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十二時辰》：催熱富饒輝煌的盛唐文化“霸屏”
作者：童薇菁
胡餅、細犬、不良人、《韓熙載夜宴圖》同款叉手禮、如出土舞俑“活了”的歌姬等等……近期，圍繞著網劇《長安十二時辰》的種種熱議，均是劇中這類俯拾即是的細節，對唐文化的細膩還原和無限貼近。鏡頭中，走街串巷的地圖式場景和織錦般綿密的市井百態，塑造了一個極其具體生動、富有煙火氣息的大唐都市。
唐朝，以其燦爛先進的文化，一直以來都是史書中最迷人的一章。《長安十二時辰》故事所發生的歷史節點——天寶三載，正是唐朝的頂峰時期。影像的創作，是否把握住了唐文化的精髓，成全了觀眾對這部分歷史的懷想？
在接受本報採訪時，復旦大學中文系陳尚君教授表示：“《長安十二時辰》對唐人的衣食住行、生活品質和文化品味有不少豐富而有趣的描繪，展現了貴族與平民生活的諸多細節。用考據的態度，來完成歷史影像的構築，實屬國內影視創作的不小進步，更是一次頗有探索意義的文化表達。”他一連用“開明、大膽、熱烈、先進”四個詞語來闡述盛唐的氣韻風貌，盛唐本身的富饒輝煌，以及它被賦予的歷史文化意義，值得一一品咂。
崑崙奴、胡旋舞都曾為流行文化符號
海納百川，是唐文化最迷人的特質之一。劇中出現的儺舞、胡旋舞，美食如胡餅、水盆羊肉等，都是熱烈擁抱外來文化後沉澱在長安日常生活中的跨文化結晶，這樣廣開國門，顯示出極大的文化自信。
唐代是一個胡風盛行的時代，其間中亞文化一度十分流行。裴铏《傳奇》中《崑崙奴》，講述了一個黑人奴僕成人之美的俠義行為。崑崙奴磨勒在眾人圍捕中“持匕首飛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頗具浪漫主義色彩。如今學界普遍認為，崑崙奴是從今天的東南亞或南亞，如斯里蘭卡（唐時稱獅子國）等國來到中原的，他們皮膚黝黑，在現今出土的唐人墓中也發現了黑人陶俑。
無獨有偶，《長安十二時辰》中也出現了一名崑崙奴——身份是長安地下城帶頭人的葛老。劇中的長安城內，不僅有來自西域行商的粟特人、傾慕唐文化的東瀛遣唐使，還有來自東羅馬拜佔庭的使節。當時，作為一個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長安被譽為“世界的中心”，有大量的外國人在此經商、生活。
“胡商身亡後遺産怎麼繼承、分配，都受大唐律法的專門保護。”陳尚君介紹説，唐朝的政治制度、典章律法、城市規劃、文化藝術等等都深受國際社會認可，甚至膜拜。
寶劍、駿馬是男人的“標配”
唐人尚武，寶劍、駿馬，是象徵他們精神高度的“標配”。李白有詩云，“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寶書玉劍挂高閣,金鞍駿馬散故人”……甚至“愛妾換馬”也是俠義精神的一種表達，在唐代蔚然成風。
詩人張祜也有以妾換馬的經歷。因與宦海無緣，張祜抱恨離開長安後身無分文，不得已以隨行小妾換了一匹坐騎，便作了這首《愛妾換馬》詩，“休憐柳葉雙眉翠，卻愛桃花兩耳紅”，英雄落寞的情懷蕩然紙間。
唐代男兒有很多慾望和夢想，富貴的、財富的、情愛的、功名的，都很入世，最大理想是為皇帝治理國家的慾望，成為英雄的慾望。李賀《夢天》：“玉輪軋露濕團光，鸞佩相逢桂香陌。”其中就包括了長生永恒，男女情慾等各方面的夢想。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那種肆無忌憚的耀眼和張揚，也是唐文化的深刻標識。
無怪乎人們的“盛唐情結”，這樣的一個熱情開放、文化鼎盛的朝代，能夠獲得很多人的認同感。《貞觀長歌》《貞觀之治》《大明宮詞》《武則天》《妖貓傳》《刺客聶隱娘》……唐代題材的影視劇創作不在少數，積累至今到了《長安十二時辰》，確實是一次值得點讚的嘗試，從美工、道具和服裝均展現出對唐代歷史的高度致敬。畢竟，學術書本上的研究和影視圖像的還原是兩碼事，要將優秀的唐文化復刻出來，還需從業者更加用心。
唐代女子並不真正“開放”
《長安十二時辰》展現了一段長安市民街頭的“追星”現場。劇中，大唐著名歌手許鶴子（原型“許合子”）的表演引起轟動，百姓們跟著許鶴子唱起了李白的《清平調》。陳尚君認為，估計李白寫這三首詩，就在天寶初年，但內容涉及皇帝的私密生活，當時還不會流傳，民間傳唱應該在此後許多年。“當時，李白已有了一些名氣，較為活躍，而杜甫才剛剛開始出名。”詩詞的流行是一個從貴族階層到平民階層流動的過程，歌女們熱衷傳唱當紅“爆款”之作時，老百姓還未必太在意作者是誰。
唐代社會是一個士族社會，講究門第階級，貴族與平民的生活大相徑庭。貴族們有充分的條件鋪張享受，如大詩人白居易就坐擁豪宅數千平方，養馬、養鶴，有私人專享的歌舞班子，喝茶、飲酒都有極致考究。平民百姓也有屬於自己的精神享樂，比如上元燈節看表演，又比如“觀公孫大娘舞劍器”，種種都是唐代豐富文化生活的真實寫照。那麼在開放的盛唐，女性地位比起其他封建朝代都要高嗎？這種觀點在專家看來並不全面。至少，貴族女性和民間女子在婚姻上的主動權，完全不同。例如，《唐傳奇》中就描繪了很多非士族階層的民間女子及她們人生的悲歡離合。尤其是當她們與士族男子相愛後，就要開始經歷種種磨難——下層女子與貴族男子因情而愛，並不在婚姻之內，婚姻仍舊必須講究門當戶對。
直到中唐以後，社會風氣才開始發生變化。唐代詩人杜牧的祖父杜佑位居“宰相”，是當時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不顧家人與社會輿論的反對，堅持將一位妾室扶為正妻，並且在其死後親手為她作墓誌銘。“安史之亂後，唐代的士人階層開始有了鬆動，社會結構發生變化，不少將軍通過獲得軍功進入政治中心。原本絕不可能成為正妻的這些草根女子，開始有了新的人生。”陳尚君説。（童薇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