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之後的一個多月，在河北流轉了數千畝土地搞種植的商人老嚴發現，找他推銷土地的人忽然多了起來。

雖在農業領域闖了十多年，但一直老實種菜的老嚴很納悶，這些農地介紹人不像往常接觸的農民，而更像北京常見的房地産仲介，操著模式化推銷語言，“老闆，xx地靠近公路交通便利，地塊連片升值潛力大，現在要改革了，包您有得賺！”

“竟然還存在這麼一個群體。”老嚴最近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採訪時，感嘆這些人的 “精明”，“跟過去炒房一樣，這些人自認為看準了政策，想説服我們炒農地，或者他們自己低價入手流轉土地，再高價轉給我們，賺個差價。”

“按照《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只要取得原承包方也就是村民的同意，受讓方就可將承包方以轉包、出租方式流轉的土地實行再流轉，本意是為放活農業生産經營。”一位農業部人士告訴記者，“但如果城市工商資本涌入承包地流轉進行炒作，價格層層加碼，這會使農民得實利的改革本意被扭曲，值得警惕。”

土地買手化身“合作社”/

上述農業部人士表示，“資本炒作農地，不但擠佔農民的就業和發展空間，而且因其成本上升，容易加劇土地流轉的‘非糧化’和‘非農化’傾向”。

農村承包經營地是怎麼變成資本炒作“釣餌”呢？通過老嚴的介紹，記者接觸到了其中一位 “賣地者”。“我們的合作社趕在三中全會之前批下來了！”電話裏的“賣地者”耿燕來自北京，語調快速而乾脆。耿燕之前和她的安徽男友回到家鄉阜陽運作，成功收集到5個同村鄉親的身份證，走過常規流程，拿到了合作社的批准，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建起了“自己的”合作社。

她表示建立合作社“越早越好”，並且強調這是她和男友“自己的”合作社。“成立這個合作社是我們創業的一部分，政府越來越重視農業和土地。”她和男友堅信抓住了所謂時代變革的脈動，找到了致富捷徑。

實際上，耿燕和男友並不打算將青春真的投入這些土地。“我從沒在農村呆過，我們都不懂種地，也不打算種地，先把地佔了，以後肯定會越來越值錢的。”耿燕向記者坦言，建立合作社並不是為了開展種植或養殖，而是為了土地，“機不可失，現在越來越多人打土地的主意，再耽擱下去，農民也許會漲價，賺的就少了！”她同時急迫地詢問記者是否具備資源，是否可以幫其介紹企業去租種土地。

原來，耿燕與男友的策略是以最少的花費建立合作社，以合作社名義到北京等大城市招徠租地者，估摸出租地面積和種養殖意向後，回到本村以低廉價格預先流轉土地或使村民以土地入股成為土地股份合作社，再加價轉手租出。耿燕説，“方式很靈活，我們有合作社作門面”。合作社的招牌下，真實動機難以察覺。

老練的老嚴分析表示，這完全是“空心社空手套白狼”。在某種意義上，耿燕的做法更可稱之為“土地買手”。而這樣的買手並不止耿燕一人。

資本開始“圈地運動”

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國家庭承包經營耕地流轉面積達到2.7億畝，其中，流入工商企業的耕地面積為2800萬畝，比2009年增加115%，佔流轉總面積的10.3%。一位隨相關部委參與過地方調研的專家直言，“現在等著鑽政策空子的人很多，利用自身和農民之間的資訊不對稱，認為可以在改革中撈一筆，成立一個空殼合作社其實是挂羊頭賣狗肉，倒買倒賣囤地等漲價。”

記者在河南了解到，有合作社流轉5000多畝土地後，其中半數用來進行二次流轉，而二次流轉出的土地全部用來種植山藥、梨樹等經濟作物，種糧者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