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紀錄片迎來新媒體機遇

“中國古代人講究格物，就是以自身來觀物，又以物來觀自己。在修文物的過程中，他跟它的交流，他對它的體悟，他已經把自己融入到裏頭。文物的目的就是為了傳播文化。”近來，故宮文物修復師屈峰的一段話，透過紀錄片，感染了無數年輕人。

今年年初，聚焦文物修復故事的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亮相央視，隨後又在“二次元”文化的“策源地”——視頻網站“嗶哩嗶哩”迅速走紅。

以“網紅”之姿成為年輕群體熱議的現象級作品，《我在故宮修文物》並不是第一個。近年來，一大批紀錄片紛紛“試水”新媒體平臺，實現收視和口碑的雙豐收。新媒體環境下，中國紀錄片迎來了轉型發展的“第二春”。

成功之道：訴諸匠心

在業界看來，《我在故宮修文物》的走紅並不意外。

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副研究員張慧瑜認為，這部紀錄片恰好把躲藏在文物背後的默默無聞的勞動者呈現出來，並賦予這種平凡的工作以美學的、詩意的價值。因此讓青年觀眾迷戀和感動。

該紀錄片導演蕭寒也表示，很多年輕觀眾被故宮文物修復師們“擇一事，終一生”的工匠精神所打動。這種堅持和耐心，正是當下最缺失的。

訴諸情懷、對創作真誠，追尋匠心、對內容用心，是《我在故宮修文物》獲得廣泛共鳴並在新媒體平臺迅速二次傳播的重要原因。據介紹，從2010年開始，紀錄片的主創團隊就開始關注文物修復師這一群體。10萬字的田野調查報告、4個月集中拍攝、7個月重新剪輯推齣電影版——紀錄片成功的背後，是創作團隊“七年磨一劍”的堅持與耐心。

《我在故宮修文物》的大熱，讓人回想起幾年前的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在張慧瑜看來，兩者在內容上也有相似之處，一種是“文物修復師的禪意”，一種是“舌尖上的美味”，這種非物質的、工匠或農業的勞動，更能被消費主義時代的人們欣然接受。

事實上，在《舌尖上的中國》走紅之後，類似題材和形式的紀錄片層出不窮。但模倣者眾多，成功者寥寥。歸根結底，還是內容不給力。騰訊視頻紀錄片頻道主編黃平茂説：“好的作品可以洞穿平臺，好作品的要求也是一貫的，要有好的題材、好的故事。”

 井噴發展：爆款頻出

剛剛過去的2016年，中國新媒體紀錄片呈現井噴之勢。據不完全統計，去年紀實影像的全網點擊量約50億次。各大視頻網站發力紀錄片製作和播出，觀看量過億的影片不斷涌現。業界形容，紀錄片儼然成為視頻網站的下一個風口。

 2016年6月，十集醫療題材紀錄片《人間世》在愛奇藝等平臺播出，引發各界關注。這個動用8個攝製組、耗費2年時間在上海大小醫院拍攝的紀錄片，真實再現了醫患雙方的關係，其豆瓣評分更是高到9.6分。

據中國傳媒大學中國紀錄片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以往全網點擊量最多的是法制類、揭秘類、軍事類等內容的紀錄片。到了2016年，以歷史、社會現實、工匠等“中國故事”為題材的紀錄片上升到第一位。其中，歷史、社會等題材的紀錄片的數量基本上佔了80%左右。

可以説，新媒體為紀錄片提供了強有力的播出平臺，也培養了年輕網民的紀錄片收看習慣。“我們現在觀察到受眾更願意看到的是和自己相關的東西，所以我們的目標人群也變得比較年輕，會關注比較年輕和新鮮的東西。”鳳凰紀錄片負責人胡婧雯説。

中國傳媒大學中國紀錄片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寧認為，新媒體環境為紀錄片發展帶來了足夠多的機遇，網路視頻的發展為紀錄片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通過網際網路行銷、互動行銷等手段不斷創新紀錄片的傳播形式，讓更多的用戶更頻繁地接觸紀錄片。

潛力挖掘：打造品牌

儘管數量迎來井噴，但紀錄片在新媒體平臺的潛力仍未完全挖掘。“紀實節目整體在全網佔比17%左右，但是點擊量不到1%。”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部副學部長、中國紀錄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蘇六説。

新的傳播平臺，對於紀錄片的內容創作、品牌運營、用戶策略提出了新的要求。黃平茂認為，要實現紀錄片的新媒體傳播，要在語態甚至是心態上發生變化。電視“觀眾”與新媒體“用戶”不同，觀眾是被動接受，用戶則是主動選擇。這種心態上的不同，就會帶來創作意識上的差別。一部作品要思考觀眾是否感興趣，如果他們願意看，最舒服的方式又是什麼。

愛奇藝紀錄片頻道主伍文峰表示，內容提供商在當下最大的觸動和挑戰是如何與別人做得不一樣，創作者要做到“分眾、分情緒、分人群的內容創作”。他指出，當下平臺內容上出現了兩種趨勢，一種是在短視頻風格上有極大資訊量的純知識類紀錄片；另一種就是把故事講得更深更透的紀錄片，從精神層面上去滿足觀眾的需求。

如今，紀錄片的創作、生産和發行日趨專業化和市場化。業內人士指出，只有積極適應“網際網路+”模式，高度重視移動端和用戶人群，才能給紀錄片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讓平臺成為連接“內容方、廣告主”的空間，以需求帶動運營，打造自有的現象級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