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溫度連續12個月創紀錄背後 為什麼高溫死亡難統計？

【全球溫度連續12個月創紀錄背後】六年前的那個夏天，綿陽的空氣特別悶熱。羅瀟和父親羅平最後一次的交流是在電話裏，父親對她説，自己打算回家做工，工地就在羅瀟租的房子對面，離家打工10年後，終於可以回家了。

對於羅平來説，回家是件難得的事。2008年汶川地震，羅家剛好在重災區邊緣，震後重建花光了存款和補貼，還欠了些外債。此後十年裏，他一直在青海、雲南兩地做建築工人，為了省錢，即便是要坐好幾天才能回家的慢速火車，也只有過年才舍得。

如今一家人終於有機會重新一起生活，電話裏雖然見不著面，但兩人都很高興。羅瀟記得：“我爸説，之後如果幹完活太晚太累不想回去，我就住在你那兒吧，等我落實下來，過幾天就搬過去，我説沒問題。”

然而新的生活剛剛開始就戛然而止。回來工作的第三天傍晚，忙了一天的羅平正收拾工具準備下班，突然暈倒在地。工友們趕緊把他送到醫院急救，接診後測體溫達41攝氏度。當羅瀟接到電話趕去時，父親已在ICU裏陷入深度昏迷，身上放了20多瓶冰凍礦泉水物理降溫。

醫生告訴羅瀟，初步診斷結果為熱射病，即重症中暑。她的第一反應是“應該不會要命”，還安慰情緒崩潰的母親：“沒事兒，人已經在醫院了，讓醫生治療就好了”。

沒有想到，經6天搶救，做了兩次手術，為了幫助散熱，醫生還取下了羅平的一小塊頭骨，但他最終還是去世了。《司法鑒定意見書》裏這樣描述：“符合熱射病並腦挫裂傷出血梗死，（繼發大葉性肺炎）致急性呼吸迴圈功能障礙死亡”。羅瀟説不了這麼多專業術語，她只知道，父親死於無法調節的身體高溫。

高溫是最致命的極端天氣。人類排放溫室氣體導致全球變暖加劇，截至2023年，地球平均溫度已經比工業化前水準上升了1.2攝氏度。截至今年6月，全球平均氣溫已連續12個月比工業化前高出1.5攝氏度，創下有記錄以來的高溫紀錄。

近年來，全球範圍內可感知的高溫天數和熱度都在增加，然而人們對於高溫的危害認識卻始終像是“溫水煮青蛙”般不溫不火。在一個個看似孤立的悲劇背後，高溫致死問題的嚴重性被大大低估。而要破解這一切，首先要從一個關鍵的問題開始：究竟有多少人被高溫殺死？

被忽視的高溫殺手

羅平1967年生，事發時剛過50歲，平時沒什麼不良嗜好，身體也不錯。他沒有中過暑，沒有高血壓等慢性病，除了2012年得過一次胃潰瘍外沒有其他疾病史；他很少喝酒抽煙，偶爾工作累了，也僅小酌一杯。

出事前幾天，他還沒有搬到女兒的出租屋裏，每天晚上都回家。前一天妻子見到他時一切如常，“看上去挺精神的”；每天一起上下班的工友也沒發覺異樣，這讓事故的到來顯得猝不及防。

事發當天，當地的最高氣溫是32.9攝氏度，待在有蔭蔽的地方並非難以忍受；但羅平當天恰好在3米多深的基坑中，四週用混凝土板支護，太陽光無遮擋地直射下來，手邊的木製模型都開始發燙。此時，空氣不流通加上熱量積聚，坑中的體感溫度比外頭高出不少。

當環境溫度超過30攝氏度，尤其是在高濕度條件下，人體的散熱功能會開始弱化；當熱指數（綜合溫度和濕度）達到或超過37.8攝氏度時，戶外工作或運動的健康風險顯著增加。而多數戶外工作者很難像一般的高溫避險建議裏説的那樣，“待在室內，保持通風，減少體力消耗”——工作環境與生計需求並沒有給他們提供太多選擇。

事實是，同樣面對高溫天氣，不同群體的處境是不相同甚至不平等的。印度可持續未來合作組織研究員巴爾加夫·克裏希娜（Bhargav Krishna）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除了職業之外，年齡、既有健康狀況、是否懷孕、住房條件等都決定著個體面對高溫時的脆弱性。“老年人、孕婦面臨的風險更大；非正規住宅通常沒有足夠的應對機制，無論是通風、降溫設備，還是供水和醫療條件。”她説。

與羅平相似的悲劇每一年都在發生。2022年7月14日，在浙江余姚最熱的時候，裝卸工人張公前在12平米、沒有空調的出租屋裏去世，前幾天他便出現了中暑症狀，“熱得難受”，但因請假要扣工資，便頂著40攝氏度的高溫又加了兩天班。

2023年7月2日，48歲的導遊龔賀帶著研學團的孩子們逛完頤和園後，在前往下一站的大巴上昏迷，送院搶救時他的體溫升到42攝氏度，距離他出現不適已經過去了兩三個小時，醫生判斷“送來晚了”，他最終死於熱射病。

清華大學萬科公共衛生與健康學院黃存瑞研究發現，中國的熱浪相關死亡人數具有快速增長、非線性和極端性的時間演變特徵。過去40年間，熱浪歸因死亡負擔增加了四倍，從1980年代的3679人上升到2010年代的15500人。另外，2010年代的歸因死亡人數增速相較于1980-2009年又加快了2.8倍。近年來，其極端性愈加顯著，2013、2017、2019年歸因死亡人數均超過2萬人。

不僅在中國，全球各地因為高溫死亡的悲劇也在不斷發生。據《衛報》報道，截至2024年7月，美國亞利桑那州馬利科帕縣法醫報告的高溫死亡人數為175人，比去年同期增加84%。

在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印度，2024年有記錄以來最長的極端高溫給當地的公共健康造成了嚴重影響。據印度衛生部數據，印度各地長達數月的熱浪已造成100多人死亡；

儘管高溫對我們的生活影響越來越大，然而大多數人仍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高溫導致死亡的人數被遠遠低估了。據世衛組織估計，2000-2019年間，全球每年有49萬人死於高溫。但由於許多複雜的原因，許多高溫死亡並沒有被計入官方數字，實際數字可能遠遠不止於此。

為什麼高溫死亡難統計？

羅平因高溫引發的熱射病去世。這在大多數人看來是個小概率事件，但事實是，高溫的威脅始終存在，只不過時常被忽視。

《全球柳葉刀人群健康與氣候變化倒計時報告2023》（下稱《全球報告》）顯示，2018-2022年，全球人類平均每年經歷86天對健康造成威脅的高溫天氣，其中有60%的發生概率因人類活動引起的氣候變化而提高。

根據美國疾控中心（CDC）的數據，美國平均每年因高溫死亡的人數在702例左右，近年來，由於氣候變化導致的極端高溫事件增多，這一數字有上升趨勢。2023年，美國有2300多例死亡證明中提到了高溫的影響，但佐治亞理工學院城市與區域規劃學院教授布萊恩·斯通（Brian Stone）認為，這一結果仍然是被低估的。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統計指標的分類變化。根據美國環境保護局的計算，1999-2014年，高溫作為“根本原因”而導致死亡的人數每年僅有約600人，如果考慮高溫作為“促成因素”，死亡人數則顯著提升，在某些年份甚至翻了一番。

斯通告訴澎湃新聞：“考慮到所有因素的統計數據，美國每年與高溫有關的死亡病例實際接近12000例。”

在兩類數據的巨大差距之間，是死亡記錄的分類標準不統一、死亡證明的填寫和審核不可控以及數據收集和報告系統不完善等重要因素帶來的障礙。不同國家、地區、統計主體對高溫死亡的分類標準不同，有關指標可能也會隨時間修正和調整。許多國家至今仍沒有“高溫致死”這一統計類別。

羅平去世後，羅瀟在律師的建議下給遺體做了司法鑒定，確認其符合熱射病死亡。但在其他很多情況中，高溫僅作為一種外部因素隱于直接病因背後。

高溫死亡歸因的複雜性與治療、登記、認證等一系列死亡資訊收集步驟相關，斯通告訴澎湃新聞：“許多與高溫有關的疾病患者不會去醫院就診，而與高溫有關的死亡要求屍體到達醫院後核心體溫達到40攝氏度——如果溫度在運輸過程中下降，則會記錄另一種死亡原因。”

在現實中，醫生和驗屍官在填寫死亡證明時，未必能充分考慮高溫的間接影響，許多官方的高溫死亡記錄幾乎只考慮中暑這種顯然的疾病表現。

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大多數與高溫有關的死亡並不是由於中暑。高溫帶來的更大危害是對心臟造成壓力，尤其是對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因為身體的冷卻機制在用力過猛時會對心血管造成壓力。這就像腿腳有問題的人卻還要奔跑趕公交車一樣，肯定會出問題。

華盛頓大學全球健康教授克裏斯蒂·埃比（Kristie Ebi）以新冠為類比來描述高溫無法被完全記錄的情況：由於檢測手段的有限性，許多與新冠病毒相關的死亡病例只能被歸因于高血壓或糖尿病等並發癥；同理，如果死亡與高溫有關，醫生需明確記錄，然而，許多高溫引發的疾病（如心臟病）可能被記錄為主要原因，而非高溫。

1995年，熱浪侵襲美國芝加哥，氣溫連續多日超過38攝氏度。那個夏天，官方記錄中只有465例熱相關死亡，但當研究人員將當時的實際死亡人數與歷史同期的平均死亡人數相比較時，發現約有700例超額死亡，多出來的部分很多都被歸因於呼吸衰竭或心臟驟停。

“我們在計算高溫死亡時只會考慮中暑和熱相關疾病，這可能忽略了因高溫加劇原有健康狀況而導致的其他死亡。”克裏希娜認為，“核心問題在於死亡登記的完整性（農村地區的登記率可能特別低）和歸因指導標準的嚴格性。”此外，對於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説，可能根本沒有數字化的死亡記錄可供查詢。

如何提高高溫致死數據統計的準確性？在不同情境中，超額死亡率逐漸成為一些研究者的優先選項，它的要點是將特定時期的實際死亡人數與歷史同期的預期死亡人數相對比，把高溫放進公共衛生系統和社會歷史的縱向發展中去把握。

“這能更準確地反映（高溫）對死亡的影響。”克裏希娜評價道，儘管它也有局限性，“超額死亡人數通常僅在熱浪發生幾週後才能核實，因為死亡登記與死亡發生的時間通常是錯開的，比如在印度是21天。此時，這些數據就無法協助政府提供即時的應對措施，只能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如何為下一次熱浪做準備。”

無論如何，對高溫死亡的統計不斷嘗試和優化，意味著將氣候變局納入全球健康語境的努力，不再忽視極端高溫對健康的巨大影響。倫敦衛生和熱帶醫學學院的薩裏·科瓦茨（Sari Kovats）對此表示：“沒有完美和絕對的方法來衡量與高溫相關的死亡，其結果取決於所使用的方法以及數據的可用性和品質。”

如何減少高溫死亡

父親過世前，羅瀟並不了解父親在工地上的工作狀態，父親也從來沒有同她提過工作的困難或辛苦。在電話中，他往往只簡要地講講當天做的事，分享些當地的風土人情。羅瀟有時會在電話裏叮囑父親“注意一點喔，天氣這麼熱”或者“去高的地方要小心”，但這些“都只是口頭上的”，她對施工環境和設施並不了解。

父親去世後，她開始經常看新聞，每年夏天都會關注與中暑有關的消息。她逐漸意識到，基本的高溫應對和保障措施對普通人而言不可或缺。

“工作時長上得有控制，天氣很熱的時候真的不建議開工，工地上做事的人大多數年紀偏大了。”羅瀟列數著，“工地老闆也應該多準備一些解暑的東西，在空曠地帶工作的時候，遮陽的場所特別重要。”

2012年，國家衛健委就發佈了《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要求用人單位根據氣象預報調整作業時間，配備防暑降溫飲料和藥品，以及發放崗位津貼；勞動者因高溫作業引起中暑，經診斷為職業病的，享受工傷保險待遇。

但規則從紙面走入現實的過程仍難免曲折——譬如，囿于用人單位的不配合、未在48小時內死亡、能進行職業性中暑診斷資質的機構數量有限等客觀條件，羅瀟為父親的職業病認定奔走了近6年，直到最高檢察院介入，事件才最終獲得轉機。但改進終究在緩慢發生，羅平的不幸悲劇激活了四川首例“職業性中暑（熱射病）”認定工傷的法律適用規則。

據《極晝工作室》報道，根據近年公開數據，我國一些地區每年報告的高溫中暑病例達幾百人，僅有個位數申請職業病診斷。有律師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説，只有出現重症，無法工作、需要入院治療，甚至死亡時，工人才會想到工傷認定。

長期關注高溫下戶外工作者生存狀況的社會學者于坤告訴澎湃新聞，包括外賣騎手、快遞員、環衛工人、建築工人和農民在內的戶外工作者的絕大部分一直處在被忽視的狀態裏。

“雖然我國政府和相關部門一直在努力改善勞動者的勞動條件和健康保障，但在應對夏季極端高溫對健康的影響這塊其實是不足的。比如説制定了勞動保護法規，那往往是勞動者在健康受到極大損害的情況下才會去起訴所在單位，而且取證過程也很難。”于坤説。

另外，相關部門要求用工單位提供必要的勞動防護用品和健康檢查等措施來保障勞動者的健康和權益。但是在實際執行情況中，並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實。

此外，公眾對高溫的認知度也不夠。“包括我了解的戶外工作者本人，也不覺得越來越熱的夏季對健康有極大潛在傷害風險。另外在我看來還有一個被忽視的問題是心理問題，極端高溫天氣下會更容易煩躁、焦慮、緊張和易疲勞，更容易發生健康問題。”于坤説。

要減少高溫死亡，不僅要關注勞動者權益保護，基礎設施和城市規劃、醫療和健康監測等方面同樣重要。城市中的綠地和水域，能夠有效降低城市熱島效應；高溫健康風險的早期預警系統，是高溫兵臨城下時的“第一道防線”。

中國版《2023柳葉刀人群健康與氣候變化倒計時報告》指出，2012-2022這十年間的城市綠地變化在我國總計避免了將近3.8萬人的過早死亡，28個省份的氣象部門在2022年向衛生部門共用了氣候數據，2022年熱浪和寒潮預警信號覆蓋人數達到3185萬。

全球範圍內，不少國家也開始整合氣象行動與健康預警系統。世界氣象組織也在各方面加強制定和部署警報的能力，包括更新關於熱健康警告系統的指南、開發極端高溫的標準化術語和定義等等。此前就有專家指出應該像給颱風命名一樣對高溫熱浪進行命名。

在應對高溫風險的各種努力中，對死亡人數的追蹤和統計扮演著基礎性的角色，其結果會直接影響人們的共識與行動方針。印度科學與環境中心城市實驗室負責人阿維卡爾·索姆萬什（Avikal Somvanshi）明確表示：“你需要知道這些數字，這樣你才能相應地設計你的基礎設施和政策。否則，人們會想，哦，印度是一個有14億人口的國家，去年只有300人死於中暑。但這不是真的。”

從長遠來看，應對高溫的行動必然要求綜合性的措施。克裏希娜認為：“隨著我們進入熱浪越來越頻繁和強烈的時代，建立有效措施來監測與高溫相關的疾病和死亡至關重要。這需要啟動全系統的響應，而不僅僅是關注衛生部門。”

對於所謂的“全系統的響應”，柳葉刀《全球報告》中説得更加具體，它包括增強全球和地方層面的健康與氣候變化研究和知識生成，完善全球、區域和國家層面的監測系統，以及將健康放在全球氣候變化行動的核心位置等。

父親去世6年後，羅瀟才拿到人社局的工傷認定書，有了終於結束的感覺。她找了一個地方，小小地哭了一場。而對於更多人來説，這本是可以預防的。“希望更多人重視高溫的危害。不要讓我父親的悲劇在更多人身上重演。”

（應採訪對象要求，羅平和羅瀟為化名）

實習生 陶天野 澎湃新聞首席記者 劉棟

責任編輯：李海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