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本科畢業，原本鐵了心留在北京的小魯，現在不打算當“北漂”了。

"新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有很多落戶優惠政策。”小魯説，“我投了幾份成都和杭州的工作。畢竟和首都相比，那裏的工作和生活壓力都要小一些。”

北京師範大學的兩名畢業生在畢業背板前合影。“逃離北上廣”再引熱議，源於多地落戶政策的密集出臺。其中，武漢、長沙、成都、濟南等多個省會城市或重點城市，向高校畢業生等人才伸出橄欖枝。“租房就可落戶”“先就業再落戶”“發放購房補貼”等政策頻出，被形容為“搶人大戰”。與此同時，積分落戶等落戶限制條件，亦出現在各地的戶籍新政當中，漸成“標配”。

二線城市放寬 完善落戶制度

記者梳理髮現，在已經出臺戶籍新政的省會城市和重點城市中，均對落戶設定了積分或限制條件。

例如，河南鄭州在落戶條件中明確，對參加城鎮社會保險的年限要求不得超過2年；江西南昌則要求有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滿2年，並按規定參加城鎮社保；福建廈門提出，進一步完善落戶政策，按照國務院有關政策要求，建立積分落戶制度；湖北武漢提出，在中心城區實行積分落戶制度，但放寬開發區、新城區區域落戶條件。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孫文凱説，各大城市密集出臺戶籍新政，是在中央戶籍改革的大框架內進行的，也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具體舉措。

2014年，國務院印發《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意見提出，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其中，城區人口300萬至500萬的城市，要適度控制落戶規模和節奏，可以對合法穩定就業的範圍等作出較嚴格的規定，也可結合本地實際，建立積分落戶制度；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的城市，則要建立完善積分落戶制度。

2016年，《關於推動1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則提出，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以具有合法穩定就業和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參加城鎮社會保險年限、連續居住年限等為主要依據，區分城市的主城區、郊區、新區等區域，分類制定落戶政策，重點解決符合條件的普通勞動者落戶問題。

專家指出，特大城市設置落戶門檻，是為了解決公共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通過積分等條件加以控制，以使城市有序發展，實現轉型。

吸引專業人才 優惠政策頻出

相對於針對一般人群的落戶門檻，各大城市對於高校畢業生可謂是“大門常打開”。為了吸引專業人才落戶，各地爭相“放大招”。

江蘇南京提出，高校畢業生可直接申請落戶；湖北武漢規定，畢業3年內無需買房即可申請落戶；山東濟南則全面放開大中專院校畢業生落戶限制；四川成都可以憑畢業證落戶；湖南長沙推行“先落戶後就業”。

對於住房等“痛點”，這些城市也紛紛推出“大禮包”。有的只要租房即可落戶，有的還為畢業生提供租房、購房補貼。

武漢將建設3605套大學生人才公寓，面向畢業3年內留在武漢創業就業的無房大學生，最長租期可達3年；南京規定，符合相關條件的高校畢業生，可申請30平方米左右的公租房或600至1000元的租賃補貼；長沙對到當地工作的高校畢業生，兩年內發放租房和生活補貼，最高每年可達1.5萬元，博士、碩士畢業生首次購房，可獲得3萬元至6萬元的購房補貼。

對於高端人才，各地同樣不吝資金支援。廈門對一流頂尖團隊給予1000萬元至1億元資助；長沙未來5年將投入百億以上資金，吸引儲備100萬人才；到杭州工作的碩士以上學歷人員和歸國留學人員，有機會獲得一次性生活補貼2萬至3萬元。

專家認為，一些地方限制一般人口增長，但是仍會大力引進專業人才，以謀求産業發展，增強經濟活力。

孫文凱説，省會城市及重要城市“搶人才”，其實是在控制人口規模的前提下，增加了某方面的權重，使得專業人才更容易落戶。

戶口並非萬能 尚需綜合施策

國家統計局發佈的統計公報顯示，2016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7.35%，比上年末提高1.25個百分點；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1.2%，比上年末提高1.3個百分點。全國農民工總量28171萬人，比上年增長1.5%。其中，外出農民工16934萬人，增長0.3%。

按照有關規劃，2020年要實現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各地區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差距比2013年縮小2個百分點以上。

孫文凱説，從一系列數據可以看出，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率與中等發達國家仍有不小的差距。國際經驗顯示，這一階段人口仍將持續向大城市流入。因此，小城市放開、大城市控制的戶口遷移政策，仍要維持相當長的時間。

儘管敞開懷抱招納英才，但各大城市的人才流入卻有些冷熱不均。新政實施後，有的城市“門庭若市”，有的城市卻“門可羅雀”。

對此，孫文凱表示，戶口不能“包治百病”，只是“錦上添花”。如果沒有優良的經濟條件，戶口的吸引力就大大降低了。尤其是對於中西部城市而言，同樣的政策，與沿海城市相比，集聚效應就消了不少。

受訪專家表示，下一步的戶籍改革，不能避重就輕，要啃硬骨頭。孫文凱認為，從戶籍改革思路來説，一定要順應經濟規律，減少大城市的人口流入壁壘。為此，應增加人口流入地區的中央轉移支付。

“隨著城鎮化的進一步發展，"投靠型"城鎮化趨勢會愈發明顯。過去是農民工進城，未來老人、孩子也會一起進城，對應的城市公共財政支出壓力也會增大。”孫文凱説，除此之外，統籌社會保障也同樣重要。

此外，城市規劃和城市管理，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城市病”，與城市規劃能力的不足關係密切。專家認為，要用合理的城市管理和規劃，解決城鎮化過程中的負面問題。

一線城市收緊 控制人口增量

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全國人才凈流入率最高的城市中，杭州、深圳、武漢、西安、蘇州名列前五。北京、上海、廣州雖名列前十，但人才流入率已低於很多二線城市。

有學者指出，人才從特大城市流向二線、三線城市，可以優化國家人才配置，促進中、小城市更好地發展。

房價高企、落戶不易，種種因素導致北京等一線城市的人才流入率放緩。今年，對於高校非京籍生源畢業生，北京依然實施戶口指標“總量封頂”，且將繼續大幅縮減。此前，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就業報告已顯示，2016年，兩校畢業生的留京率就已跌破50%。

孫文凱認為，北京給戶口指標設限，是希望通過控制“國有企業、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等國有部門的戶口指標數量，來限制人口增量。但是從實施情況來看，雖然對於調整人口規模有一定影響，但對人口總量的影響不大。

“決定人口總量的關鍵因素還是經濟規律。”孫文凱説，戶口作為一項公共福利，更多地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至於能不能就業、能掙多少錢，戶籍政策的影響不大。

孫文凱指出，雖然對限制人口增長作用不大，但是戶籍政策對於人口結構調整還是有一定影響。專業人才會因戶口留在北京；農民工等群體，即便沒有戶口，可能也不會離開；而中間層的人才，到二線城市能夠拿到戶口，生活壓力也小，就會離開北京。

專家認為，長此以往，北京等中國一線城市可能會和歐美大城市一樣，出現中間層人才不足的現象。

孫文凱説，這一現象是隨著市場規律自發形成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現有的戶口制度和戶籍改革思路，也加劇了人才分層的過程。他建議，應根據情況適時、適當調整相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