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闖市場

近年來，雖然紀錄片的觀眾群體在不斷擴大，但對大多數中國觀眾來説，紀錄片仍被視為屬於在電視上觀看的免費資源。在不久前落幕的廣州國際紀錄片節期間，有一批人在做這樣一件事——讓紀錄片走進院線。來自全球的62部紀錄片，在12家影院、5個藝文空間和多所高校售票展映，總場次153場，吸引超過4800人次觀眾到場觀影，總體上座率37.38%。

“這個數額和商業大片的票房相比可憐得不值一提，可在紀錄片進院線之路上，可謂一大勝利。”廣州紀錄片節組委會常務辦公室副秘書長張鸝坦言。

能進院線就已經是成功

把紀錄片推進院線，這不是頭一遭。上屆廣州紀錄片節就引入8部國際獲獎紀錄片，首度嘗試影院播放、網上售票的純商業模式。那也是廣州歷史上第一次成規模的紀錄片進院線。

做紀錄片固然離不開情懷，但不能光講情懷。以市場、交易見長的廣州紀錄片節，被組委會當成了市場化的“試金石”，從中摸索觀眾的觀影口味和消費偏好，找到紀錄片價值實現的合理的商業模式。

對此，組委會也是“大姑娘上轎頭一回”，直接找到影院，硬生生地説：“有片，想排片上映。”

 影院覺得很突兀，一問，“什麼？紀錄片？” 經理當場“蒙圈兒”了：“我們是靠賣票，講效益的。你這紀錄片，賣得動嗎？”

一方堅持，一方推脫。來來回回地軟磨硬泡之後，影院終於讓步，但提出苛刻的條件：片方自掏腰包包場，50元一張票，先買下放映廳七成的座位。剩下的三成如果賣出去了，再兩邊分成。8部片每部只排一場，而且全部都是上午場。

這些要求，實際上是把紀錄片上映的風險推給了紀錄片節的承辦方。對此，張鸝和她的團隊也能理解。“影院考慮盈虧很正常。”

 接受了這些條件，8部紀錄片得以在廣州珠江新城上映。票房最高的是《第四公民》，全部160張票只剩下10張，其他場次的上座率都不高。“那次是倉促上陣，沒有足夠的時間宣傳造勢，取得這樣的成績，我們已經感到滿意。”張鸝説。

不過，一算經濟賬，還是讓他們肩頭一沉。選的這幾部片子，都是國外拍攝的獲獎影片，但無論題材還是敘事方式，和國內觀眾還是有一定距離。加之引進這類影片，版權費用相對也比較高，還要專門組織人員對影片進行字幕翻譯，又是一筆費用。算下來，把這8部片拉上院線不僅沒賺錢，還虧了十幾萬元。

當然，紀錄片要真正走入市場，必須從培養觀眾付費觀看的習慣做起，初始階段的虧本是不可避免的。畢竟是第一次，能走入院線就已經是成功。

嗅到了春天的氣息

在總結上一屆經驗的基礎上，組委會調整了戰術。早早就啟動了選片工作，給即將上映的影片留下了充足的宣傳和售票時間。

在選片上，組委會更是用足了心思。上一屆一水的國際獲獎片，固然都是藝術精品，無奈曲高和寡，難免水土不服。這次，組委會邀請了60多名專業選片人開展全球選片，好看是首要標準，還要注意題材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最重要是更接地氣，挑選廣州觀眾熟悉和感興趣的題材。

記者注意到，此次上線展映的紀錄片，除了國際著名的電影節展的獲獎或參展作品，如2016年威尼斯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畢業》、第八十八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長片提名獎《販毒之地》等以外，還有展現國內醫療主題的《人間世》、本土化題材的《恒大足球九（七）班》，以及深受粉絲歡迎的展現孫燕姿、林俊傑等新加坡歌星成名之路的新加坡紀錄片《我們唱著的歌》。此外還有中國的山寨與創新、電商發展、醫患關係等，老百姓關注的題材。“我們的展映既是一場惠民活動，讓紀錄片更接地氣，讓廣州紀錄片節與普通民眾産生聯繫，也是一場大型的市場實驗，展映了不同類型的紀錄片，看看什麼樣的紀錄片，用什麼樣的形式展映，能引起觀眾注意，吸引他們購票。”有關負責人表示。

最火爆的還是趁著熱度推向大熒幕的《我在故宮修文物》。一開始組委會心裏有些打鼓。畢竟近2000個座位的大放映廳，如果電影上映時空了一大片，怎麼説都沒面子，為此還安排了相當數量的贈票。出乎意料的是上映第二天，25、35、65元三檔400多張票全部賣完，這還不包括故宮方眾籌的500張票。為了讓觀眾能夠參與進來與劇組主創人員互動，滿足深層次的觀影需求，提升展映紀錄片的附加值，主辦方還附加了多場嘉賓導賞、主創交流等活動。《我在故宮修文物》播放完後，主創人員和觀眾交流到晚上10點半，直到被清場。雖然放映的場次是上一屆的20倍，但上座率並沒有下降，總觀影人數大大增加。雖然仍沒有實現收支平衡，但從這些可喜的變化，組委會已經嗅到了紀錄片的春天。

“紀錄片是好東西，只看你能守多久，堅持多久。”在推動紀錄片進院線的路上，每每遇到什麼難處，張鸝用這句話為自己打氣，為中國的紀錄片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