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瘤狙擊手林松和他的神外“蛟龍突擊隊”

發佈時間： 2018-07-11 14:16:00   |  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   |  責任編輯： 張豐

▲手術前,患者的妻子在丈夫手上寫下一行小字,林松用相機將其記錄下來。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林松嚴格遵守手術流程,堅持以最佳狀態做好每一次手術。

▲工作日每天早間的查房成為林松詳細了解患者病情的重要手段。

作為神經外科的醫生,做出每一項診斷、提出每一種治療方案,他都要理性地思考和權衡;但在和患者共同做出最終決策之前,他也會問自己一個感性的問題:“如果這是你的父母,如果這是你的孩子,你準備怎麼治?”

患者和家屬是最不可或缺的戰友,“我們必須真誠地對待患者,和患者站在同一戰線、同一立場上,這樣才有可能打贏那些惡戰”

“你看過《紅海行動》嗎?神經外科四病區這個攻堅團隊就好比裏面的蛟龍突擊隊,面對的都是最凶險的敵人。”大徐(化名)是個“軍迷”,同時也是在北京天壇醫院(下簡稱天壇醫院)神經外科就診的一位患者,他的主治醫生是四病區主任林松。套用大徐的比喻,林主任應該算是這支“突擊隊”的“隊長”兼“狙擊手”。

腦膠質瘤、高難度深部腫瘤、中樞神經系統淋巴瘤……這串常人看來陌生而恐怖的疾病,就是這支“突擊隊”對抗的“敵人”。腦膠質瘤俗稱腦癌,因手術風險高、治療難度大、患者生存期短等特點,多年來一直讓人聞之色變。

林松從不諱言“敵人”的兇惡。“如果把人的顱腦比作一個圓形的靶子,我們接診的不少患者,他們的腫瘤長在靶心處接近十環的要害位置。”林主任告訴記者,“實施手術時,既要盡可能徹底地切除腫瘤,又要在最大程度上保證患者的神經功能不受損、少受損,難度確實極大。”

“讓有需要的患者都能看上病”

楊凱元,目前在首都醫科大學讀研究生二年級,他和同學李銘孝、師兄黃偉一樣,都是四病區這個“戰鬥集體”的年輕血液。係好白大褂上的最後一粒扣子,“衝鋒號”也就隨之吹響——早上7:50,他們幾乎同時從門診樓滿載的電梯裏側身擠出來,隨即被候診的患者和家屬圍住,急著要加號的患者甚至拉住了他們的衣袖。

“只要有需要,林主任一般都會給加的;在神經外科,首診重要、手術重要,術後復查和治療也同樣重要,所以只要來了,都得儘量讓人家看上病。”黃偉説話時語速很快、帶一點南方口音,但吐字和表達卻非常清楚,這是他在四病區這些年與患者溝通練出來的。

清晨到崗,做好下周的手術安排,林鬆快步趕到門診樓,在電腦前坐定,迎接當天的第一位患者。

“看你這片子挺好的啊,沒有復發。”林主任先開出一粒“定心丸”,女患者一直緊皺的眉頭散開了。“但是看化驗結果,內分泌系統還是受到了影響,接下來要把藥量調整一下。”林松向患者解釋了她近來身體出現不適的原因,提醒她每次來神經外科復診都要連帶著做內分泌方面的檢查,又把調整後的用藥方法復述了兩遍。一旁的楊凱元快速地在患者的病歷本上記錄著。與此同時,李銘孝開始換片子並介紹下一位患者的情況。寫好病歷,楊凱元幫患者把各項檢查結果收進裝影像報告的袋子裏;女患者道謝出門時,李銘孝也跟了出去,交代她一些復查、用藥和日常生活方面的注意事項。

林松和年輕的助手們連軸轉、打配合,環環相扣、爭分奪秒、一刻不停,從首位患者就診到第二個患者進門,整個過程用時4分鐘。

“很多患者都是千里迢迢過來看病的,我們必須提高效率,無論手術還是門診,要質也得要量,既要儘快幫每位患者把問題解決了,也要讓有需要的患者都能看上。”

林松出門診時,很少喝水,能省的時間都省出來給患者;但不能省的環節,他一個也不會落下。這些必備環節,既包括了解病情、查看片子和各項檢查結果、提出下一步的治療方案、開化驗單、開藥等等,也包括用安慰的話語甚至小小的玩笑來緩解患者的焦慮。

“林主任,就這片子,您給初步判斷一下,我媽這瘤子是惡性的還是良性的?”一個30多歲的男子陪著年近花甲的母親前來就診。兒子直勾勾地盯著林松,問話幾乎沒有停頓和喘息;媽媽則一言不發地低頭坐著。

“我看像良性的。”家屬説話急,林松答得也乾脆,“你這小夥子,哪有當著媽問這個的?”林松説完,男子有點不好意思,語速放慢了些,説在體檢結果出來前,已經覺得母親有些不對勁兒,“我媽一直是做小生意的,可是前段時間連賬也懶得算。後來查出這麼個情況,我在家就跟我媽説了,不管結果多壞,都要有心理準備。”

聽完他的描述,林松問患者,“您懶得算賬,最近是不是把錢都送人了?”這位臉色沉鬱的母親被逗笑了,説那倒還不至於。林松接過楊凱元開好的化驗單,遞給兒子,又囑咐他,“現在各項檢查都還沒做,下不了準確的判斷呢,你別先把媽媽嚇壞了。抓緊做完檢查,再回來找我看。”

從醫多年,林松最明白患者的擔憂、家屬的糾結,“現在國內的焦慮症發病率超過6%,在神經外科的患者和家屬中,這個比例還要更高。”因此,在林松眼中,一個合格的醫生除了用醫術治身病,也要靠溝通解心病。

“永遠站在患者的立場上”

一上午,林松問診每位患者的平均用時保持在4分鐘左右,但也有一兩分鐘“結束戰鬥”的。“看得快”常常意味著“好消息”。

“老爺子七十好幾了,3年前做的手術,能看出來嗎?”林松問楊凱元,小楊笑著搖頭。林松也笑,“啥毛病也沒有,老爺子安心回家吧。定期復查還得做,也別總大老遠跑北京了。”得知自己恢復得不錯,老人很開心,挺直了腰板説,“謝謝林大夫,我現在腦子挺好使,又能下棋了。”林主任接過話來,“以前總輸,現在總贏是吧?”

“這回不用你爸媽、女朋友陪著,自己就來北京復查了?恢復得挺好,指標都正常,傷口已經看不出來了,人也胖了,女朋友高興吧?”

“這種腫瘤術後3個月沒復發基本上就沒事了,按時復查就行。手疼、頭疼可能是過度焦慮引起的,回去記得讓閨女帶你瞧瞧心理醫生。”

“各項指標都沒問題,回去正常生活,該幹啥幹啥!”

“恭喜你,手術很成功!”

……

一段閒聊、一聲提醒、一句祝賀——患者的康復總能給這間節奏緊張的診室帶來短暫的輕鬆與巨大的快樂。

但也並非每位患者都有如此的幸運。

“看情況應該是復發了,需要手術。去麻醉科看一下,看完趕快過來,我給你們開住院單。小黃你去給説一下手續怎麼辦,具體的注意事項到住院部問崔勇主任。”遇到那些病情凶險的患者,林松會加快語速,指揮整個“戰鬥團隊”進入應急狀態。

12:18分,一位腫瘤患者的家屬幾乎是衝進了林松的診室。因為精神狀態不好、總是昏睡,患者當天沒有來。林松了解情況後説,“根據腫瘤的位置來看,手術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不是不能切除,但一旦切了,患者的生活品質會很差,很可能造成重度殘疾。”林松拿出一張紙,一邊講一邊寫下幾種可行的治療方案,並逐一分析利弊,詳細對比可能達到的效果和風險;他讓家屬把這張紙帶回去,和患者再商量。

家屬離開後,診室裏的氣氛有點沉重。“有很多患者都跟我説過,‘如果做完手術我整個人就癱了,那還不如直接讓我死了’。”林鬆開口囑咐身邊的年輕人:“所以我們選擇治療方案,永遠站在患者的立場上去考慮。”

“永遠站在患者的立場上”算是林松的座右銘。當天上午他接診的50個患者中,有年逾古稀的老人,也有剛滿14歲的少年;作為神經外科的醫生,他做出每一項診斷、提出每一種治療方案,都要理性地思考和權衡;這些年來,他也要求自己在和患者共同做出最終決策之前,問自己一個感性的問題:“如果這是你的父母,如果這是你的孩子,你準備怎麼治?”

對於林主任帶領的這支“蛟龍突擊隊”來説,患者和家屬是最不可或缺的戰友,“我們必須真誠地對待患者,和患者站在同一戰線、同一立場上,這樣才有可能打贏那些惡戰。”

幾年前,林松接診了一位中年男性腦膠質瘤患者,情況不是很好。患者的妻子話不多,但在醫患溝通的過程中,她對林松説得最多的就是“我明白,我承擔,我相信。”

手術正式開始前,護士在這名男患者蒼白的大手上發現了一行小字,“我和兒子等你回家,加油!”那是當天早上,男子被推上平車時,他的妻子含淚寫下的。

這短短的幾個字讓林鬆動容。事後,他在一篇文章裏寫道,“這是一對夫妻相濡以沫共同面對死神的諾言,這是一個幸福家庭對全家健康平安的期許,這更是對我—個普通醫者的無上信任和託付……感謝所有醫護人員,手術非常成功。蒼白的大手可以再次握起妻兒的手和全家的希望了。”

“找崔勇醫生”是四病區的常用語。

崔勇,神經外科副主任醫師。名字裏帶一個勇字,人卻溫和儒雅,戴一副金絲眼鏡,滿臉都寫著好脾氣。有患者回憶説,來找過崔主任很多次,從手術風險大小、是否需要接受放療到如何調整化療藥物,大事小情各種細節都跟他諮詢過,但好像從沒見他著過急。

在四病區“突擊隊”,崔勇扮演著“政委”的角色,和患者“戰友”溝通、必要時做思想工作,都是他的職責。面對採訪,崔勇説自己平時做的都是小事,但林松卻記得他們並肩作戰的每一次攻堅——

不久前,四病區收治了一位從雲南來的21歲男孩。手術很順利,達到了預期效果。但做完之後,卻發生了一件讓林松和崔勇都感到意外的事——小夥子不會説話了。

“檢查結果都顯示正常,不應該出現失語的症狀。”林松和崔勇分析原因,認為小夥子不是神經系統的問題,而是心理壓力太大了。“他在病房聽其他患者説過,切除腫瘤可能會造成偏癱失語,就給自己這方面的心理暗示。”林主任和崔勇商量,決定用暗示來治愈暗示。“我們給小夥子做了一次高壓氧,這個治療是促進功能恢復的,有些偏癱失語的患者也確實會用到它。”崔勇告訴小夥子,“你只要去做,馬上能好。”果然,小夥子接受了一次高壓氧治療,當天語言功能就恢復正常了。

在四病區工作的這些年,“政委”崔勇在醫患溝通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他強調最重要的是一顆真誠面對患者的心,“神經外科接診的許多患者都是危重症,他們如果失去信心,人一下子就垮了;所以我們要積極和患者、家屬溝通,建立醫患間的互信,還要給患者以希望,有了希望他才會配合你,才能取得更好的療效。”

“為了患者,我得再長點本事”

“長本事”是林松時常挂在嘴邊的話。

1979年,林松因父母一句“你就學醫吧,等我們老了也好有個依靠”,懵懵懂懂地考進了內蒙古醫學院。初入校門的他被醫學的博大精深“擊中”,從那時起,他見證了神經外科學的快速發展,這個見證的過程同時也是他不斷長本事、提升醫術的過程。

“我還記得最早的時候,患者之間流傳著一句老話,説‘進了神經外科,不是死就是殘’。”話糙理不糙,在那個年代,針對顱腦腫瘤的手術條件、治療手段都相當有限。

上世紀90年代初,林松從家鄉來到北京天壇醫院進修。從進修生到研究生、從研究生到博士生、從博士生到如今“教學生”,林松在“長本事”的路上步履不停、越走越遠。什麼叫有本事?林松給團隊定下的目標是,“別人不敢做的手術你敢做”,而且“別人做不好的手術你得做好”。

為了精準狙擊兇惡的“敵人”,無論每天工作有多忙,林松都要抽出一點時間練一組俯臥撐,增強肌肉力量,提升手部的穩定性和切除腫瘤的準確度。

此前,一位美國神經外科專家來天壇醫院交流,看到四病區開展腦膠質瘤手術的情況,感慨道:“你們做得真好,我們在美國怕出風險,很少切除這麼多。”翻看美國一流的神經外科雜誌上刊載的文章,一些專家也表示,在切除大腦中央區的膠質瘤時會切除一半,或者三分之二,殘留靠近功能區的部分。“類似的情況下,我們實施手術會盡可能地切乾淨,而且術後偏癱的發生率還比美國低。”林松自信地説。

做手術的本事並不能讓林松滿足。“有些患者的腫瘤已全腦轉移,根本不適合做手術;有些復發的患者免疫力嚴重下降,甚至承受不了大劑量的放化療,這時該怎麼治療?”臨床上發現的問題,轉化成了林松和四病區“突擊隊員”進行科研攻堅的方向。

今年元旦,一對夫妻倆抱著已無法走路的孩子小雨來到北京,挂了林松的號。林松還記得,在診室,小雨的媽媽淚流滿面,得知孩子患上的是喪失手術機會的瀰漫中線膠質瘤,而且已發展到最嚴重的4級,平均生存期只有6至8個月,這個年輕的母親絕望了。

林松和患者家屬溝通,問他們是否願意嘗試通過調節免疫功能的方式來進行治療。

小雨的父母同意了。林松帶領“突擊隊”打響了新的戰役——團隊有針對性地給孩子注射了一些對抗免疫抑制功能的藥物。

“打了大概10針之後,我們帶孩子出院回家,發現他可以從房間自己走到客廳看電視了!還有一天,我抱著他從樓下溜達回來,他跟我説‘爸爸,我想自己走著試試’,結果他居然一個人爬到了3樓!”對於孩子的變化,父親李祥至今還覺得難以置信。

經過近6個月的治療,小雨的腫瘤縮小到了原來的五分之一,雖然沒有完全消失,但症狀已經大幅度改善,“能吃了,這半年長高了有三四釐米,胖了4斤,眼睛裏又有光了。”

提起小雨,林松也掩飾不住地為這位小患者高興,“孩子第一次是被抱著來找我的,復查的時候是自己走著來的。”

目前,林松和他的團隊對20多例腦膠質瘤患者開展了免疫治療,小雨並不是唯一收穫良好療效的“孤例”,科研的結果最終能在臨床上服務於患者,這讓林松感到欣慰。

在國際上,最惡性的4級膠質母細胞瘤的平均存活期是16個月,而“蛟龍團隊”接診的此類患者平均存活期超過27個月。

比起個人成就與榮譽稱號,林松最在意的,是能不能把患者的生存期再提高一些,讓患者的日子過得再幸福一些;而最讓這個樂觀爽朗的內蒙漢子難過的,是經過全力救治還是難以挽留的患者。儘管在神經外科的這20多年早已見慣了生死,也知道包括腦膠質瘤在內的許多顱腦腫瘤至今還是無法治愈的頑疾,但每當有患者離開,林松依然會不可避免地自責,“我也安慰自己,我們盡力了,家屬也盡力了,但還是覺得自己沒本事。為了這些患者,我得再長點本事。”(記者雷琨　實習生黃偉)