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未叫他一聲“敦哥”——我與王敦賢的故事
我與敦賢老師相識相交近30年，于我，他既是恩師，亦是兄長；他為人處事，特立獨行，我所思所想，他亦深知，他曾為我的一本文集寫過一篇序，題目為《苗勇其人其文》，文友稱簡直把苗勇給寫“活”了。在文藝界大家都習慣叫他一聲“敦哥”。巴中市文聯原主席陽雲在《文學自由談》上發表了一篇《敦哥回鄉》，引起了很大反響；成都知名作家張忠信撰寫的《也想叫您一聲敦哥》，亦寫得情真意切，看了這兩篇文章，我自感愧疚和汗顏：雖我和敦賢老師情感甚篤，但我從未叫他一聲“敦哥”。
（一）
20年多前巴中市政府（縣級市）大院初遇的畫面一直刻在心頭：秋雨如織，敦賢老師身穿灰色風衣，足蹬一雙休閒鞋，中等個子，適中身材，五官端莊，聲音洪亮，簡直是儀錶堂堂，風度翩翩。
“王主席，招待所安排好了……”那時我在政府辦公室工作，敦賢老師跟我們領導是朋友，我奉命接待。
“打擾了！”他溫厚的手掌握過來，帶著力道與溫度，“叫我敦哥就成。”接著他又説道:“這次回來，想多住幾天，到巴中各縣（市）走走……”
“熱忱歡迎！”我説:“如果時間長住招待所不方便，也可以住我家”。彼時我任辦公室副主任、兼任城管局長、投訴中心主任三職，常深夜歸家。家裏孩子小，沒人照顧，妻子帶著孩子乾脆住回位於巴中中學的娘家，家裏的房子正好空著。
敦賢老師也不推辭，當晚就住到我家。從此，我家就成了他到巴中的驛站兼創作室。
直至2008年，敦賢老師常在大巴山的各縣（市、區）遊走，一般出門五六天才回到我家，出門時背著個挎包，回來褲腳濺滿泥斑，挎包被調查筆記、照片等資料撐得鼓鼓囊囊，不像省作協副主席，倒像剛出診歸來的赤腳醫生。
敦賢老師在巴中采風期間，我也曾抽周未陪他去過幾趟鄉村。有一次去通江鄉下，看到路邊柿子樹上有很多熟透了的柿子沒摘，敦賢老師考我:“知道為什麼沒摘？”又接著告訴我:他專門諮詢了近處的農民，老農告訴他:“那是給雀子留的冬糧……”，讓我感慨不已。
（二）
2003年，在大巴山深處，敦賢老師發現了一個特別貧困的村子。調查結果，是上世紀60年代一個地質隊進駐了這個村，地表打了一千多個鑽孔，地下挖了兩條數百米的隧道，原夲水源充足的村子，活水從那些孔洞中漏光了。勘探隊用抽水機從山下的小河溝裏晝夜不停地抽水，以滿足自身和村子裏的人畜飲水。勘探隊完成任務後走了，抽水機也帶走了，村子一下子進入了乾渴狀態。暮春初夏，田裏蓄滿了雨水，村民們忙著育苗栽秧，可一旦十天半月不下雨，田裏的水便乾涸了。一個月不下雨，則秧田龜裂，只有犁掉秧苗改種玉米等旱糧，加之一種怪病在村子裏蔓延開來:患者肌肉萎縮，關節腫大，渾身乏力，時有人因病死亡。
弄清情況後，他在當地鎮上的一家旅館裏寫了一份《情況反映》，第二天郵寄給了市裏。
二十多天后，他在成都收到了市信訪辦的信。來信先是非常客氣地感謝了他對貧困山區農民的關注，但接觸到實際問題時卻是:“容當從長計議，統籌解決。”
一個市的財力竟然不能救援一個村子？省裏呢？
當晚，待家人睡去後，他坐到書桌前，拿出《情況反映的複印件，提起筆來，把題自換成了《救民于水火，刻不容緩》。在羅列現狀後，又寫出了一大段質詢式文字。
當他從頭到尾看了一遍時，一滴滴熱淚灑在了稿紙上。於是，他又加上段:
“深夜裏泣淚寫下這些文字，我將逐級寄出，我不相信些文字會石沉大海，我不相信這些文字會成為天問！”
寫畢，添上了自己的工作單位、姓名、電話號碼。下午，他把列印好並複印了十多份的材料裝進信封，到郵局掛號寄給了省委負責人和省政府正副省長。
十多天后，那個山村所在縣的朋友電話告訴他，省裏最近有20多批人陸續到那個山村調查。很快，又傳來了消息:八個廳局組成的聯合工作組到了縣上。救助方案出臺。撥付了改善鄉衛生院醫療設備的專款，落實了專項扶貧項目資金……
飲水工程完工的慶祝大會上，村民們激動地高呼:“共産黨好！”“人民政府好！”三十多年未解決的問題，在他的奔走呼號下解決了。而外界並不知道是他從中努力，他自己也從未向人説過。這使想起了李白《俠客行》中的兩句話:“事成拂衣去，深藏功與名”。但受益的當地人知道，松溪鄉黨委、政府的負責人專程到成都，給省作協送上了一面“黨和政府的橋梁，人民群眾的代言人”的錦旗。全國各地的作家協會受上級表彰的定然不少，但收到農村基層組織的錦旗，我不敢説絕無僅有，但肯定不多。
《國之痛》的胚胎，也是在我家書桌上孕育成型的。他走遍了秦巴山區二十多個縣，走訪結束，就在我家書房創作，我家成了他的後方營地。我那時作為政府辦公室主任，白天上班，晚上應酬接待特多，記得陪同客人洗腳最多一晚都洗了6次，成天忙得暈頭轉向，住在娘家的妻子既要上班又要照顧孩子，也很少回家，我們根本無暇照顧敦賢老師，吃住行只能由他自行安排，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強，除寫書、讀書外，自己洗衣、打掃房間衛生，還時不時買菜做飯……
但無論我多晚回家，推開門總見一盞孤燈亮著——敦賢老師伏在桌邊，鋼筆在稿紙上沙沙作響，如春蠶食葉。檯燈將他背影放大在墻壁上，像一座倔強而疲憊的孤峰。
（三）
張忠信老師在《也想叫一聲敦哥》中嘆道：“他眼裏沒有名流草芥之分，只有不滅的文學星火。”這話烙在我心上。敦賢老師為我點燃文學的火把，足以照亮我文學之路的半生迷途。
二十年前光霧山筆會，我這個業餘文學愛好者，一個小縣城小吏，縮在角落看蔣子龍談笑風生、看舒婷裙裾翩然、聽陳世旭妙語連珠……像一隻手足無措誤入星河的幼獸。敦賢老師大步穿過人群，厚實的手掌拍在我後背：“發什麼呆！走，帶你認認‘真神’！”他不由分説地把我拽到吳泰昌面前：“泰昌兄，這是我巴中的兄弟，筆頭硬著呢，專寫人間正氣！”我窘得滿臉通紅，他卻朗聲大笑。那晚他硬把我一一介紹給蔣子龍、舒婷、陳世旭、鄧賢等大咖們，還不斷把我的作品往名家手裏塞：“看看，接地氣！有肝膽……”弄得我尷尬不已。
在文學工作中，我作為巴中市作協兼職副主席，牽頭創辦《巴州文化》。為提高刊物影響和知名度，需要找個大家題寫刊名，敦賢老師義無反顧伸出援手，出面請馬識途主席題寫了刊名，墨跡未幹就傳真到我單位。當我的《豐碑》《曾溪口》困于淺灘時，他如手持火把的艄公，在文學的暗礁間為我劈波斬浪。孫敬軒老師告訴我：省作協召開《豐碑》作品研討會，敦賢老師忙了三天，一個一個去張羅參會者（當時沒有手機，很不方便聯繫）。吳泰昌老師為我的《豐碑》撰寫的《豐碑：構建紅色文化新傳統》的評論，是他向泰昌老師打電話要來的；還説動吳野老師，為我寫了《偉大精神的不斷延續——讀長篇紀實文學<豐碑>》評論。找阿來老師為我的《曾溪口》寫序，這篇：《鄉村敘事的可能性表達——兼及長篇小説<曾溪口>》，發表在《人民日報》上；他多次向趙本夫老師推薦《曾溪口》到大型文學期刊《鍾山》刊發，本夫老師覺得作品已公開出版，再發意義不大，於是寫了一篇《傳承與深化的地域文化構建——讀長篇長篇小説<曾溪口>》的評論，才算交了“差”；他幾次組織《曾溪口》作品討論會，邀請《文學報》副總編陸梅、《人民日報》名編李輝等文學大咖捧場，還先後邀請伍立揚、廖全京等知名作家撰寫評論，立揚老師的評論文章《敘事與洞察：滿紙氤氳的藝術能量——讀長篇長篇小説<曾溪口>》，被20多家媒體轉載；他還親自撰寫評論《山嶺文本的地域性表達——淺議長篇小説<曾溪口>》，發表在《光明日報》上。除此外，他還在文學圈到處為我鼓與呼，三番五次鼓勵我參評大獎，《曾溪口》榮獲四川文學獎、《巴山背二歌》榮獲五個一工程獎，《晏陽初》榮獲全國傳紀文學最高獎，還多次衝刺茅盾文學獎獎、魯迅文學獎……
汶川地震後，時逢全國召開工會十五次代表大會，全國總工會主要領導給我部置了寫一部工會抗震救災的報告文學的仼務。我熬更守夜苦戰兩個半月，用滿頭白髮換來了成功，撰寫的《直面地震，工會旗幟高高飄揚》激起了很大波瀾，引起強烈反響，全國總工會在北京召開新聞發佈會，送給了時任黨和國家領導，作為工會十五大唯一一部出版物發給每一位參會代表，納入職工書屋，也獲得四川文學特別貢獻獎……。為此，四川省衛生廳再三邀我寫一部白衣天使抗震救實的報告文學《見證天使》時，我第一個想到敦賢老師。當我告訴他：“報酬很微薄”，他説：“國難當頭，談何報酬！”
敦賢老師一接手《見證天使》創作任務，近60歲的他背著簡易的行囊，便深一腳淺一腳地跋涉在汶川、北川、青川、都江堰等重災區的廢墟上。
《見證天使》完稿那晚，我和敦賢老師在路邊攤喝豆湯，他望著成都的霓虹突然説：“咱們寫的每個字，都得對得起那些光。”豆湯的熱氣模糊了我的鏡片，但我卻看清了他眼中跳動的火苗。
（四）
敦賢老師另一個最大的特點是個“爛賢慧”，除“路見不平一聲吼”外，遇到“弱勢”群體，比如老弱病殘，貧困家庭、無錢讀書孩子、看不起病的病人等，他都要出手相助，而且出手大方。他住院的病房都總像集市：他舉著吊瓶幫鄉下老漢填報銷單，沙啞著嗓子給失學少女聯繫助學基金，甚至戴著老花鏡替護工修改情書。“最怕人對我太好……”他常念叨這句，可每當看到求助者眼裏的光，那點推拒便潰不成軍。有次我去看他時，他正舉著輸液架闖進院長室，針頭回血染紅半截管子：“用我工資擔保！那孩子才十九歲！”院長後來對我苦笑：“他擔保的人，確實從沒賴過賬。可他自己呢？化療費都東挪西湊……”放療化療弄壞了他的咽喉、弄傷了他的嗓音，卻傷害不了他的古道熱腸。他早已把自己燒成火炬。只要這世上還有一寸凍土，只要寒夜中尚存一絲顫抖的呼吸，他就不會停止燃燒——哪怕燒儘自己最後的生命。（苗勇，作者係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