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醫大師：李輔仁

李輔仁，男，漢族，1919年6月出生。衛生部北京醫院主任醫師，1941年起從事中醫臨床工作，為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首都國醫名師”。

1919年，出身中醫世家，幼年隨先父、先兄學習中醫；

1939年拜名醫施今墨為師，成為施派之嫡傳弟子；

1942年至1944年代理施今墨診所診務；

1944年在北京建立輔仁診所；

1954年，于衛生部北京醫院中醫科從事保健醫療和老年病中醫防治工作；

1991年10月1日，獲國務院頒發的”表彰發展祖國醫療衛生事業做出突出貢獻”榮譽證書，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京城御醫 安老扶康

作為中央保健委員會保健專家小組中唯一的中醫專家，國醫大師、北京醫院中醫科李輔仁教授積60多年經驗，總結出一套獨特的治療老年頑癥的診治方法和規律，且用藥中正，雜而不亂，被稱讚“用藥得當，可以通神”。

李輔仁因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長期醫療保健和重大醫療搶救工作中做出了優異成績，多次獲“中央保健傑出專家”稱號。

家學淵源 師從泰斗

李輔仁吃住在恩師施今墨家裏，與老師長子施稚墨“同宿舍”數年，成為老師為數不多的入室弟子，並深得其要。

李輔仁出生於中醫世家，家中開有診所，父親、兄長皆以行醫為生。少年時期，在功課之餘他經常在診所中幫忙，抄寫方藥，同時開始在父親、胞兄的指導下系統學習中醫典籍，如《醫學三字經》、《藥性賦》、《湯頭歌訣》等，長期的耳濡目染，使之不僅對中醫學頗有好感，也堅定了他學醫、行醫的決心。

李輔仁在學醫之初，父兄就曾告誡，中醫貴在實踐，晦澀抽象的中醫理論只有在病人身上、在臨床實踐中才會變得異常靈動與直觀。如果離開臨床，僅靠死讀書、讀死書是學不會中醫學的。所以李輔仁從學醫起就一直堅持臨床，家裏的診所為其提供了良好的見習、實習機會。這個時期積累的理論儲備和醫學功底為他今後的中醫造詣奠定了堅實基礎。

1939年，李輔仁拜名醫施今墨為師。施今墨是我國近代著名的中醫臨床家、教育家、改革家，北京四大名醫之一，孫中山、何香凝、溥儀、 載濤、李宗仁等人都曾延請其治病。他遣方用藥自成一格，處方配伍精當，藥品繁多而前後搭配無不相合，博得了“雍容華貴”的美譽。施今墨為人嚴謹、謙恭，授徒嚴格、認真。李輔仁吃住在恩師施今墨家裏，與老師長子施稚墨“同宿舍”數年，從學習到生活都離不開老師的指導與幫助，成為老師為數不多的入室弟子。

李輔仁學醫期間，不論是醫術、醫理、醫德各方面都延續乃師之風，隨師臨證，並常常代師出診，深得老師和病人的信任。在華北國醫學院學習以中醫為主，兼修西醫基礎課程，如解剖、生理等，師滿後的李輔仁先後在北京、天津兩地行醫，早年以擅治婦、幼科疾病而聞名。

1944年，25歲的李輔仁在北京建立輔仁診所，上午門診，下午出診，正式開始以自己所學濟世救人的獨立行醫生涯，不久就聲名遠播。

顧護正氣 攻老年病

多年的臨床實踐形成了他獨特的醫病風格，抓主症、斷然處方。用藥中正，雜而不亂。他解疑難重症，屢起沉疴，活人無數。

1954年，李輔仁開始在衛生部北京醫院中醫科從事保健醫療和老年病中醫防治工作，同時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專職中醫保健醫師，從此他的主治方向也轉為以診治老年病為主。

李輔仁認為，人體的衰老是一個必然過程，盛極始衰是無法抗拒的自然規律。因此老年人的生理特點就是正氣漸衰，維持生命活動的各種物質與功能都在全面衰退，五臟功能日益低下，生命狀態處於較低水準的、很不穩定的平衡中，同時高度強調了腎與衰老和常見老年疾病的密切關係。

老年病的病理特點為虛實夾雜，寒熱互見，病情錯綜纏綿。在正虛基礎上，老年人的病理狀態往往較為複雜，不是機體的純寒、純熱或純虛、純實，也不只涉及到一臟一腑，而是虛實夾雜、寒熱互見，病情錯綜複雜，纏綿難愈，而且越是高齡，越是疾病後期，這個特點越是突出，越不容易重新恢復新的陰陽平衡，所以由衰老引發的許多不適與疾病是生命後期的必然，人與病長期共存是老年人的生存常態。

針對老年病的特點，李輔仁主張用藥要雜而不亂，分清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明確立法治則。縱然病情複雜，矛盾重重，遣方用藥時仍須遵循君、臣、佐、使的組方原則，繁而有序，雜而不亂，理法方藥一氣貫通。

顧護正氣，留人而後治病，是李輔仁診治疾病的又一特點。他強調治療老年病，用藥補勿過偏，攻勿過猛，用藥要平和。老年人正氣虧乏，五臟俱虛，故時刻注意顧護正氣，即使要攻邪，也要兼顧攻補兼施。李輔仁反覆強調，因為只要正氣尚存，生機就在，因此顧護正氣為老年保健的根本大法，尤其是病情危重時，應以扶正為當務之急，以求正氣有所復，留人治病。如邪氣纏綿，經久不愈時，可轉而扶助正氣，以求增強機體抗邪能力，祛邪外出。李輔仁較少使用龍膽草、黃連、梔子、大黃、附子、川烏、草烏、細辛、乳香、沒藥、地龍、全蝎等過於苦寒辛熱或腥臭礙胃、損肝傷腎之品，既使使用也必是中病即止，或同時佐以和胃解毒藥物，以防發生毒副反應。對於大苦大寒、大辛大熱、峻猛攻伐及有毒之品，如麻黃、蘆薈、芒硝、木通、二丑、大戟、甘遂和蟲類藥，則根本不用，恐老年人難以承受而發生各種嚴重的毒副反應。李輔仁在搶救危重症時，尤重扶助正氣，固本培元。臨證時獨參湯、生脈飲、十全大補湯是李輔仁常選的方劑。

李輔仁臨證中還特別注意固腎、和脾胃。他經常詢問患者食欲如何、排便是否正常、有無腰腿酸痛、行動坐臥是否便捷等，以了解腎和脾胃的狀況。他治療時常加入和胃健脾、補腎填精之品。

李輔仁用藥善用甘寒。他臨證時大苦大寒之品使用不多，轉而多以甘寒之品替代。他告誡後學：一是患者多為老年人，對藥物的耐受力極差，不宜使用過於苦寒之品；二是患者多為北京居民，北京氣候乾燥，患燥熱者多。甘寒藥物可清熱潤燥、養陰生津，最為適用，而苦寒之劑卻有截陰之弊，過用恐加重症狀；三是苦寒藥物口感差，影響患者的依從性，甘寒之品卻無此缺點。

善用藥對是李輔仁用藥的另一顯著特點。李輔仁繼承了施今墨名醫善用藥對的經驗，臨證處方時多將古今數個方劑化裁而成，時用原方，時採其意，藥味常成對出現，或一寒一熱，或一升一降，或一氣一血，或一散一收，多而不亂，主次分明，配合巧妙，渾然一體，達到了相輔相成或相反相成的目的。

多年的臨床實踐形成了他獨特的醫病風格，抓主症、斷然處方。他解疑難重症，屢起沉疴，活人無數。從醫60餘年，他挽救了無數危重患者，慕名而來的患者更是不計其數。

相容並蓄 中西合璧

他反對門戶之見，主張中西醫精誠團結，取長補短，在醫療實踐中發揮中醫優勢。他力倡辨證與辨病相結合。

中醫藥學的實踐離不開《內經》、《神農本草》等經典醫籍，但中醫藥學發展史上，學派的産生都源於醫學家在臨診實踐中，結合實際來開發經典中基本理論的含義，可以説學派的形成都是始於創新，這就是“尊古而不泥古”。

以此為基礎，李輔仁發展了《內經》的“形能”學説，指出“形能”分為生理形能和病理形能兩個方面。他以其豐富的臨床實踐，科學、辯證地揭示了兩種“形能”之間複雜的對應關係，使古已有之的“形能”學説，成為出奇制勝地攻克現代老年性頑癥的利器。

作為中醫師，李輔仁主張在醫療實踐中發揮中醫優勢，學習西醫長處，縮短療程，提高療效，將辨證與辨病相結合。這樣才能真正使病人受益。

他解釋説，中醫重辨證，“證”是辨證論治的核心和出發點，是疾病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表現在機體整體層次上的綜合病理變化。“辨證”就是通過四診(望、聞、問、切)識別和理解“證”的過程。“證”與“辨證論治”的優勢在於直接把握病人的機體反應狀態，著眼于改善機體內在的穩態調節機制，調動機體綜合抗病能力。但“證”只能從疾病反映在外的症狀上去揣摩，帶有較大的主觀性和模糊性。西醫重辨病，它運用奠基於現代科技與實驗研究的基礎理論，説明病的解剖部位、組織的病理改變、器官的功能異常，甚至分子生物學變化的詳情和細節，將其歸納為“病”的概念。“病”形成了病因、發病機制、診斷及鑒別診斷，因有結構、功能的變化，影像、化驗為依據，描述具體，治療也是針對病因，令人一目了然。

他認為中西醫結合之關鍵，在於辨證與辨病相結合，而不在於理論體系之爭鳴。醫生治病辨證的關鍵不在大同，而在小異。他主張，臨床上要抓住主證、斷然處方。對於疑難重證，要有“藥到而立起沉疴”的膽識，對“經方與時方”要靈活化裁運用，在制方用藥上要做到不求標奇立異，唯療效必須出奇制勝。

李輔仁堅決反對以流派劃門派，以偏賅全，竭力倡導當今為醫者不可各執一端或固守門戶之見，而應在臨床實踐中整體的、辯證的、發展的認識人體與疾病，不斷學習、吸收各醫家的學術觀點與診療經驗，博采眾家之長，因人、因地、因時治宜，辨證論治，治病求本，方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而且，精誠團結，通力合作，取長補短，才能樹立良好的中醫形象，保證中醫事業的蓬勃發展。

他認為當今的時代是中醫學與現代醫學並存的時代，中醫學不僅不再是“獨此一家”，甚至有被異化、被取代的危險。中醫同道及廣大患者自然知曉中醫學的獨特魅力，但是不能否認現代醫學以其嚴謹的邏輯、直觀的形態表述、快捷的療效等優勢佔據了醫學的主流地位。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醫工作者就不能僅僅著眼于自己內部的交流與學習，而應盡可能多地學習和掌握現代醫學知識，擴大知識面，不斷吸取現代醫學、科學的養分，將他人之長為我所用，不斷發展與完善自己。

數十年從事老年保健醫療工作，他一直本著“人之痛，己之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精神，尊敬和愛護就診者。李輔仁臨證時，不僅耐心細緻，辨證嚴謹，用藥精當，還常以年近九旬的豐富人生閱歷及時疏導患者，勸導患者多與他人交流，豐富興趣愛好，調節情緒，從而感受生活的美好，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患者都特別願意到李輔仁診室，因為不僅是解決身體上的病痛，還能得到精神上的撫慰。

著名書法家趙樸初曾題贈李輔仁：“白衣之慈，青囊之術，安老扶康，德音遐布”，這也是對李輔仁品格的真實寫照。

責任編輯：李月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