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以北京、廣州、深圳等為代表的不少城市均在新一年用地供應指標上向工業用地傾斜，以充分保障實體經濟發展空間。

另一邊廂，受宏觀經濟面臨挑戰及疫情反覆等因素影響，國內産業園區空置率問題依然存在，這使得過去曾是工業聚集的地區在企業退出後也逐漸“空心化”。

在推動戰略性新興産業融合集群發展的大趨勢下，工業用地需要結合做好精準引導産業用地供應，並形成良性的産業化發展。

供應與空置，經濟復蘇的選擇題

國家“十四五”規劃的“完善城鎮化空間佈局”一章明確，超大特大城市要增強全球資源配置、科技創新策源、高端産業引領功能，率先形成以現代服務業為主體、先進製造業為支撐的産業結構，提升綜合能級與國際競爭力。

大中城市則充分利用綜合成本相對較低的優勢，主動承接超大特大城市産業轉移和功能疏解，夯實實體經濟發展基礎。立足特色資源和産業基礎，確立製造業差異化定位，推動製造業規模化集群化發展，因地制宜建設先進製造業基地、商貿物流中心和區域專業服務中心。

在此情況下，各地在工業用地的供應及盤活上也紛紛發力。

以2023年為例，北京計劃安排建設用地供應總量3190-3630公頃，與2022年基本持平；全市安排産業用地480-520公頃，其中研發用地90公頃、工業用地240公頃、物流用地60公頃，相較于2022年研發用地有所減少，但工業及倉儲物流類用地分別增加了10公頃、30公頃。

深圳在今年的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備計劃中，計劃完成土地整備16.4平方公里，其中産業用地4.7平方公里，較2022年提出的不少於450公頃（即4.5平方公里）任務同樣有所提高，主要目的是加強先進製造業用地保障。

與此同時，深圳還加大舊工業區升級改造力度，實施“工業上樓”行動計劃，新增高品質、低成本、定制化廠房空間2000萬平方米。加上去年以來深圳出臺的其他政策諸如“20+8”産業集群、工業“30條”等，該城市在工業製造業方面已投入了非常多的資源。

包括杭州、青島等二線城市，也通過推動存量用地改造、增量土地劃定等方式增加産業發展用地，以支援新産業新業態發展。更甚者，深圳周邊城市中山，在5月份出臺新規，對原“工改商住”申請調回工業用地的情形給予補貼，這種“商住改工”的現象一度引起各界討論。

一方面是經濟復蘇的壓力，另一方面是工業用地供應導致産業園增加，多重影響下國內産業園空置率也是難以忽略的問題。

比如上海，2022年全市産業園區總存量約954萬平方米，整體空置率升至12.8%；仲量聯行統計，今年一季度上海産業園區整體空置率繼續升至13.6%。

科技與創新，新興産業的新空間

二十大報告曾提出，推動戰略性新興産業融合集群發展，構建新一代資訊技術、人工智慧、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綠色環保等一批新的增長引擎。

國泰君安證券發佈的研報也表示，從創新引領、産業景氣、區域集群三個維度來看，我國在山東、廣東、北京、上海、 湖南、湖北、河南、福建等多個省市已形成諸多國家級戰新産業集群，呈現領跑經濟之勢。

而上述省市也基本是工業用地供應的地區，各地在土地資源要素層面向工業用地傾斜，實際上是為新興産業的重大項目落地提供相應要素保障。

在這其中，國央企正在加速佈局新興産業，成為拿地的重要組成力量。按照國資委的計劃，2023年將積極培育壯大戰略性新興産業，力爭央企戰略性新興産業佈局比重提高2個點以上。

據新華社5月25日報道，國資委將積極研究出臺支援央企戰略性新興産業發展的所有政策，並加強與相關部門溝通協調，創造有利於産業發展的良好環境。國資委還要求央企營造開放合作的良好産業生態，打造一批世界級戰略性新興産業集群。

政策加碼與央企帶頭領先作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企業信心會回升，對於地方經濟增長也會産生正面作用。對於産業園區而言，更現實的意義或許同樣在於，在一些企業退租、空置率上升後，尋求發展新興産業能為它們創造新空間。

過去幾年，一些地方已明確通過招商導入新産業以推動園區進行産業升級，在供需失衡的狀態下這成為園區的重要應變之道。園區招商普遍要求自身具備資源聚合優勢，並擁有高品質綜合服務，能提供精準化生態服務尤其能帶來加分效應，這也是行業在為之努力的方向。

面對行業新的發展環境，産業園區如何能以專業立身並謀取可持續發展？8月7日至8月10日，觀點機構將繼續在海南舉辦2023博鰲房地産論壇及系列活動，博鰲産業科技大會亦將如期舉行，這裡有眾多重量級行業嘉賓，探尋産業與科技之間蘊藏的無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