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業結構調整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核心內容，對特大城市功能變遷起著特殊而重要的作用，總結倫敦、紐約、東京等世界城市産業轉型升級的歷史軌跡，對當前北京的産業疏解調整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倫敦作為英國最早的工業中心，經歷了多次産業結構調整，其就業人口從製造業轉移到服務業，大致用了20年左右的時間（20世紀60年代-80年代）。倫敦的産業結構轉型有三個主要特徵：一是産業轉移是一個自然的進程，主要依靠市場自發力量調節，政府的引導和干預較少，這一過程遵循市場經濟的內在邏輯；二是不斷創新的優良傳統使其長期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創新的社會文化氛圍推動了倫敦金融服務業的再發展，彌補了因製造業衰退出現的經濟“真空”；三是強調世界城市的地位和作用，1994年制定的新的大倫敦戰略規劃中突出強調，要強化倫敦世界城市的地位和作用，旨在通過提高服務於國際經濟的能力確保倫敦經濟的振興和繁榮。

紐約在整個工業化進程中，從製造業明顯衰退到生産服務業佔據主導地位經歷了約10年時間（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末）。紐約産業結構演變的三個特徵為：一是産業結構演變過程跨越了重化工業發展階段，紐約依據自身的資源特點，製造業始終以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輕工業為主，基本沒有發展重化工業；二是生産服務業具有突出的國際性指向，統計表明，總部設在紐約市的跨國公司的業務活動有更強的國際性，表現為近1/2的收入來自境外資本運營的收入，佔總收入的1/3；三是非常注重發揮紐約大都市的整體優勢，金融業和生産性服務業之所以在紐約高度集聚，得益於其與周圍城市合理的功能分工和産業鏈協作關係。

東京的工業化起步較晚，但憑藉後發優勢，大大縮短了工業化各個階段的進程，重化工業發展僅持續了10年左右（20世紀50年代-60年代），且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東京始終保持了製造業中心的地位。東京的産業結構演變特徵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東京都市圈的形成到城市功能的高度集聚、大都市社會問題的緩解、産業結構的調整、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確立，政府及時干預避免了經濟社會的大幅波動；二是從1977年開始，東京的功能定位從旨在促進對外擴散的、多極的、自治的發展戰略轉變為有選擇地在東京集中全球經濟功能。

從上述三大世界城市産業結構轉型升級的經驗梳理中，我們可獲得如下啟示：

第一，科技創新始終是實現産業發展的不竭動力，“高精尖”不完全是新業態、新動能，當前網際網路、大數據、人工智慧等向傳統産業的滲透、傳統産業與高技術産業的深度融合、新技術嫁接傳統技術等，均能夠彌補陳舊産業鏈條的斷裂環節，使傳統業態重煥生機、實現“高精尖”轉型；

第二，市場機制是推動産業疏解調整的主導力量，而政府的政策引導和干預亦不可或缺，其積極作用可以有效抑制産業轉型中的經濟衰退；

第三，一個城市可以跳過重化工業階段、提前實現向後工業化階段的轉變，但這種跨越式發展模式離不開大都市圈的協調發展，以及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目標同向、功能互補、利益共用的産業合作機制的形成；

第四，産業結構的調整必須與城市空間結構的調整同步，變“單核中心”為“多核中心”，這是大都市實現轉型發展必備的空間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