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前日本外交官：中國如要徵房産稅 不該放任地方炒地價

最近一個多世紀以來，在中國為數眾多的近鄰里，恐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像日本這樣，和中國關係跌宕起伏、卻又相映相照緊密糾結在一起。

即便不談不太久遠的過去，只是最近這10來年，在諸多節點——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劇增之時、中國地産價格一次次飛漲之時，日本之於中國，總是一個隱隱約約的存在：無論中國對日情感狀態如何，理性上卻總將日本作為中國發展的鏡鑒。

其中，尤為關鍵的是一個持續至今的隱憂：中國能否避免步日本後塵，飽嘗地産泡沫破滅的苦果？在2006年、2013年、2016年，這一憂慮不時在公共輿論發酵，並贏得廣泛共鳴。

那麼，作為經濟發展“東亞模式”的開創者，經歷了從經濟追趕到泡沫破滅完整過程的日本，究竟有哪些經驗教訓？中國如此重視借鑒日本的經驗教訓，又何以隱憂久久難去？

受致力於推動中日交流合作的非盈利機構日本笹川和平財團的邀請，筆者日前赴日採訪、參觀一週，期間得以與獨立經濟學者津上俊哉就這一問題進行深入交流。

津上俊哉曾長期在日本經濟産業省工作，1996至2000年出任日本駐中國大使館經濟參贊，因而對中日兩國經濟有著深入的觀察和研究。

在採訪中，津上俊哉頻繁強調，希望中國不要犯日本在發展中曾經犯過的錯誤，但在他看來，中國雖然非常重視吸取借鑒日本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但實際上吸取的教訓很多恰恰是錯的。

中國與其重視産業政策，不如改善經濟環境

記者：關於日本經濟，中國媒體過去通常的説法是“失去的十年”，但也有講，1990年代泡沫破滅後，雖然日本經濟增長並不明顯，但通過海外投資而再造了一個“海外日本”，那麼真實的情況是怎樣的？

津上俊哉：日本企業在海外比較活躍，以前被看作是日本産業的流失；現在認為，是請這些企業到海外給日本打工、賺錢回來。日本企業可以在海外設一個公司生産産品、銷售，然後把利潤拿回來，而未必需要在日本國內生産産品再出口——這不失為一個辦法，特別是在勞動力人口快速下降的情況下；否則，在日本勉強維持製造業、利潤很低，也未必是個好的辦法。讓“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日本企業適應目前經濟環境、選擇的結果就是這樣。

記者：在日本經濟起飛過程中，通商産業省（後改為經濟産業省）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你曾在經産省工作過，對於今年中國經濟學界討論熱烈的産業政策問題，你怎麼看？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期結束之後，産業政策退出了嗎？在由追趕型經濟向創新型經濟轉變的過程中，政府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津上俊哉：在經濟發展非常幼稚的階段，是可以有産業政策的，因為課題很簡單。比如：需要電力、鋼鐵、煤炭，這時把貸款等經濟資源向煤炭、鋼鐵等特別需要的産業傾斜，有一定的道理。這個階段，産業政策還是有效的。不過，這樣的發展幼稚期經常時間很短，接下來，就是“看不見的手”來發揮作用；我並不相信政府官員能看準下一個爆發的産業會是哪一個——官僚沒有這個能力。

我在經産省的時候，負責過幾個行業，但很有意思的是，經産省特別努力發展的幾個産業，結果都是失敗的。尤其是石油和飛機製造這兩個産業，是經産省特意培育的，但都失敗了。為什麼會這樣？

就石油産業而言，因為當時是以美國為主的——當然，也有些歐洲的——行業巨頭壟斷，這個壟斷的力量很難抗拒。所以，産業政策的力度不夠——這和日本某種程度上不是完全獨立的國家、有時候需要看美國的臉色有關。特別有戰略性的石油行業，不能如電機這樣一般的産業相提並論。

就飛機製造業而言，可以看空客的例子。空客由歐洲4個國家合作，現在相當成熟了；但剛開始的10幾年，空客的赤字是百億美金級別的。因為民用飛機，像波音、空客，開發一個機型，比如波音777，訂單在500架以前，基本是赤字；超過500架之後，到六七百架，才開始盈利，之前是非常非常大的投入，日本當時負擔不起這個投入。並且，也沒有必要為了特定的一個行業投入這麼大一筆錢——還有電子、汽車等很多産業需要發展，怎麼可以都傾斜在飛機，這就不能説服國內輿論，所以産業政策的力度也不夠。還有一個問題是，日本有幾家航空生産企業，想讓他們形成空客那樣的一家企業，很難，大家都考慮自己的利益，不考慮整體合作的、國家的利益。

所以，我對産業政策的看法比較悲觀，特別是技術發展的趨勢性的方向是什麼，只能是“看不見的手”來決定。

記者：日本當時培育石油、航空産業沒有成功，現在中國這樣做，是否有可能成功，畢竟國內市場夠大？

津上俊哉：以國內市場為主，中國可以做；如果需要海外資源，像其他國際能源巨頭那樣有很多海外銷售，説心底話，中國是不會成功的。因為，海外市場，需要公信力，而國外基本是把中國的石油公司看作是政府的。

記者：既然産業政策在經濟發展告別幼稚期後起不了作用，那政府還能在經濟發展中起到什麼作用？

津上俊哉：那就是改善經濟環境：盡可能的降低稅負、改善法治環境。對企業而言，很重要的是可預測性，所以如何提高可預測性，是政府需要扮演的角色，需要做很多。但發展哪一個行業，官僚不能出面。

現在中國每制定一個引導性的産業政策，比如風電、太陽能發電，結果全都是産能過剩。所以，在很幼稚的經濟發展階段，産業政策可以做，而中國早已“畢業”了。

中國不會經歷日本那樣劇烈的地産泡沫破裂

記者：日本經濟經歷過繁榮到泡沫的完整週期，經濟高增長期結束後，往往産生很嚴重的債務問題，中國經濟高增長期的拐點已經到來，但人們擔心除了債務問題，是否還會連帶産生一些社會問題？

津上俊哉：如果社會問題主要是指“就業難”導致社會動蕩，這是中國的強迫症。中國的勞動力可以分為兩類：藍領和白領。對藍領部分而言，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期早已過去了，2007、2008年就是拐點——後來工資每年以15%、20%的速度增長，為什麼？就是勞動力供不應求，嚴重的“藍領荒”。比如，初中、高中畢業後，在製造業、第三産業就職的十幾歲的年輕“90後”勞動力，現在每年大概有1500萬、1600萬；十年前，這類年輕的“80後”勞動力，每年有2500萬！所以，新增勞動力規模現在是十年前的三分之二！再加上大學的升學率，十年前不到20%，現在是40%，那麼，做藍領的年輕人口差不多只有十年前的一半！勞動力那麼迅速的減少，還在謀求7%以上的經濟增長，對我來説，是開玩笑的。中國勞動力供給根本對應不了如此高的經濟增長目標。所以，我的判斷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期2008年左右就結束了，後來的高速增長只是人為勉強維持的——代價就是目前的高負債。

就白領而言，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畢業後有的也很難找到好的崗位，這在將來會成為比較嚴重的問題，但這個問題以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可以解決嗎？我覺得不行，解決方法肯定不是以投資為主、以高負債為主的維持7%以上的經濟增長。我聽説，中國現在的大學生不一定要找到大企業的崗位，認為與其那樣不如自己創業。所以，白領要做的事情的內容，比十年前有很大變化。

記者：除了你剛才提到的高負債問題，匯率和房地産是中國人當前比較關心的問題，日本20多年前在匯率和房地産方面經歷過很大的震蕩，在這些方面你能給我們一些什麼樣的建議？

津上俊哉：我不相信中國會經歷像日本20年前那樣劇烈的地産泡沫的破裂。為什麼？中國的土地一級市場還是個賣方市場，而且賣方只有一個：地方政府。賣方壟斷的市場，很難泡沫破裂，至多是有價無市。所以，中國的市場調整應該會是花很長時間慢慢來做。

日本的土地價格，以1992年為100，8年後的2000年是25，跌了75%！這就是日本的泡沫破裂，中國的土地市場不會經歷這麼劇烈的波動、破裂。但是，這是好消息，也是壞消息——市場調整需要很長時間，意味著中國經濟的病要治愈，需要的時間也長。而且，日本雖然從100跌倒25，很痛苦，但是這意味著調整結束了，調整結束後日本就有了“REIT市場”——以房地産投資收益做的金融産品。因為以前日本土地非常貴，不能以房地産投資收益做金融産品——成本很高，收益很低，但房地産泡沫破滅、土地價格跌下來後，房地産投資的成本跌倒一個合理的水準，就可以做這種金融産品了。所以，泡沫破裂接下來日本的金融産品非常發達，這是壞消息之後的好消息。但如果市場調整很慢，就不能期待這樣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