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二維碼之父王越：15年造一個小巨人

“王越的目光並不滿足於當下的二維碼市場。他認為，“二維碼不只是實體卡虛擬化、無現金這麼簡單。在移動支付産業，二維碼支付只佔20%，未來還有80%的新增發展空間”

二維碼，隨處可見，在我們生活的大部分場景裏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隨著5G時代的到來，以及移動網際網路、新零售、網際網路金融等新技術、新應用的發展，二維碼在更多創新型的應用場景中出現將是大概率事件。

支付寶、微信是推動二維碼應用發展的主要勢力，但在中國，最早進入二維碼技術開發應用的卻是一家小巨人公司——北京意銳新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意銳新創”）。這家公司的創始人王越是中國最早進行二維碼創業的人，也是第一個在國家層面推動二維碼技術研發、最早向海外出口二維碼引擎的人，堪稱中國的“二維碼之父”。

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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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碼是資訊碼演進史的一部分。上世紀80年代，隨著資訊碼技術的發展，美國和日本同時出現了二維碼技術。此後，全世界相繼開發出多達幾十種二維碼標準。

1994年，日本Denso Wave公司發明瞭QR碼，它的名稱來自英文“Quick Response”的縮寫。QR碼由於免費開放授權，在應用端得以流行，後來成為二維碼的代名詞。2003年，日本電信公司NTT DoCoMo開始在手機上推廣QR碼應用，日本政府也將QR碼指定為通行的二維碼，到2006年年底，日本的二維碼用戶已經達到6000萬。

年輕的王越是這波科技浪潮的見證者。1999年，王越從黑龍江大學電腦專業本科畢業後遠赴日本工作，期間獲得了一個發明成果，創造了光學觸摸屏國際專利。2001年，25歲的王越已經在一家日本軟體公司做到技術總監的位置。這在日本職場，是一種極大的認可。

但在此之前，王越卻經歷了漫長的失意與等待。他沒料到，應聘軟體工程師來到日本後，他被派到了工廠，工廠又把他直接安插到了倉庫。他心裏很不平衡，“不知道什麼時候是頭，也沒有人認可，沒有人可以問。”

從小他就對物品有極其濃厚的興趣，喜歡拆裝、研究家用電器等一切可拆的東西。他是通過研究倉庫來了解日本公司和商業社會的。他的産品思維也是在這時候有了一個基礎框架。倉庫裏時不時地堆起了公司滯銷的筆電産品，王越慢慢地開始思考，為什麼這個産品在日本會滯銷，會留在倉庫裏而沒賣出去呢？他也會看到有一些産品還只是原理樣機形態，“為什麼這個事做不起來呢？”

王越對産品的鑽研精神還是被發掘了。所以他被短暫地調到産品生産線。起初他是興奮的，甚至不戴手套也能擰住螺絲，裝的速度還比別人快。但疲勞期比他預想的來得快。週末雙薪，工友們都去加班，王越幾次跑到工廠大門，又折回來，“轉了好幾圈，但還是不行，不能進去”，“生産線上再能幹也只是1.5個工人的價值。”他想，他的人生價值一定不止於此。

後來，因為解決了一些技術難題，王越逐漸成為了公司的技術大拿，取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這大概是他能想得到的最基礎版的“認可”。這種認可給他帶來的滿足感隨著閱歷的增長和思考判斷力的加強逐漸消散了。

王越在做一個日本民營醫院的看護管理項目時發現，日本醫院在對患者和藥品進行管理時都引入二維碼和PDA的應用。毫不誇張地説，他第一次接觸二維碼就被它的魅力吸引了。二維碼在日本的商業模式也很清晰，王越記得那時一個二維碼技術模組可以賣到999美元。他由此産生靈感，打算開發用手機識讀二維碼的技術。王越認為，借助手機二維碼，人與物、物與物之間的資訊流一下子暢通起來，能被廣泛地應用於各種場景。

王越敏銳地嗅到了二維碼商機，只經過15天的思考，他就決定回國，“起初我沒有想創業，我只是想找個環境來做我想做的、能做的。”

他無數次問自己，我適合創業嗎？“我只是工程師思維，不懂管理、更不懂經營，不懂商業、更不擅長交流。”按照這個理解，他幾乎判定自己不適合創業，“那創業失敗了怎麼辦？我心想，做炮灰我也願意，炮灰我也是骨灰級的。”

決定創業後，王越開始在日本找融資，當時美國發生“9·11”恐怖襲擊事件，加上納斯達克股市泡沫破滅，日本國內的融資不太好找。本來，包括日商岩井、NEC等四家投資機構對王越的想法還是非常感興趣的，但聽説他要回中國創業，又都戛然而止了。

在通過各種關係找資金的過程中，王越與中關村駐東京辦事處接上了頭，算是找到了組織。後來，他被安排進歸國創業訪問團，回國參觀中關村。在中關村科技園區管委會、中關村駐東京辦事處和相關領導的大力支援下，王越享受了特殊人才政策，被引進回國創業。

2002年7月，王越在中關村成立了意銳新創。這是國內第一家成立的二維碼開發應用公司，專注于核心技術二維碼識讀引擎軟體的研發。“意銳”取自“意氣風發，銳于進取”，彼時的王越也可謂是意氣風發。

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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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創業是簡單的事情，但創業成功卻是一場痛苦的修行。意銳新創並不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公司，王越雖然被作為特殊人才引進中關村，但他的起步階段也是煎熬的。

2003年，王越通過在日本的人脈關係為公司掙得了第一桶金。意銳新創的研發在國內，市場紮在海外。當時，公司每筆訂單能夠達到三萬美元，多的時候能達到九萬美元。對於初創公司來説，這是一筆非常可觀的收入，足以支撐日常運營。

2002年時，意銳就有了完整的二維碼功能演示，之後幾乎每年一次升級換代。王越説，每一代引擎，都是要根據對二維碼的特性，不斷創造出新的理念，再用技術手段實現對應的模式識別模型，“（比如性能要實現）從第一代再PAD上17秒的識讀耗時，到最後實現100ms的提升”，此外，資訊承載量、資訊識別模式、讀取硬體便捷性等都是每一代升級需要突破的問題，“（也要）逐步對模糊、破損（的二維碼）有更極致的識讀能力”。這樣的更新速度和研發投入幾乎耗盡了王越長達六年的心血，“所有的收益、所有的時間都放在了測試團隊、實驗環境的搭建上”。

2004年，王越才搭建起真正的創業團隊，到2005年，團隊人數接近20人。“在別人公司裏租了一間房，一張折疊床、兩個工桌，當時的合夥人是我高中的同學和朋友，就是一起玩玩。他在學校時（我）就會坐在樓梯上（跟他）長談幾個小時，後來他上班，（我）就跑公司樓下等他下班。他們做開發，我就做測試，做開發之外的所有事。”賬上趴著100萬，等來了合夥人和全職員工時，王越心想，太難了，兩年的空城計終於結束了。

意銳新創逐漸走上正軌的同時，中國也在國家層面開始推動二維碼技術的開發。王越帶領團隊經常到國家質監總局交流，漢信碼（中國標準的二維碼）競標時，他們很幸運地中標勝出。2005年年底，中國物品編碼中心牽頭完成的國家“十五”重大科技專項《二維條碼新碼制開發與關鍵技術標準研究》獲得成功。課題專家組組長倪光南、何德全等專家一致認為，漢信碼達到了國際先進水準，建議儘快將該課題的研究成果産業化，同時建議將漢信碼國家標準申報成為國際標準。

“其實我們那個時候才十多個人，但借用了父親的五個博士生，他們真的好厲害，我們半年完成任務。任務是，要做世界最先進的二維碼，性能要比現有的強！”王越帶領團隊繞開世界的專利壁壘，建立了獨立的專利體系，為漢信碼成為國際ISO標準打下了基礎。

2006年，意銳新創成功研製了我國第一款漢信碼讀取設備以及手機版漢信碼引擎，並獲得中國自動識別行業2006年度特殊貢獻獎；2007年，漢信碼成為國家標準。

此後，意銳新創參與了制定中國移動條碼應用規範。

聯想是王越的貴人。“2006年，已經是我們第四代引擎了，聯想找到我們在中國合作第一款二維碼手機”，“有一天，他們説中國移動也在做二維碼，一直做夢都在做移動二維碼的我們居然全然不知。”在聯想的引薦下，王越第一次去中國移動談合作，一屋子的人，中國移動研究院正在組織三四家公司和部分手機廠商開會，要做一系列的《手機二維碼應用規範》。他們看上去都很健談。王越聽著他們説認識移動的某某領導，細數熟知的各種資源，他在緊張之餘只抓住了“兵貴神速”這一要義，在第二次開會時，就把上次開會討論的內容裝在手機的APP上，邊開會邊做演示。結果，意銳新創成為唯一的中標單位。王越到現在還記得中國移動的人對他説，“我們從來沒有跟這麼小的公司合作過，但你們卻是最大的。”這樣的認可讓王越興奮。

意銳新創得到中國移動的認可，也吸引了大量投資者的追捧。王越回憶説，“在民宅的辦公室裏，擠滿了人，intel，Mtk，Nokia，Samsung等等都來了，投資人也隨之而來。自動識別行業的人驚到了，沒有想到一直沒有聲音的意銳，竟然真的把手機上實現了二維碼功能。”公司一下子進入到快速發展的狀態，開始打開移動網際網路服務市場，在媒體延展、個人應用方面也加快了腳步。

2007年，王越獲得了數百萬美元的風險投資，此時也正值中國手機進入3G時代。有了錢以後，意銳新創開始進入擴張期，做出了魔印（系列條碼）平臺、二維碼平臺等。但讓王越沒有想到的是，2008年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一下子放大了公司的財務危機，“我們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難，有兩三個月，工資都開不出來。”

王越復盤當時的教訓認為，“我們走早了，Android、iPhone智慧手機風還沒有刮過來，我們就被資本市場放棄了。公司欠債，車也被房東開走了，夥伴們也離開了團隊，説再不走，就出社會問題了。我成了孤家寡人”，“事後想放棄，重新再來就不會那麼痛苦了，也會有更大的起色。可是當時我想，總是要有人為投資人的投資、為團隊負責任。”王越連“走的資格”都沒有。

此後的五年，王越過得非常痛苦。在此期間，他的個人感情問題也出現重大危機，事業和感情雙雙受挫。“那是一段只是為了活著等待機會的日子。我把自己當作項目經理，當作銷售，但是現金流仍然不斷在枯竭，我也不斷地再復盤，可是最終都會歸咎到自己的性格，性格又會歸咎到自己的童年。”

公司有過一些轉機，也擴展了團隊，但是團隊認為是王越的發展瓶頸，後期也紛紛出走，成立了二維碼公司。糟糕的事情還在後頭，“趕開董事會，夜路長途出車禍。所有一切，崩潰至極。”現在的王越甚至不知道當時是怎麼撐下來的，“天天生活在擔心恐懼憂鬱之中，工作也僅僅是硬著頭皮。”很長一段時間，他極度恐懼回顧這段歷史。

為了公司能夠生存下去，王越試過做工業硬體上的二維碼，也幫耐克、美特斯邦威、麥當勞做一些小型活動方案。但這些小項目只能勉強維持生計，“到2014年，創業第12個年頭，我竟然面對連年虧損這樣的狀態，還要月月湊錢發工資，經常在不到一個月的現金流的狀態下度日。”他再次判定自己“不適合創業”。

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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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國二維碼市場爆發。當年5月，微信正式推出“掃一掃”功能，嘗試以二維碼為入口；10月，騰訊CEO馬化騰説，“未來二維碼也將成為移動網際網路的重要入口。”另一個巨頭阿裏也早已在二維碼市場進行佈局。

微信對二維碼的推動讓王越和團隊振奮不已。“很多人都説，一看到二維碼就想起我，但在那時最怕別人問我是做什麼的？此前説‘做二維碼的’，然後就開始給人講技術。而那時，當我説出‘二維碼’後便沉默不語。我知道對方內心想，‘二維碼我知道啊，微信二維碼，跟你有什麼關係啊？’我也確實説不出來什麼了。朋友們經常議論，王越起個大早，什麼也沒有做成。”

2017年6月27日，北京，顧客在市場的一家水果攤用智慧手機掃描支付二維碼

希望的曙光出現在2013年。這一年，一些金融公司開始關注二維碼在支付方面的應用，而中國行動通訊技術也進入了3G、4G時代，一切催化條件都開始具備，而他過去12年的經驗積累和沉澱，也將在商業上得到回報。

“2013年，竟然會發現支付移動化將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社會將會出現一次支付的革命。”面對萬億級的市場，王越説他實在忍不住笑了，“這是二維碼技術的一個巨大發展機會，這個機會比之前所有二維碼應用的機會都要大。”

為了深入研究金融行業，王越帶領團隊一頭扎進北京金融街，成天與金融圈人士打交道。2014年，王越意識到虛擬卡代替實體卡的時代到來了，二維碼將廣泛地應用到移動支付，而安全性則是極其重要的一點。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意銳新創研發出了金融安全級的動態二維碼支付技術。

2015年是王越創業以來的第一波高反彈攻勢。意銳新創重新組建團隊、梳理業務、全力出擊，在電影院市場一舉拿下超過70%的市場份額，並成功開發出移動支付設備“派派小盒”（以下簡稱“小白盒”），進軍移動支付領域，受到很多二維碼支付服務商的採購。

政策對移動支付也越來越友好，王越的事業想像空間越來越大。2016年初，支付清算協會向支付機構下發《條碼支付業務規範》（徵求意見稿），這是繼2014年央行叫停二維碼支付以後首次承認二維碼支付地位。

王越抓住政策窗口調整的機會，通過升級産品開發方案進一步降低了設備成本，將二維碼産品價格降到了接地氣的程度，微信支付、百度錢包等網際網路金融平臺都將小白盒作為線下終端支付首選設備。目前，“小白盒”在國內手機二維碼支付領域佔有率已達60%。

王越正在快速攻入二維碼更多殺手級應用場景中。今年7月，根據國稅總局最新發佈的《關於增值稅發票開具有關問題的公告》，自7月1日起，無論是專用發票還是普通發票，開具發票時都需要提供納稅人識別號或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微信和支付寶都及時推出了快捷開票功能。消費者通過微信“發票助手”或者支付寶“發票管家”，製作、保存、分享自己的二維碼發票資訊，完成支付後，再讓商家掃描二維碼就可以了。這個掃碼過程還需要關鍵的一環才能運轉起來。這一環就是王越的“小白盒”。

這背後是一個巨大的市場。對移動支付不感興趣的酒店業，卻是“開發票”的大戶，“稅號”政策逼迫酒店業接受移動支付，這也是王越的商機。據統計，中國有四十多萬家酒店，以每個酒店每天開100張發票計，每天實現“閃開發票”數，將達到4000萬單，而以每單節約480秒計，每天可以節約的時長將達到3.2億分鐘，這或將成為又一個現象級市場。

王越的目光並不滿足於當下的二維碼市場。他認為，“二維碼不只是實體卡虛擬化、無現金這麼簡單。在移動支付産業，二維碼支付只佔20%，未來還有80%的新增發展空間”，他要超越支付，推出一個更具現象級的移動支付體驗。在王越看來，是時候推動“小白盒”與EMVCo二維碼國際標準的融合了，而這是中國銀聯與VISA、 Master等金融巨頭聯合推動的標準。

王越深知這樣的一般性規律，當我們做成了一件事回頭去看曾經走過的那些路，總是能習慣性地總結出這樣那樣的“成功經驗”。王越並不依託于這些經驗，他還在等待，等待下一個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