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垃圾分類“關鍵小事”之難

來源:四川日報 2019-12-25 16:15:47

日前,省政府辦公廳印發《四川省生活垃圾分類和處置工作方案》,明確到2025年,省內地級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類處理系統,縣級城市、鄉鎮和農村生活垃圾分類工作取得成效,生活垃圾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水準顯著提高。這意味著,四川正在逐步邁入垃圾分類的“強制時代”。垃圾分類是一件事關民生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小事”,涉及行業多、鏈條長、人群廣,面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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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認識之“難”:垃圾分類是每個人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垃圾分類是對垃圾的精細化、全過程、主動式管理,會從末端對上游的生産和消費環節産生倒逼重整作用

●垃圾分類,知易行難,它意味著一個人習慣和行為的改變

●垃圾分類能夠讓人民群眾、社會組織和企業從“旁觀者”變為“建設者”,從“批評者”變為“監督者”

●立法傳遞出一個信號,垃圾分類是每個人應盡的責任和義務,而非可做可不做的小事

四川日報:從今年7月上海開啟生活垃圾強制分類開始,全國已有多個省市將垃圾分類提到了城市管理的首要位置。公眾認為垃圾分類是為了保護環境,除此之外,您認為垃圾分類對經濟和社會發展還有哪些意義?

劉建國:(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固體廢物控制與資源化教研所所長):垃圾分類是一項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社會治理工作,意義重大。第一,垃圾分類有利於打造共建共治共用的社會治理格局,它是一個加強基層社會治理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抓手,離不開政府、居民、企業、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利益相關方的自我及相互管理、服務、教育、監督,有利於形成垃圾分類人人參與、人人盡責的良好局面。

第二,垃圾分類是經濟高品質發展的必然要求。垃圾分類是對垃圾的精細化、全過程、主動式管理,會從末端對上游的生産和消費環節産生倒逼重整作用,引導綠色生産、綠色生活,實現産業結構優化和轉型升級,從而促進經濟高品質發展。

第三,垃圾分類有助於緩解“鄰避效應”。過去垃圾分類和處理,主要是政府唱“獨角戲”,人民群眾、社會組織和企業並沒有充分參與。垃圾分類能夠讓人民群眾、社會組織和企業從“旁觀者”變為“建設者”,從“批評者”變為“監督者”,在政府與民眾、企業與民眾之間建立互信,從而化解垃圾處理設施的“鄰避效應”。

四川日報:垃圾分類已形成社會共識,但人們還缺乏常識。四川省統計局民調中心問卷調查顯示,51.3%的受訪居民知曉生活垃圾需要“四分類”,但對具體分類的總體辨識準確率僅為1.4%。

劉建國:垃圾分類這項工作的關鍵,不在於垃圾到底應該怎麼分,而在於人們以怎樣的態度對待垃圾分類。通過長時間的科普和宣傳,社會對垃圾分類不缺意識,也不缺知識。但垃圾分類是一件知易行難的事情,它意味著個人習慣和行為的改變,不是只靠一次兩次的行動就可以實現,而需要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身體力行,才能將過去不分類的不良習慣扭轉過來,所以難度很大。

我們在一些地方調研中發現,知識水準高、收入水準高的群體,垃圾分類似乎還做得比較差。這些人表現為,有意識,有知識,但具體的實踐和行動偏弱。看起來,這些人對於垃圾分類的物質獎勵不敏感,可能是較高的時間成本讓他們不願意在垃圾分類上投入過多的時間。現在,獲取知識的渠道很多,也很便捷,比如通過手機,動動手,就能夠查詢到相應的垃圾分類知識,所以,缺乏相關知識不應該成為有的人拒絕參加垃圾分類的理由和藉口。

四川日報:全國各地正在積極推行垃圾分類立法工作,是否能夠改變對垃圾分類重視程度不夠的現狀?

劉建國:改變觀念,的確需要強有力的法律保障。垃圾分類是一項細緻入微的社會治理工作,其成效高低和進度快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治理的法治化水準。立法的目的,除了能夠對垃圾分類的違規行為起到規範和威懾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夠向公眾傳遞一個信號,垃圾分類是每個人應盡的責任和義務,而並非一件可做可不做的小事。

有人擔心,立法容易執法難,是因為如果法律中相關規定不合理、監督取證困難,或者不具備可操作性而導致出現“法不責眾”的現象,法律就會變成“紙老虎”,喪失法律應有的嚴肅性、權威性。我認為這種擔心大可不必。以北京為例。近日剛剛通過修訂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在修訂前做了大範圍的調研,市、區、鄉鎮三級人大代表都參與了調研,廣泛徵求了市民、社區工作者、物業管理者以及有關單位的意見,將産生垃圾的單位和個人的分類投放責任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體現了國際社會固體廢物治理中“産生者負責”的基本原則,有助於公眾改變垃圾分類是“額外付出”而非“法定責任”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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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環節之“難”:一頭一尾需相向而行

●垃圾分類投放、收集、運輸、處理“四環節”中,最難的是“投放”與“處理”

●頭尾問題不解決,前後端會相互指責,前端公眾以“前分後混”為由拒絕分類,後端則因分類不到位難以為繼

●要加快建設垃圾分類處理設施,量力而行,不追求垃圾分類的一步到位,不斷磨合改進,逐步提升要求

●因地制宜,由易到難,由簡到繁推動垃圾分類,分類標準無須整齊劃一

四川日報:垃圾處理主要經歷投放、收集、運輸、處理四個環節。四個環節中,最核心最重要的是哪一環?

劉建國:就目前國內的情況來説,矛盾主要集中在垃圾分類的“一頭一尾”,即垃圾的分類投放和分類處理。收集和運輸環節,其實沒有太多矛盾。

國內大部分地級市處於垃圾分類的起步階段,這些地方的垃圾處理難點,主要是後端制約前端。後端分類處理的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不充足,即使垃圾在前端已分好類,也採取了分類運輸,也只能進入填埋場,“前分後混”自然難以避免。

在垃圾分類先行先試的46個重點城市中,有部分正在從起步向發展階段過渡。這些城市已有一些基本的分類處理設施,但前端分類投放的參與率和準確率不夠高,導致分類收集的經濟和社會成本過高,已有的分類處理設備無法正常運轉。

頭尾的問題不解決,前後端就會相互指責,前端的公眾以後端沒有處理能力,運輸和處理中的“前分後混”為由,拒絕分類;後端則因分類的低準確度和參與度,無法産生足夠效益驅動發展。

四川日報:怎樣才能達到前後端通暢銜接的成熟階段?

劉建國:處於起步階段的城市,要加快建設垃圾分類處理設施,可以適度超前。過去的垃圾分類工作之所以成效不大,就是因為垃圾分類處理設施存在短板,高標準的焚燒發電、規範化的回收利用與全鏈條的生物處理能力不足、結構欠優。此外,針對居民分類意識薄弱的問題,可以採取大類粗分的方式,先動員公眾參與分類,再根據分類處理設施的建設和完善逐步細化分類的標準和要求。

處於過渡階段的城市,應當注重兩端發力,相向而行。一方面,要進一步優化已建成的處理設施的結構,提高處理能力;另一方面,前端投放環節量力而行,不追求垃圾分類的一步到位,應不斷磨合改進,逐步提升要求。否則會損害社會互信,容易陷入居民以企業“前分後混”為理由不參與分類,垃圾運輸、處理的企業以居民“參與率低、準確性差”為理由不分類收運的死迴圈。

對居民來説,要堅持履行自己的責任,持續做好源頭上的分類投放。目前出臺的法律法規針對收集、運輸、處理環節的處罰力度很大。因為相較于居民投放行為來説,企業更易於監管,執法成本也相對較低。我們千萬不能以別人的錯誤為藉口拒絕垃圾分類。

四川日報:推動垃圾分類應該從易到難,逐步細化?標準是否需要統一?

劉建國:分類的確應該由易到難,由簡到繁地去推動。但是,標準卻不一定要完全統一,目前住建部出臺的標準,是一個推薦性的標準,並沒有要求各地強制執行。世界上很多國家,垃圾分類並無整齊劃一的分類標準。日本的垃圾分類做得很好,但東京市各區之間,垃圾分類標準和方法也不盡相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垃圾分類要遵循以法治為基礎、政府推動、全民參與、城鄉統籌、因地制宜五個原則。“因地制宜”的意思,就是各地要結合自己所處的發展階段、政府支援力度和垃圾處理能力等因素,規劃設計適合推行的垃圾分類系統,一步一步去提高垃圾分類的準確率。如果一下子將標準定得過高,不僅無法實現,成本上也不划算。我國部分垃圾分類先行城市在過去多年的探索實踐中,已初步形成了一些符合城市定位與特點的方式方法,應該在揚棄的基礎上,鞏固成果、補齊短板、形成鏈條、構建體系,樹立不同自然社會經濟條件城市垃圾分類的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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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市場化之“難”:厘清各方責任切忌急功近利

●垃圾分類需要的是合理市場化,就是必須在促進居民履行源頭分類投放責任的前提下進行

●招標引來的企業在社區進行垃圾分揀和投放,準確率和成功率看似提高,卻背離了垃圾分類“全民參與”的原則和初衷

●建立垃圾分類的長久機制,要遵循“産生者負責,污染者付費”的原則,由居民和政府分擔分類成本,企業提供服務

●垃圾分類試點猶如“孤島”,投放、收集、運輸到回收,都需配備專門人力物力,不能形成規模效應,成本較高

四川日報:您一直強調垃圾分類鏈條上不同利益相關方責任的界定與履行,界定責任是否是垃圾分類實現常態化、制度化的關鍵?

劉建國:垃圾分類要長期持續,各方的利益和責任就必須具有清晰的邊界。這項工作一直以來存在一個誤區,就是一些地方想僅僅通過市場化的手段來推動垃圾分類。市場化確實是促進垃圾分類的有效機制,不僅有助於加快分類進度,降低分類成本,也便於監管考核。但垃圾分類需要的是合理市場化,就是必須在促進居民履行源頭分類投放責任的前提下進行,企業的責任範圍應限于收集、運輸、處理環節。現在,不少地方政府通過招投標引入企業,在社區進行垃圾分類的分揀和投放。短期看的確能夠提高分類的準確率和成功率,但卻背離了垃圾分類“全民參與”的原則和初衷。

企業越俎代庖,讓垃圾分類容易變成“政府出錢,居民旁觀,企業分類,交差了事”,使居民在投放環節産生依賴,認為垃圾分類可以與自己無關,這無助於垃圾分類習慣的養成,也會讓政府背上沉重包袱,不利於實現基層社會治理和城市精細化管理。

建立垃圾分類的長久機制,應該要遵循“産生者負責,污染者付費”的原則,由居民和政府分擔分類成本,企業參與提供第三方服務。需要明確的是,第三方服務絕不能是企業代替居民做分類,而是企業通過提供諮詢服務和資訊化的技術手段,對居民進行教育、宣傳和引導,讓居民明白垃圾怎麼分,分類後的垃圾去了哪。政府不能急功近利,速度慢一點沒關係,但不能走到錯誤的道路上去,路徑選擇錯誤,走得越快,離我們的目標就越遠。

四川日報:産生這樣的誤區,原因是什麼?

劉建國:出現誤區,一個重要因素是部分地區將垃圾分類視為一種技術門檻很低的工作,只看到局部,沒看到整體,只看到了“鏈條”上的一環,卻忽視了整個産業鏈。垃圾分類工作是一項複雜艱巨的系統性工程,垃圾分類“鏈條”、“系統”、“體系”的構建絕非一日之功,需要有科學的制度設計和持續努力,將分類的短期目標、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結合起來,才能確保垃圾分類“鏈條”環環相扣,進而持續長久地運作下去。

四川日報:成都年內將確定22個建制街道,整體推進生活垃圾分類。

劉建國:成都提出22個區(市)縣將各確定1個建制街道片區整體推進生活垃圾分類,其實就是試點,過去其他城市也有類似的做法。

垃圾分類試點,主要是由於後端的垃圾處理能力不足,制約了全面推行分類的進度。試點的好處在於,城市能夠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建設和提升垃圾分類的各種能力,不斷擴大試點範圍,直到全面推行。這是我之前提到的“兩端發力,相向而行”的積極嘗試,但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進行垃圾分類試點的街道就像個“孤島”,投放、收集、運輸和回收各環節,都需要專門配備人力物力。有限的垃圾不能形成規模效應,成本較高。另一方面,非試點區域內的居民往往會對分類工作不夠重視,久而久之,“負向情緒”會讓已經積累的成果不斷衰減。因此,成都垃圾分類不宜長時間停留在試點階段,一旦後端處理能力完善,時機成熟,就應當迅速向全市範圍內推廣。

對四川,尤其是成都,我希望能夠形成垃圾分類的“成都特色”,做出自己的特色。現階段的垃圾分類工作,大多聚焦于城市,較少關注農村。城鄉統籌是目前垃圾分類工作落實較弱的環節。成都是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在城鄉統籌、融合和均衡發展等領域走在全國前列,應在統籌城鄉垃圾分類方面多下功夫。比如,探索建立城鄉一體的生活垃圾統籌管理制度,讓城市的生活垃圾,尤其是廚余垃圾能夠利用鄉村的空間和設施,得到妥善的利用;而農村産生的垃圾,如大量的包裝垃圾、廢舊衣服等,直接進入城市的再生資源回收利用服務中心和處理設施進行處理,從而減少設施的重復建設,提升處理效率。

 

把脈

垃圾分類企業如何可持續發展?

找準定位

與消費類企業合作


成都奧北環保科技有限公司通過微信小程式、網站和投放點,連接居民、社區、物流體系和回收再生系統,從而降低垃圾的整體回收成本,讓可回收物得到規範專業回收,並進入再生迴圈體系産生銷售收入。截至2019年5月,奧北環保在北京、成都、西安累計發展35499名個人會員、243個機構會員,其中14863名完成實名微信認證付費購買服務,並開始持續分類投放,包括一些集體用戶。奧北環保創始人、董事長汪劍超向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請教,作為致力於垃圾分類的企業,奧北環保如何在幫助社區和居民構建完備分類秩序,傳遞分類知識和思維的過程中,實現可持續的良性發展?

劉建國認為,對企業來説,垃圾分類領域有很多機會,關鍵是企業要找準定位。市場化的手段不能用在投放環節,讓企業去代替居民做投放。投放是個人的工作,不是企業的。奧北環保作為一家創業公司,通過規範的管理和資訊化技術手段的應用,吸引居民主動參與到垃圾分類,尤其是投放環節,十分重要,也很有意義。但企業需要思考如何通過垃圾分類回收生存並最終實現盈利。像奧北這樣,初期通過廢品回收的形式實現企業發展是必要的,但只是一種過渡,因為垃圾本身不是資源,而是污染物。企業回收轉運居民産生的垃圾,不應該向居民支付報酬。劉建國認為,支付報酬,就和過去走街串巷收舊貨賺取差價的廢品回收模式一樣,甚至會變相鼓勵人們製造更多垃圾,導致利益分配錯位。

劉建國認為,從長遠看,奧北環保應當從生産者責任延伸制度的角度出發,借鑒發達國家經驗,與諸如飲料、礦泉水、快遞、酒類等具備較好實施條件的行業企業合作,對企業所産生的垃圾和廢舊物進行回收利用或處理處置。只有這樣,才能讓企業真正實現盈利,走上可持續的良性發展道路。

(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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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垃圾分類“關鍵小事”之難
來源:四川日報2019-12-25 16:15:47
日前,省政府辦公廳印發《四川省生活垃圾分類和處置工作方案》,明確到2025年,省內地級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類處理系統,縣級城市、鄉鎮和農村生活垃圾分類工作取得成效,生活垃圾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水準顯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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