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北京‘複合’了。”張揚前不久從家鄉回到北京，他把這個城市比作和他“愛恨糾纏了多年的戀人”。作為一名自由職業者，理論上他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活，但最現實的原因是“甲方在下需求的時候，還是希望能面談”。即使作為“數字遊民”，一線城市的工作機會也顯而易見地更多。

房産仲介葛林感受到了這種變化。2022年疫情期間，找他轉租的人不少，每一個離開北京的租客好像都打定主意不再回來了。

“今年過完年以後，來租房的人就變多了，房價也漲了。”葛林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週末的一天他接了3撥兒客戶，看了20多套房子，微信步數達到35819步。在他的客戶中，很多都是從外地回來的“回籠漂”。

“回籠漂”形容那些在北上廣深和其他城市之間反覆流動的年輕人，以重返一線城市的頻次作為衡量標準，有人是二次“漂”，有人是三次甚至更多次。

智聯招聘聯合澤平宏觀發佈的《中國城市95後人才吸引力排名:2022》顯示，一二線城市95後人才凈流入佔比分別為9.1%、3.4%，遠高於總體的5.4%、0.4%。

BOSS直聘研究院院長常濛也在近日透露了一個數據，有23%的人會在逃離北上廣深15個月左右後，選擇回歸一線城市。

“北京也不會是我的歸處”

“如果説在北京的生活是拿了一張虛構的藏寶圖，那回老家的生活更像拿了一本無字天書。”抖音博主“又是老文”分享了自己從北京回到家鄉小城的感受。“在經歷過N多場互相看不順眼的面試和人才補助申領失敗之後，才發現家鄉好像並沒有想我。小城的工作似乎只剩下了幾種選擇——老師、醫生、公務員……”

在這條視頻的評論區，網友“某人”發表看法：“大城市競爭大，小城市連競爭的機會都沒有。”

2022年9月，22歲的李天被確診多囊卵巢綜合徵，病因是連續一年996的工作強度和超高的銷售業績壓力。那是她“北漂”的第一年，身體的“抗議”讓她選擇辭掉了自己本科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選擇離開北京。

從2022年9月回到家鄉開始，李天一直試圖尋找一份體面的工作，“但是小城真的是一個特別需要人脈的地方，有一些好的崗位，其實是不對外招聘的”。她打聽到，“如果想要得到一個還不錯的工作崗位，大概需要花20萬元左右疏通人脈、打點關係”。

“我家在哈爾濱附近的一個縣城裏，如果在哈爾濱找一份普通工作，月收入大概在3000元左右。”李天説，自己上一份工作收入過萬元，除去每個月6000元的生活花銷，她還能存下來近5000元。“這麼看下來，北京的職場是公平的，評價標準就是個人能力。”

“那就試試特崗教師吧。”李天的父母説，女孩子還是要找一份“穩穩噹噹”的工作。

“剛好朋友今年特崗教師上岸。”李天告訴記者，但正是這位朋友的講述讓她下定決心離開家鄉，再次回到北京。

“不想過一眼望到頭的生活。”李天的朋友告訴她，（實習）工資到手2000元，家裏邊目前已經開始安排相親了。“如果我考上了，那大概就是在附近上個班，很快結婚生子，我的人生就這樣定性了。”

李天想趁著年輕，再多看看。

“如果只是收入低，那我可以降低自己的生活標準，但是這邊的職場氛圍讓我無法接受，大家好像都是‘得過且過’。”齊思瑤2019年年底離開北京，出國留學兩年後隨男友回到了家鄉呼和浩特發展，入職了一家直播公司，“工作職責並不明確，直播運營這個崗位只有我一個人，我必須是一個‘綜合型人才’，什麼都可以幹”。

“入職時，公司並沒有和我簽署勞動合同。”齊思瑤告訴記者，“沒有繳納五險一金，工資、獎金拖兩個月是常有的事情，但不常加班確實是真的。”

“雖然忙碌的時候很少，但是閒的時候真的很焦慮，覺得自己在虛度光陰。”王心語的家鄉在中原地區，她就讀于上海的一所大學，專業是服裝設計。2022年畢業前，她拿到了兩家公司offer，一家在上海，另外一家是浙江一個小城，距離上海100公里左右。兩家公司給出了同樣的薪水——7500元。

“在上海，我租房子的租金可能都不止這麼多錢。”王心語選擇了浙江的小城，本想好好學服裝設計，攢兩年經驗跳槽。但是進入公司之後，卻被分配到了管理崗，每天和數據報表、PPT打交道，王心語覺得這可能不是自己想要的工作。

最近，王心語在豆瓣發帖，想要重新回到上海，在快節奏的工作環境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2022年8月，和男友分手後的齊思瑤毅然決然地辭職，回到北京“背水一戰”。前不久，她入職了一家上市公司，仍然從事直播運營的工作，但團隊有40人。“領導很重視我，在這裡我慢慢感受到了自己的價值。”

但是，仍然有一些時刻讓齊思瑤懷疑自己重回北京的選擇是否正確。那些時刻有——早高峰被人流推上地鐵；加班的淩晨，獨自打車回家；為擠時間不得不點外賣……

養好身體，李天背上了返京行囊。不到一個月她就找到了一份短視頻編導的工作，與本科專業相關。沒有996，業績壓力也比較小。她説：“北京總是有很多的機會，雖然收入比不上之前，但我覺得會有更大的成長空間。”

現在，李天在工作之餘運營著自己的抖音賬號，她説：“北京也不會是我的歸處，人生的下一站也許是杭州。”

經濟壓力之下，他們“回籠漂”

“回來是為了給所有幫我的人一個交代。”李均婷坦言自己重新回到北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賺錢。

2008年，20歲的李均婷和幾個同學約著一起闖北京，她從房産仲介做到凡客誠品的客服，最後進入保險行業，從地下室住到半地下室再搬進樓房，她説：“發展最快的那幾年，我是和北京一起成長的。”

10年之後的2018年夏天，P2P (網際網路金融點對點借貸平臺) 爆雷，李均婷是投資者之一。投資失敗，欠了40萬元的債。同年，她與丈夫的婚姻走到盡頭。女兒兩周歲，歸她，分得財産8.5萬元。

“離婚那天，我轉頭就進入了工作狀態。”李均婷告訴記者，在北京的這些年，她一直處於極快的生活節奏中。“北京優秀的人太多了，總是處於比較中。想換大的房子，想換更好的車，慾望拉扯著我的生活，這麼多年，從來沒有停下來過。”

接連的打擊使得李均婷陷入長期的抑鬱情緒中。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暴發，李均婷和哥哥都被隔離在了赤峰老家，兄妹倆總在一起談心。“我哥常説他心疼我，不想讓我一個人在北京拼了。”

20歲離家後，李均婷鮮少回家，自覺虧欠父母，在哥哥的勸説下決定帶著孩子回老家，“努力賺錢還債，好好照顧父母”。

“赤峰很小，生活安逸。”李均婷感受到了久違的慢節奏，“連機動車限速都和北京不一樣。”但是，回家剛剛半年她就發現“掙不到錢”。“當時我在赤峰最大的一家直播公司，給企業帶貨。”李均婷所賺的工資，只能維持她和孩子的日常生活，“別説還債了，再這麼下去可能會有新的債務”。

還是得回北京。她打算回北京的那個月，父親腦出血復發全身癱瘓，幾經糾結，李均婷決定留在家裏照顧老人，但心裏一直放不下欠的債。“我現在還欠著哥哥姐姐還有朋友們的錢，他們當時特別信任我，把信用卡借給我刷，後來出事了逾期，也特別地包容我。”李均婷説，在人生的至暗時刻，多虧了親友的幫助。

2022年年末，防疫政策轉變，父親的身體也有所好轉，李均婷重新回到北京。在前同事的引薦下，重新回到保險行業。“我現在每天挺拼的，但不再是為了自己的慾望。”李均婷説，她想早點兒還上債，也想為孩子創造更好的教育和生活條件。

“即使回北京經歷了教培行業大裁員的風波，我也沒有想過再次離開。”張珊很慶倖自己在2019年疫情開始前選擇重新回到北京，現在，她十分理解那些在小城“過不下去”的年輕人。

“當年離開北京，是因為懷孕了，看著高昂的房價，覺得自己沒辦法在北京擁有一份穩定幸福的生活。”那時候，家鄉的省會城市太原成了張珊和愛人的首選，“開發了高新區，有很多商場，也有一些藝術展和演出，覺得確實還挺不錯的。”深思熟慮之後，他們在太原訂了一套“期房”，正式安家落戶。

但是，令張珊沒想到是“生存問題”成了他們一家人遷居太原之後面臨的首要問題。“無論是創業還是上班，都滿足不了我們日常生活的開支。”張珊在太原開了一家花店，但她很快發現，就鮮花市場來説，拿到企業端的“大單”需要豐富的人脈關係，面向大眾的市場主要走的是“低價競爭”，“不需要多好看，也不需要做品牌。9個月的時間，純盈利兩萬元。”

張珊一家三口的生活成本全都係在了丈夫的收入上。“他一個月的工資大概5000元左右，在太原算很不錯的收入了。”但是，扣去每個月需要還的4400元房貸，只剩1000元的結余做日常生活費用，張珊覺得捉襟見肘。

上有老要贍養，下有小要撫養，“雖然北京生活成本大，但我們核算之後發現是有結余的”。如果再過幾年，可能工作就不好找了，經濟壓力之下，這對夫妻“回籠漂”。

2019年，賣了太原的房子，倆人帶著孩子重新回到北京，進入網際網路行業工作，如今他們的收入不僅可以滿足日常開支，買房也在計劃中了。

“或許懷念的不是上海，而是那群人”

很多人逃離一線城市的目的地並不是“家鄉”，而是某個宜居的陌生小城，但在那裏建立新的社交圈十分困難。

王心語的大多數同學都留在上海，在浙江小城唯一的熟人是和她一起入職這家公司的大學同學。“在這裡沒有建立起新的社交圈，一方面是因為小城的公司員工流動性低，大家的年齡比較大了，聊不到一起；另一方面是同事的關係和朋友、同學還不太一樣，你會覺得可能有一些是不能完全跟他們講的。”王心語總覺得這裡雖然是一家服裝公司，但包容度似乎並不強。

“我剛來這家公司的時候，有一個實習生每天都會畫一個比較濃的歐美粧容。但是我們這邊會有工藝師説她化的粧太濃，感覺非常誇張。不化的時候又會説‘我都認不出來你了’。”王心語介紹，這裡的工藝師，可能就是縫紉工出身，技術非常厲害，但是本身受的文化和時尚教育並不足，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少見多元的裝扮。

每每這時，她就會懷念上海武康路一些自發的“文化時尚活動”，“先鋒、自由且包容”，“也許這不是你的日常生活，對於時尚行業的人而言，確實可以提供一些創作的氛圍和靈感。”

也有熱心人給王心語介紹男朋友，但都不了了之。“這邊的男孩子更傾向於找本地的女孩子，人家會覺得你總是要離開的，有太多不穩定的因素。”王心語説，她的父母倒是希望她能找一個外地男朋友，這樣兩個人如果有更好的機會就可以沒有後顧之憂地離開。

王心語總是想重新回到上海，大學的時候，她最喜歡和同學從學校騎共用單車到黃浦江邊，邊吹風，邊聊天，邊散步，也喜歡和朋友們逛上海稀奇古怪的市集長見識。

“或許懷念的不是上海，而是那群人。”她説。

讓張珊印象深刻的是，“在太原，我很難融入‘小區社交圈’。”她常常覺得自己和周邊人群的育兒理念格格不入。

回到北京之後，張珊夫妻找回了自己固定的社交圈，“大家時常出去玩一玩，也會一起商量著去幹點什麼，不管最後是否可行，朋友們總會討論並提出建議，也會分享一些自己的見聞。”這是在太原很少有的體驗：“因為在太原我們認識的人會比較少，大家的方向其實也比較明顯，生活比較安逸，沒有什麼明顯的慾望一起做點事情。”

在齊思瑤看來，從呼和浩特再次回到北京，自己重新擁有了社交興趣和能力。“一線城市的人口基數大，意味著遇到有趣的人的可能性就會變大。”“回籠漂”後，齊思瑤有了更多的興趣交新朋友，“和朋友聊天本身就是輸入的過程”。

在北上廣深，交朋友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種。

張揚在朋友們的眼中是不折不扣的文藝青年，他在北京的朋友圈大多通過展覽、話劇、電影和講座建立。

“2020年之前，北大還沒有封閉管理，我經常去蹭戴錦華老師的課，當時就認識了一些‘摯交’。”張揚説。

2021年秋天，他和朋友合夥開的酒吧倒閉了。同年11月，退了租，坐了16個小時的綠皮火車，回到包頭。淩晨5:11到達，下車之後想吃個早餐，卻發現大多數早餐攤都沒營業。

他在朋友圈寫道：“想必未來每一個饑餓的淩晨都會無比想念深夜兩點出攤的北京早餐和30分鐘可送達的外賣小哥。”

回家前，他帶著下載了數千部電影的機械硬碟，買了手衝咖啡裝備和投影儀，企圖用一種“淺薄無聊但體面的”生活方式對抗小城“幾乎空白的”文化生活。回家之後，張揚成了一名撰稿人。“不止影評，什麼活都接。”

在包頭，他也曾試著融入初高中同學的社交圈，但張揚遺憾地發現：“由於彼此的生活經歷不同，和同學回憶完青春之後，便難再有共同語言。”他説：“最長的一次25天沒有出門。”

“説實話頭一次北漂會有一種恐懼，這個地方會使我産生不自信感，大家都太優秀了，我總覺得自己可能沒有能力在這裡紮根。”張珊説。

“北京一直都是這樣，競爭強，壓力大，節奏快；但再回來，總得明確地圖點兒什麼，可能是物質享受，可能是醫療資源，也可能是精神需求。”張揚説。

“除了收入這方面，我覺得最大的一點還是機會比較多，因為説實話每個人都會面臨中年危機，在一線城市，解決各類危機的機會肯定會多一些，教育資源更有保障。”張珊並不後悔自己重回北京的選擇。

“如果想‘回籠漂’，可能要趁早打算，即使在一線城市，女性在職場上也並不佔優勢，年齡越大越吃虧。”23歲的王心語已經開始有35歲危機，除了上海之外，杭州等新一線城市是她的“備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