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聚焦了我國已經進入“以城市型社會為主體”的現實，強調了市域在國家治理體系中承上啟下的樞紐作用，對準了城市的複雜性、異質性、矛盾性，突出了市域社會治理的整體性、獨特性、差異性。市域社會治理的核心命題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建設有生活、有品位、穩定有序、有活力的宜居宜業城市。

近年來，天津市在市域社會治理方面進行了諸多探索，形成了一些有特色的治理模式。例如，2019年年初市委印發《關於實行“戰區制、主官上、權下放”推進黨建引領基層治理體制機制創新的實施方案》，作為全市“1 號改革創新工程”強力推動，逐步形成“一元領導、一體運作、一網覆蓋”的新型社會治理模式，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這套體制機制迅速響應、持續有力地做好疫情防控基礎工作；關於“放管服”改革的工作走在全國的前列；持續推進平安城市建設，安全指數位居全國前列；在發起全國第一個社區志願者組織的基礎上推出諸多志願服務品牌，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全市共有8431支志願團隊的277689名志願者參與到社區管控、關愛特殊群體等志願服務工作中，等等。但是，與全國的基本情況一樣，天津市的市域社會治理還面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有待提升。

城市社會治理與經濟發展、政治能力、居民素質、資源稟賦密切相關，既面臨全球化的總體競爭，又面臨本區域的複雜性，一定要處理好“系統化治理與單項問題解決的關係”“政治邏輯、市場邏輯與生活邏輯的關係”“黨建引領與社會建構的關係”“城市整體與局部的權責關係”“政治、德治、法治、自治與智治的關係”。這也決定了，要探索市域社會治理的示範樣本，既要立足現實，又要連結未來。

第一，做好符合市域特性的頂層設計，建成現代化的市域社會治理體系。長期以來，人們對城市的特性把握不清、對市域社會治理的系統性認識不足。要確定黨委領導下的市域社會治理領導體制與機制，提高市域社會治理的政治勢能，建構符合直轄市特質的統領全局的社會治理政策體系，形成總體改革的浩大聲勢，發揮總體推進的巨大能量。要在科學研判的基礎上進行全域性、全局性的頂層設計，明確市域社會治理的價值導向，確立市域社會治理的戰略路線，統籌謀劃、科學佈局，系統化、有步驟地推進全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要發揮直轄市立法權優勢，改革不合時宜的法律法規，深入總結、宣傳和推廣我市的成熟做法並上升為制度規範，鼓勵全市各領域、基層進行社會治理創新。

第二，發揮黨建引領社會治理的作用，補齊社會治理的“社會短板”。“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是市域社會治理體系的總模型。從現實來看，黨建引領在社會治理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市域社會治理需要在黨的領導下推進“一核、兩化、三步走”的路線，其中，“一核”是黨的領導為核心，發揮黨的領導的政治優勢，統籌各層次、各方面的積極力量；“兩化”是推動黨建引領社會治理的政治化和社會化，特別是將黨的建設與社會建設充分融合起來；“三步走”中的第一步是維持基層秩序，第二步是引導社會、培育社會、撬動社會的發展，在此基礎上最終邁出共建共治共用的第三步。

要在黨建引領下做好對社會力量的“賦權增能”。近年來，天津市在社會組織培育方面雖然有所進步，但是社會組織的數量和能力仍然有待提升。要下大力氣，培育更多的社區社會組織，提升社會工作者和居民參與能力，推進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三社聯動”，擴大社區社會組織申請服務專項的範圍，對準居民需求，撬動居民參與社會治理。

第三，推進市域社會治理領域“分類確權”，建構市域社會治理的“權責體系”。在大多城市，市域社會治理的權責體系不清，各個部門散兵作戰，諸多權責分散而缺乏整合。據統計，城市治理至少由九類部門牽頭：政法委、組織部、宣傳部、民政部門、住建部門、愛衛辦、城管部門、食安辦等，分別牽頭文明城市創建、衛生城市建設、社區治理、智慧城市建設和小區治理、園林城市建設、城市綜合管理、食品安全示範城市創建，等等。單就社區治理一項工作，就有四十多個黨政群部門與之有關。如果各個部門在具體工作中“各唱各的調、各吹各的號”，則不利於總體落實社會治理的理念。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的要求，市域社會治理亟需全面梳理涉及社會治理的黨政群部門權責，根據不同層級的特點分類確權，明確市級、區級、街鎮三個層面的“有差異的”職能，推動基層“屬地責任”轉向“有限責任”，嚴格執行“權責清單”。推動政府與基層社會（社區）的權責體系改革，街道（鄉鎮）轉向公共服務和公共安全主責，統一調度、安排行政執法力量，探索上級部門在區市一把手委託下“聯合檢查”“聯合考核”，避免多頭領導、職責交叉。推出並嚴格執行“社區準入制”，為社區減負，使基層工作聚焦社會治理。

第四，推進社會治理重心下移，推動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互動治理。城市之治最終要落地于社區，而社區之治往往要落腳于小區。不同的小區面臨不同的問題和利益訴求，一套止步于社區層面的治理模式不能面對情況複雜的小區，社會治理重心勢必下移至最微觀的治理單元，以小區治理為重心撬動整體社會治理改革，推進小區分類治理。與此同時，要破除過度的行政依賴和市場依賴，打破自上而下的行政邏輯、全能主義，引入“社區需求導向”機制，更多地推廣項目制的方式，更多地引入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治理。

第五，動態掌握“國家需求和居民需求”，推進社會治理的供給改革。市域社會治理的基礎是抓準國家與社會的“兩維需求”，在此基礎上把脈問題，提出科學對策。在實際工作中，一些部門往往忙於事務性工作，對市民就業、居住、安全、環境、交往、自治等六大需求無意識、缺乏認知，一些決策和行政過程存在“代理主義”，因而在治理過程中失焦、失聰、失效，做無用功。要真正理解“堅持人民性”的意義，將政治話語轉換成實際行動，以人民性統領社會治理，通過大調研、大數據等技術動態、精準地掌握居民需求，全面梳理社會治理的供需體系，推進社會治理的供給改革，最終實現社會治理的“供需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