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和總結過去的2016年經濟運作情況，“企業稅負”恐怕可以説是年度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從官方而言，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都專門對“降低宏觀稅負”做了安排。國務院常務會議更是多次部署落實“減稅降費”的事宜。在前不久的座談會上，李克強總理更是明確要求“今年要在降低收費等非稅負擔方面讓企業有切身感受”。
從學界而言，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通過調研，拋出了“死亡稅率”之説，贏得不少擁躉者，其中不乏許小年等著名經濟學家；而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高培勇、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李萬甫等人則在承認企業負擔偏重的前提下，認為我國宏觀稅負並不高，“死亡稅率”説法太片面。
從企業界而言，幾乎是一片倒地説企業稅負實在太重了，大喊“稅負痛苦感”太高了。去年12月份，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爆出計劃花10億美金去美國建廠，並指中國製造業的綜合稅負是最高的，引發了巨大衝擊波，不僅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等部委紛紛回應，甚至還引起李克強總理的關注和回應。2016年12月底，娃哈哈老大宗慶後接受浙江衛視《大牌對大牌》欄目採訪時也説“中國稅負確實太高了”，兩個著名企業家的發言將“企業稅負”的熱點話題推向了全年的最高峰，甚至引發中國製造業大企業外遷的擔憂。
與此同時，2016年是政府減稅的力度最大的一年，例如全面實施“營改增”、小微企業免征範圍擴大、允許企業追溯過去3年應扣未扣的研發費用予以加計扣除、節水及環境保護專用設備企業所得稅優惠、取消減免一批政府性基金、擴大18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免征範圍等等，僅“營改增”一項減稅金額就達到5000億。
但為什麼，製造業等企業的“稅負痛苦感”反而上升了呢？並由此使得“企業稅負”成了2016年最熱點問題了呢？
首先應該承認，“稅負痛苦感”上升並不是企業“無病呻吟”。有不少中小企業、甚至大型勞動密集型企業掙紮在“死亡線上”、甚至倒閉也是不爭的事實，雖然説稅負不是主要致因，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稅負不會成為中小企業的“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各種爭論中，分歧點主要是在我國宏觀稅負是否比美國等國家高，但就企業稅負尤其是製造業等實體經濟稅負而言，中國是高於美國等國家是一個各方共識。這是因為我國主要對企業徵稅，而美國則以家庭、個人繳稅為主，企業繳稅為輔。同樣，我國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美國等發達國家第三産業服務業貢獻了大部分稅收和就業崗位。
當然，這個並不能完全解釋為什麼2016年“稅負痛苦感”反而上升，因為之前也都是這種稅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解釋説，在不同時期，企業感受到的稅負壓力有所不同。處在經濟上升階段時，企業的産能利用率高、利潤豐厚，承受稅負的能力就強。在經濟下行時期，企業面臨産能過剩、勞動力成本提高、附加值降低、利潤變薄等諸多困難，承受稅負的能力自然隨之下降。
筆者認為，這個解釋應該是客觀的，也能很好地解釋我國當前絕大部分企業真實現狀。政府在真金白銀地為企業減稅降費，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以娃哈哈為例，宗慶後反應繳納500多種費的問題，近日財政部、國家發改委經過調查核實後，不少繳費項目已經被停止。雖然2016年尚無繳費的全年數據，但按照宗慶後在電視中講2016年1-11月繳費是4000多萬，而2015年是7412.07萬元，就項目和金額而言，都有很大幅度的減少，即便説2016年的費用仍有不合理的空間，但也足以證明政府2016年是真金白銀在為企業減稅降費。
2016年企業“納稅痛苦感”依然上升，劉尚希還給出了一個比較符合情理的解釋。他認為，這是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減稅的幅度比不上一些企業盈利下降的幅度，因而顯得稅負重了。也許減稅措施落地過程中還受制于體制機制的障礙而被打了折扣。
李克強總理1月13日主持召開的座談會上，受邀出席的4位企業家，3位都被總理問到了“企業稅費負擔”的相關問題，並表示2017年通過政府過緊日子來為企業減稅降費騰出空間。更大的亮點是，李克強總理直接將2017年減稅降費的重點落到“讓企業有切身感受”這一點上。換句話來説，減稅降費不僅要在宏觀的大數字上體現，更要著力降低企業的“納稅痛苦感”。
稅負只是企業負擔的一部分，稅負問題也只是中國亟需深化改革的一個側面。制度性交易成本才是企業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李克強總理要求繼續深化“放管服”改革，抓緊制定實施和逐步完善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切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今後一個更為重要降低企業負擔的途徑。然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遠比減稅降費龐雜，這恐怕是2017年裏與減稅降費同等重要、同等迫切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