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應邀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題為《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演講》，指出當前世界正處於金融危機陰雲不散，各種風險與挑戰層出不窮的時代，提出國際社會要共同推動建立更加合理的國際新秩序。
實際上，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如何改革既有不合理的國際秩序已成為各國普遍關心的課題，圍繞世界與國際秩序走向的討論正不斷走向深入。金融危機爆發後第一次大討論發生在危機爆發前後，當時的主題的是探討北京奧運、俄格衝突等所反映出的新興大國崛起于歐亞地緣格局變化。第二次發生在2011年至2012年期間，其特點是討論由“歐債危機”等重大事件所凸顯出的治理危機。第三次則從2014年延宕至今，其特點是以聯合國成立70週年、一戰百年等為契機，國際社會就美歐等主要大國內外戰略調整、烏克蘭危機、“伊斯蘭國”異軍突起等事件所折射的現行國際秩序的深層矛盾展開討論。
總體看，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社會圍繞世界向何處去的討論正呈現出三大趨向：一是影響與波及面日漸擴大，參與者由以往的美歐俄等一些大國拓展到廣大中小國家。二是討論不斷深入，焦點日益指向國際秩序變革本身。從以往關注地緣格局變化、相關國家治理困境等局部問題，到直指現行秩序存在結構性矛盾，是導致世界動蕩的根源。三是各國開始普遍認為，變革已成為世界大勢所趨，世界正進入大調整、大動蕩的時期。
從目前看，各國在本輪大討論中的訴求和認知明顯分化，心態也更趨複雜。從美國來看，由於其長期自視為現行國際秩序的領導者，面對世界變革，其戰略焦慮感與危機感加劇，心態也更加保守、強硬。如前美國務卿基辛格就曾在美參院聽證會發表談話時承認，隨著金融後續效應不斷發酵，美自冷戰後“還從未面對過如此多的危機”，舊秩序正在危機，“新的穩定尚難建立”，形勢變化“令人畏縮”。而另一個重要的發達經濟體歐盟內部則出現明顯分化。面對世界形勢變化，一些英國人擔心變革可能會削弱其大國地位，對歐洲一體化等問題轉趨負面，成為導致英國“脫歐”的重要原因。德國雖擔憂世界調整可能造成的衝擊，但也將其視為提升國際影響力的契機。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曾撰文指出，歐盟與世界都面臨國際秩序的深刻變化，唯有團結才能共同應對，而德國恰好可以在其中發揮更大作用。而法國則因為面臨經濟低迷、社會動蕩加劇等內部挑戰，在國際問題上更趨內向，參與全球事務的意願也有所降低。
相比之下，面對西方國家制裁與孤立的俄羅斯則採取了相對強勢的態度。包括普京在內的不少俄政要，多次批評美國是搞亂國際秩序的重要原因，並積極推動構建俄羅斯主導下的地區和國際秩序，力圖以歐亞經濟聯盟、金磚國家和上合組織等為依託，對衝西方國家的孤立。日本則試圖借機推進自身的大國化，加緊修改和平憲法與美日安保合作指針。與此同時，廣大中小發展中國家既希望改變邊緣化的處境，又擔心淪為世界與國際秩序調整的犧牲品。如阿盟前駐華大使薩基特就曾指出，儘管當前國際的秩序已不能反映國際社會特別是發展中的訴求，但國際秩序加速調整與大國博弈也加劇了小國所面臨的種種困境。
中國作為快速崛起的新興大國，自然而然在本次討論中佔有重要地位。如何看待中國未來向何處去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整體上看，當前國際秩序的深刻調整，以及各國對此的討論，從一個側面折射出現行國際秩序已越來越難以適應世界的發展變化。各種由秩序失靈、治理缺位所導致的系統性風險也愈加突出。在此情況下，未來中國政府所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體等理念勢必在引領世界及國際秩序變革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