢山、參謀主任李振華、參謀姚紹文和保九團第三中隊長丁彥榮為中共黨員。

19467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花石砭召開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形勢和對付內戰的措施。會議認為發動胡景鐸起義的主觀條件已經成熟,決定爭取早日起義,並派西北局統戰部處長范明同志去綏德進行起義準備工作。習仲勳同志多次與范明同志商量起義方案,並寫信給胡景鐸,范明由綏德動身去石灣、波羅堡會見胡景鐸,面交習仲勳的親筆信,並研究具體起義計劃,毛澤東同志聽取了中共中央西北局關於發動橫山起義的彙報後,立即予以批准“橫山起義”計劃……

此次“橫山起義”的關鍵,就是波羅堡。范明同志受中共中央西北局重托,攜帶領導的信函前往波羅堡與國民黨陜北保安指揮部副指揮胡景鐸商議落實具體起義計劃。

波羅堡、地處毛烏素沙漠的南麓,西臨西夏古都遺址統萬城白城大約50余公里,北面與古長城遺址隔河相望,在無定河流域南岸,堡建在石頭山上,距今大約近600餘年歷史,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是國家戍邊的軍事戰略重地,也是陜北歷史上具有陜北軍事特殊地位,在漫漫的悠悠歲月中,有過繁榮輝煌時期,也多次遭過戰火的涂炭。

19461021日夜,駐橫山石灣保安九團一大隊官兵在團附張亞雄、軍需主任范止英、中隊長許秀岐領導下打開城東暗道,迎接綏德軍分區兩個營進城,經過激烈戰鬥,包圍了保安九團團部,將所有反抗分子繳械,600余名官兵起義成功。

高鎮是由高朗亭率領解放軍所部于13日晚到達高鎮週邊,14日晨,由九團團附秦悅文把連以上幹部集中起來,宣佈起義決定,700余名官兵迎接解放軍進城,高鎮起義成功後,附近的海流兔廟、王龍山等小據點駐軍也響應起義。

波羅堡鎮是由國民黨陜北保安指揮部副指揮胡景鐸親自在駐地安排和指揮,起義也獲得了成功。

“橫山起義”的成功,使橫山境內所有國民黨軍隊的據點被拔除了,解放了無定河以南兩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十二萬餘。建立了榆橫特委,劉文蔚任書記,由胡景鐸、王恩茂、史文秀、曹雨山、趙彥博5人組成榆橫行政區委員會,負責領導榆橫地區民主建設。

起義部隊最後改編為西北民主聯軍騎兵第六師,師長胡景鐸,參謀長李振華、副參謀長姚紹文,政治部主任范明,政治部副主任師源,下轄三個團,一團團長張亞雄,二團團長魏茂臣、三團團長楊漢三。1217日,師長胡景鐸率領騎六師全體官兵到達延安,受到了延安黨政軍民的熱烈歡迎,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習仲勳、林伯渠等主要領導的接見,並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會,給予起義部隊較高的評價,毛澤東講話説:“騎六師的起義給西北舊軍隊指出了一條光明大道。”在後來的解放戰爭中,騎六師為新中國的誕生立下了卓越功勳,起到了積極作用。

北線戰役是指為了配合“橫山起義”奪取榆林,減輕邊區北部之慮所發起的一個戰役。由王世泰任北線總指揮,張仲良任政委,統一指揮教導旅、新四旅、警三旅、新十一旅等部隊,于1013日發起攻擊,首先掃清週邊敵據點,攻佔了鎮川和魚河堡。15日攻克武鎮、萬佛洞。17日,主力部隊和胡景鐸的部隊包圍響水堡,第二十二軍蕭炳南營。榆林方面急派二十二軍副軍長胡景通率領兩營增援。20日,全殲援敵,胡景通帶少數兵員逃回。21日解放軍攻克響水堡。後因情況變化,攻打榆林的計劃放棄。至此,北線戰役結束。“橫山起義”和北線戰役的作用和價值是極其巨大的,為後來的解放戰爭即轉戰陜北迴旋餘地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為最後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全國解放後,西北的民族問題,擺在了中國共産黨人的面前,黨中央、西北局高度重視,針對西北民族問題提出一系列方針、政策、原則、方法和特殊措施,其中一個最重要方法就是知人、選人、用人,用真誠和細緻來感化民族宗教上層人士,用統戰的法寶,巧妙機智解開民族問題的難題,如統戰工作事例三:啟用黃正清與收復項謙。

黃正清,19033月,生於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縣,自幼學習和傳播藏學佛經,為甘肅、青海的藏族領袖。曾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參議院少將參議,國民黨候補中央執委,國民大會代表。在解放戰爭的前夕起義,投向革命……。

中共中央西北局對黃正清委以重任,讓他擔任甘肅省農業廳副廳長、西北民委副主任等重要職務,充分發揮他在西北少數民族中,特別是在藏族群眾中的影響。黃正清本人也經常深入民族地區視察、調查,了解社情民意,宣傳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加強民族團結等方面做了大量細緻的卓有成效的工作。1952年夏天,甘南軍區部隊在阿木去乎和甲尕灘開荒種地,引起寺院和當地部落的反對,他們糾集了藏族武裝,憤怒的與我軍對峙。省政府決定修建阿木去乎到郎木寺的公路,又遭到當地居民反對,也與解放處於對峙狀態。在這危急的時刻,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領導人啟用委任黃正清為甘肅藏區訪問團總團長。黃正清率團訪問到夏河後,先把各部落頭人,寺院代表請來,對他們説:“如今人民政府和解放軍講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各民族團結一致共同建設新中國。如果你們有意見可以提出來研究解決,搞武裝對峙是錯誤的,要動武那就更不允許了。”……

後來,阿木去乎的頭人派代表來,黃正清又進行了説服教育工作,現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軍政委員會派我來和你們講政策,和談解決遇到的問題,上級意見是:第一,解散集結的藏兵,統統回家放牧耕田;第二,修阿朗公路是為改善藏區交通,為我們辦好事的,一定要修築,不準阻擋;第三,跑到馬匪那邊的人統統叫回來,一律不追究,寬大處理。三件事,你們聽我的話就照辦,不聽者後果自負……。”

正是由於黃正清的工作到位,淳淳教導,使頭人和代表接受了説服,甘南人心安定了,廣大群眾和馬匪劃清了界限,阿朗公路順利開工了,甘南軍區的種地也解決了,化解了民族矛盾,使當地人安居樂業,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社會秩序規範有序了。黃正清起到了別人起不到的作用,後來他擔任了甘肅省副省長、全國政協常委、甘肅省政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軍銜,于1997年10月6日在蘭州逝世,享年95歲

收復項謙,啟用佛教大師喜饒嘉措,協助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戶項謙投誠,也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領導人用統戰的方法進行收復項謙成功的典範,西元1657年,大清王朝順治皇帝冊封其後代為“昂拉千戶”。這個世襲相傳的千戶,傳到新中國成立前夕,被稱為“十二代千戶——項謙。”

解放前,這個世襲部落實行者“政教合一”的制度,下轄八個莊子,七座喇嘛寺院,每個莊子七八個“百戶”,大約8000人,項謙把自己的親屬“分封”為各個莊子喇嘛教的活佛、管家,本人掌握神權、族權、政權,在部落中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

為了解決好昂拉問題,不僅對解放昂拉藏族同胞關係極大,而且對共産黨在青海及其他藏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站穩腳跟,建立人民民主政權,順利開展工作關係極大,甚至對甘、川、康藏區,乃至西藏也會産生極大的影響。

中共中央西北局站在整個西北地區的高度,審時度勢,正式啟用佛教大師喜饒嘉措,班禪行轅的藏族著名人士去做工作,青海省委統戰部長周仁山,奉命和喜饒嘉措等50多人深入虎穴(僅喜饒嘉措就去了3次),先後與項謙代表談判17次,歷經兩年七個月,但成效不大。有些同志就産生了急於進剿的情緒,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領導電告“絕不能打,萬萬不可擅自興兵,只有政治瓦解無效以後,才能考慮軍事進剿。”從19508月開始,一直到19527月,經過反覆細緻的爭取工作,項謙終於從森林走出投誠,811日到蘭州負荊請罪,向西北局主要領導人獻上哈達,並説:“習書記救了我一命,也救了成千上萬的藏族同胞,不然的話將有多少人頭落地。”

事後,毛澤東同志見到習仲勳説:“仲勳、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用“和平方式”進行改革,保存一部分封建,搞掉大部分封建,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建國初期對少數民族地區所採取的一項重要政策,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也是解決當地少數民族的複雜性、艱巨性、緊迫性的重大課題,怎樣取得少數民族地區廣大群眾的信任、支援和理解,站穩腳跟,團結少數民族地區的同胞,一起走社會主義道路。西北局的主要領導經過多次調研、考察、研究,掌握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現狀,民族特徵、民族習俗、信仰等,積極穩妥的開展各項工作,這些創造性的觀點和做法得到了黨中央、毛澤東同志的肯定和讚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統戰工作的的確確是中國共産黨三大法寶之一,是中國共産黨長期實踐的科學總結,不管是新民主主義時期,還是社會主義時期,以及後來的改革開放,都起到了其他所起不到的作用。特別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領導高度重視和正確掌握,嫺熟的運用這一法寶,較好的解決了各個時期的社會變革的主要矛盾和民族矛盾,創造了前無古人的先進經驗和正確方法,極大的豐富了中國共産黨輝煌歷史的內涵。今天,我們重溫這段歷史,就是要告訴人們,總結經驗、著眼未來,不犯或少犯錯誤,永遠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撰寫此文來紀念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成立七十六週年和紀念西北局歷史誕辰七十三週年,並將使中國走向世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強大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動力,豐富人們的聰明才智,為和諧世界貢獻出我們的綿薄之力和應有貢獻。

 

 

2014611日雍村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